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指尖弹出盛夏 于 2023-12-11 19:17 编辑
倘你听我自称“关中老垛”，即可晓得我是个祖籍陕西的土包子，瓜兮兮傻大个儿，但这只是个口头语，从未见诸文字，却是我最爱说的。 对于关中，发达地区人们印象里常就一个“土”字，秦腔辣子羊肉泡臊子面西凤酒安红我想你是也。做为关中人的我以为不是没有道理。
秦人原是西方夷狄，长年为周天子做弼马温，任劳任怨仍不被视做诸侯。以后躬逢幽王荒淫，申侯引狼入室吊民伐罪破了镐京，偏安洛邑时把被犬戎占据的周原做了个空头人情，算做秦人的封地。 老牌诸侯的食邑是天子封的诸夏熟地，去了便可直接索取粮秣财货。秦、楚的的食邑却是自己打下来的，没有前辈血流漂杵，封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然则自此犬戎不敢正觑与之同宗的秦人，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秦人虽做了诸侯，仍脱不了沐猴而冠的嫌疑，夷狄的野性依旧，关东六国遂称家祖“秦，虎狼也”。 长安虽是汉唐之都，皇上却基本是外地人。先后有过江苏的刘邦，甘肃的符坚，山西的李渊等。“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指的便是这个史实。
历朝考中状元郎的极少有关中人，职务做得较高的关中籍大员亦如凤毛麟角。有人便说关中人沟子尖，坐不得高位。 首都虽在长安，未央宫大明宫葡萄美酒胡旋舞温泉水滑洗凝脂却只是来自外地的皇上、官僚和帮闲的专利。关中人自家只能在宫墙外烙锅盔，嚼辣子，喝烧酒，吼秦腔，种地纳粮，背着大刀片儿当兵。弼马温的家传却因茶马贸易的发达而消沉。
臭汉脏唐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往无前地走了东部，长安遂成了胡汉杂居之地。人民多为汉化的夷狄或胡化的汉人，野性遂得光大。庚子年陕甘军，中原大战冯玉祥部，长城、卢沟桥、台儿庄的西北军依然虎狼耐得苦战。 民初关中已类边鄙，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就是那时嚷出来的。只有一个纺织厂、一个面粉厂，百把盏鬼火一般路灯的西安人遂以八大城市市民自许。
然而大地方的人仍以“辣子是道菜，面条赛腰带，锅盔赛锅盖，凳子不坐脚下踩，小姑娘拿钱买，大姑娘不对外”的夷狄风俗小觑敝乡。既而学着我们的口音把我们叫“关中老垛”。“垛”是古关中话“大、憨”的意思，既含有对吾辈老实厚道的嘉许，也有对我们倔犟、土包子的戏谑，大体是公允的。 这个看法，近年得到进一步深化，就连天涯、六星的土产公知们都把我这个老陕叫“愚民”、“庸众”了。我听了只会瓜兮兮地打一哈哈。
解放以来，国家便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的人才移民关中，支援敝乡的建设。军工行业来的多是东北人，纺织行业来的多是山东人，大专院校、研究所则来自东部各地。这些口音各异的行业精英们喝了渭河的水就渐渐地陕化了，也成了关中人。 这样说的证据是：与发达省份相比，甚至与产生了不少煤老板、油老板的陕北相比，身为关中土著的吾辈，以及那些关中化了的外来人才，和我们长于纳粮当兵的祖先一样，思想怎么也解放不了，经济怎么也走不到前列。 尽管国家为陕西配备了许多其他地方政绩斐然的干部来当书记等长官，究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也不见得多大成效。 你可以叫关中老垛把匈奴撵到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去，也可以叫我们饿着肚子背着铺盖卷儿去修长城、挑运河，却不能改变我们议长行短、盼人穷、窝里斗、守法易治，有碗面吃便安生的风俗。难怪但凡中外友人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时候，身为主人的关中老垛总忘不了夸耀说：我们是最中国的。 奇怪的是关中老垛一出陕西，往往还能混得个人五人六。有的是实业家，有的是学者，各省市、各部委亦不乏关中籍官员。在电视里他们通常说醋溜北京话，但出不了三句，必露出家乡口音。每一听出，我便指着那些身着西装的汉子们向身边的人炫耀：他是我乡党！就像争得了几分面子。同时心中暗暗地想，倘把他们中的一半派回我的老家，或许老家就有可能腾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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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1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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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1 1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