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在于,这里面有2000多年的积累,历朝历代无数大学士学习、讨论、创造了数不清的学问,而且都产生了影响;容易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受过国学的教育,也是生活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体中的。因而,但凡是个人,读了两句文言,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开始谈国学了;但如果是想做到著书立说,在学术界得到重视和认可,那可就太难了。没有创新,你不必去讨论它,但如果要有创新,你怎么能确保自己超越了这2000多年的大学士的总和呢,所以严谨严肃,都是第一要务,绝不能轻言。
但历朝历代也总有激进的学者是要创新言的,只不过目的总有些不同,有的借旧言办新事,有的是在故纸堆里发现新意,有的直接只是为了做学问。当然,这些激进的创新派,往往是被保守派所轻视的,尤其到了现在,可以说:都2000年了,就你聪明了?这确实让人没办法回答。
梁启超做过一本《先秦政治思想史》,另外还有一本《清代学术概论》。介绍了在新中国以前最早的文化兴盛期和最后一个文化期的思想活动。他特别介绍了清代的学者无聊,于是只好扑在故纸堆里搞研究,把历朝历代的书、句子、字,挨个的钻研,逐个检验,以辨真伪。所以清朝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创造贡献,有新思想的都是些野路子,尤其是不入流的南方人,还有像让学究们厌恶的陈独秀这样的革新者,他们是拼了命的嘲笑这些老古董国学的。但是历朝历代研究国学书籍,那是汗牛充栋的多。
汉朝董仲舒不说,独尊儒术之后的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学人就已经形成了辩论的风气。有一本书就记载了当时的状况,那本书叫《世说新语》。到了唐朝,魏征又组织人马搞了一本《群书治要》。先秦百家争鸣提出的各种论题,都会被后人反复的讨论,反复的研究。不过,从《世说新语》《群书治要》这种书中,你只能读到一些当时的人理解的更早的“国学”的观点。其实无论哪朝那代,也还有很多学者著书立说,那种书简直是太多了。现代的人,非专业学者压根就读不过来。所以像我这样的现代人,都只能读这种《世说新语》《群书治要》这种概略的书。甚至连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概论》都已经超出我需要阅读的范围了。因为读完了,其实也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只是作为纯粹的兴趣爱好了解古代人是如何理解更古代的人的思想而已。
所以,像远烟这样的保守派所说的意见,其实作为一般的爱好者,是没必要去搞创新理解的,因为我们对学术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我们如果出于兴趣,更多的是找工具书,反复对比而已。我们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新的见解。这我是同意的。
但,其实我也不反对像临窗这样的激进派,他要搞搞新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搞搞新意思,不为难一下学者们,其实国学就已经是一潭死水了。权威学者说啥就是啥,甚至有时候,有些学者狗屁不通,还不如一般的爱好者,就在哪里大放厥词,还借着权威的名号,招摇撞骗,总得有勇敢的学人去怼翻他。没有这样一股热情,我们也很难用现代的语言重新来理解国学,来重新构建现代语言的人文思想。文言文体系里无论有多少真知灼见,都被掩埋在文言符号里了。现代人的语言需要重新构建它,创新的解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需要新的语言国学,也需要合符常识的解读。新的语言世界,是需要更清晰的概念和逻辑的。国学要打开这样的空间,只有激进的学者才能开创。
临窗并非权威的学者,他努力所奉献的精力,在国学的殿堂里可能不会有任何位置。但我还是觉得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努力,打开国学这个封闭的房子的大门,让一些新鲜空气流进去,这样搞的人多了,才会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潮流吧。这已经和对错没有什么关系了,和傲慢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搞起来,活起来,大胆起来,打破禁区,打破权威,才可能有新的想法,哪怕不能改变旧的思想,但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诞生新的思想,有新的见解。
《世说新语》里写了大量魏晋时期学人辩论的故事,现在读来,十分像论坛里的辩论。只是那时候的人似乎比较诚实。理屈就承认理屈,甚至有的听讲座就会自认不如对方。现在论坛里是不读书的人教读书人怎么读书,不懂财务的警察教学财务的理解财务,对核知识完全缺乏的也能进行核污水辩护。我想都是多亏有了百度吧。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做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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