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我以为应该简略说一下当时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古代哲人许多是不立文字,理论靠师徒口耳相传,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时条件不允许,造纸和印刷技术还没出现,不过到了中国的汉朝情况就有所改变,纸张已经出现,在东汉蔡伦的时候,植物纤维的纸张已经普遍使用,而恰在这时候,佛教从西域而来,一路东进,佛教的传播离不开译经,于是这下好了,大量纸张都用在佛经的抄写上,到了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成熟,这让佛经的传译印刷又提供了大大的便利,可以说佛教能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真的离不开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先秦诸子拿着简牍惜墨如金,到了汉唐,僧侣们拿着纸张自然不免是下笔千言滔滔不绝,现在看来中国佛教的经卷真是浩如烟海,话讲得多了,自然纰漏也多,古印度人本来没什么历史概念,僧人书写佛教史既无史学家的专业素养,也无史学家的道德操守,佛家人不打诳语吗?其实佛经“西天净土”、“极乐世界”何尝不是诳语?大和尚为将本门宗派发扬光大往往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如此世代层层累加,自然错谬百出而遗祸无穷。
胡适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革新,一方面也投身整理国故,很奇怪就这么开始钻研起禅宗来了。他不是佛教信徒,即使是精研佛经多年后,也不信佛,不过他也没打算拿着科学实证主义的放大镜去做学术上的福尔摩斯,跑到禅宗史里打假,他钻研佛教也是顺藤摸瓜,一不小心抓住了蛛丝马迹,遂一路探究下去,此去经年,他的优势是懂英文,去欧美诸国方便,伦敦、巴黎都去了,当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大批佛经被西方学者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盗取,一路辗转,被运到欧洲,引起中国学术界震动,赶紧加以保护,如今佛经保存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北京,藏有7000多卷,另两个地方各在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院里,伦敦藏有6500卷,巴黎2500卷。胡适在伦敦和巴黎研究过这些经卷,他在这里的重要发现是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两卷对话录,在巴黎发现了印证禅宗的《显宗记》,十几年的时光他自己整理一下考证禅宗的成就主要是:发现被中国禅宗奉为经典的六祖坛经是伪书,出自六祖惠能的后人神会和尚。另一个是隆重推出历代不被人看重的菏泽神会大师,中国“见性即佛”的禅宗之开创者并非惠能而是神会。当然他还有许多发现,比如认为佛经很多都是伪书,太多太多,但胡适他毕竟精力投注不在于此,无心深究。
我对胡适何以穷十几年时间考证禅宗倒有几分奇怪,仔细阅读他有关禅宗的书籍后,感觉有三个方面原因:一个是胡适推动白话文运动,自然不免追溯中国白话文的历史,而中国的白话文起源就跟佛教传播有许多联系。一个是历史上神会和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挑战北宗权威,百折不挠,这份精神让胡适深为感动。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胡适并不欣赏来自印度的宗教文化,佛教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影响胡适有些不忿,所以南宗以见性即佛的顿悟法门推翻主张渐悟的北宗,在胡适看来不啻是中华文明的一场保卫战,足已为之欢欣鼓舞,佛教这股激流从此转向,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彻底收复,成为一种被“中国化了”的宗教。
中国佛教自东汉以来的传播,一方面走与帝王“联姻”路线,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帝王支持各方面都如虎添翼,建寺、刻经、传道各方面都可以得到经济支持,得到事半功倍之效,但另一方面,佛教要传播毕竟也要面对民间,要向普通的文化水平很低的百姓宣传教义,佛经传播则不可避免要走通俗化道路,佛教白话文的推广就这样水到渠成。胡适在研究佛教白话渊源时有陈寅恪的一篇文章成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陈寅恪考证鸠摩罗什对佛经的翻译,认为自鸠摩罗什以后僧侣用白话文翻译佛经,随着盛唐时期佛教的推广,佛经地位的尊崇,都使白话文对唐代文学及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再者佛教的传播,除了译经,在传诵佛经时采取的阅读方式--“梵呗”,让佛经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便于民间流传,如此也使得白话文深入人心。 佛教传到五祖弘忍,产生分化,一支是神秀,就是写“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那一位,大家都知道,一支就是文盲惠能,结果他写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被弘忍看中定为传人。神秀后来开创北宗,在武则天时代得到重视,在他九十高龄时被请到长安说法,他的弟子将他奉为六祖,北宗的势力在武后时期达到顶峰。惠能遵师命南下传道,创立南宗,多年后出了个弟子神会,一心要推翻北宗,这时神秀已经去世,他神会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和尚了,但他还是跑到长安,一人单挑北宗权威,证明惠能才是六祖,结果被赶了出去,一度贬谪,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安史之乱时,他协助皇帝筹措军费,大获成功,后来被皇帝奉为国师,从此南宗一举击败北宗,确立其禅宗正统地位,北宗自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是胡适在伦敦博物院参阅佛经时发现的。胡适对禅宗的考证很大篇幅都是对神会的研究。说到底,我以为他在阅读神会事迹时有自己的精神投射,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白须飘飘的神会在滑台大云寺说法时挑战北宗,面对质问,慨然不惧,昂然道:“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谓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 胡适大为赞赏,以为有一种“搏狮子”的气概,将这两篇神会对话录视为战斗性文献,而他自己推动白话文运动,面对各种阻力,一路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居功至伟,神会这种单挑北宗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不正是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精神写照吗?所以胡适考证神会,篇幅既多,笔下又常带浓厚情感,正是这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那么抵制传销?嘿嘿,其实传销的方式就相当于一种宗教,它强力灌输给受众一种从天而降的自信心,在每个人自卑、烦忧、痛苦的心灵深处注入一剂强心针——原来我是宇宙之王,于是草民云起而影从,若成燎原之势不可想象,所以***将传销当邪教处理,下死手镇压。一种宗教若能够风行,必然存在这种强心针,即信仰可以速成。比如禅宗的见性即佛,路德新教的因信称义,都是如此,如同给信徒开了一条免费的直通电梯。不如此,谁来玩信仰啊?总体上胡适是否定佛教文化的,认为大部分都是伪书,他将印度唯识宗、密宗视为下流宗教,因为从此佛教变得烦琐起来。胡适道“这种心理学把心的官能和心的对象等分析作六百六十法,可算是烦琐的极致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吃不下这一帖药,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够表现这种牛毛尖上的分析”。佛教传到中土,教理烦琐,歧义甚多。现在学者如方立天等辈谈起佛教中国化,第一站就要谈道安,何也?只因道安开始谈顿悟,第一个厌倦了烦琐的佛教说法,他的顿悟开了简易宗教的先河,再后来达摩到少林寺开始苦修,他不谈其他佛经,只认四卷楞严经,再到惠能不谈其他,只谈心,旗幡不动是心动,谓每人都有佛性,可顿悟而速成,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到神会,干脆不打坐、不念经,不拜佛,说“不起妄念,就是修行”,如此中国佛教一步一个脚印,一路乾坤大挪移,将原生的印度佛教千磨万击,打造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宗的要旨胡适以为无非“自得”二字,人生问题只要探究本心,无需外求,胡适当然为之欢欣雀跃,谓之中国宗教的一场浪漫主义运动,认为靠的是中国本土文化血管里天生的抵抗力,才避免了一场灾难,而禅宗对于印度宗教这种简易化的改造,标新立异,与自己针对传统古文所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此两者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是贯通一致的,所以胡适才投注许多心血,悉心考证,为禅宗的崛起而鼓与呼了。不过胡适对禅宗也并不看重,以为破坏大于建树,教理过于浅显,尤其后来流于主观,再再往后,呵佛骂祖、吃饭睡觉道在屎溺的全都来了,所以到宋明时期理学崛起对禅学加以融汇和修正是必然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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