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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感动人的小人物?
作者:老造永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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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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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4年级19岁女学生王容芬,站在上百万疯狂的xx兵当中,眼前的景象没有使王容芬迷醉和狂热,相反,她对比之后发现这与她所熟悉的德国纳粹行迹无异。9月24日,王容芬用真名真地址寄出一封退团信: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随后,她又用德文抄写了一份信带在身上,然后她买了4瓶DDT杀虫剂,走到苏联驻华使馆附近,服毒自杀。王容芬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反抗的消息传出去。但命运之神没有让王容芬死去,她被北京公安医院救了过来。被救活的王容芬在没有被审判的前提下被关押十年后,又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33岁的王容芬才被无罪释放。这十三年中,她从未屈服认罪。
她回忆道:他们非要知道我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我睡觉。审问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我?就这么折腾了我多少年,让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我?我的精神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我了?我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我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我戏弄他们。〞
“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绝食就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
转监到山西以后,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 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
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红灯记主人公)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
〝我妈不知道怎么给我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那本书我是看烂了。我是被上的背铐,所以吃东西都没法吃,扔一个高粱面的窝头,我就在地上啃,跟狗似的。就算是狗还有4个爪,人没有手怎么办呀,而且我是手背在后面,麻木的感觉难受极了。我也是傻,就当作是锻练意志,用舌头舔着翻书看。〞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时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1979年出狱后,王容芬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被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破格录取。之后,古道热肠的的费孝通先生推荐王容芬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王容芬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研究马克斯韦伯韦伯思想的专家,然后在某年6月她前往德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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