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哲学可以使人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凡是试图指证他人是什么东西的哲学都是伪哲学,是非哲学。 所以,哲学都是从反思自我开始它的历程的。哲学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哲学在其思考时,都是面向自身的沉思,言说,追问,与实践。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追问自己是什么东西。回答不出来或者回答错了,不等于自己不是什么东西。回答对了,也未必是好东西。这是哲学的不确定性,也是人生的不确定性。
哲学的第一课就是,一定要反思自己,反思給自己带来愉悦。反者,返也,道之动也。从高高的天上,返回人间,再返落自身,再返入内心,直至心外无物,无物不备于我。
当斯时也,主体精神的我与客观肉体的我合二为一,与天地参。这时我难以知道自己是谁,一会儿以为我是蝴蝶,一会儿以为我只是蝴蝶的一个梦。既已心外无物矣,从心这端看万物,万物皆是我心投射的表象;从任何一物的视角回顾自心,心不过是万物的影子,是任何一物的影子。所以,我的心投射到蝴蝶则我是蝴蝶,而蝴蝶也以同样的理由视我为它的梦。
庄子的这个富有文学色彩的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有哲学的一个纲。哲学在其形而上处,都与庄子的蝴蝶梦同构同源。佛教观一切有,观一切空,观一切非有非空,直至最终观阿赖耶识,或染或净,不断两边,不得究竟。唯心论也好,唯物论也罢,在形而上处,无法确切分清实在论与观念论。基督教的终极是上帝,上帝是宇宙的开端,然而上帝本身又是不确定的,一会儿理性,一会儿唯意志论,上帝本身就是彼此相反相成的存在。
心与万物互为隐喻,彼此以为梦以为幻,即自我有其不确定性,这是哲学的第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不管读没读过哲学文献,他或者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成为哲学家,因为他或者她都会多多少少怀疑自己甚至怀疑人生。只要有不确定感,那就会是哲学家了。
对于这第一个核心哲学问题,世界历史上有两种解决思路。在解决这第一个问题时,带来了第二个核心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是"确定性思路"。自我本来是不确定的,但是,可以形而上地假定存在一个确定性,进而在这个确定性基础上思考人生。第二个解决方案是"不确定性思路"。
所谓"确定性解决方案",其一以柏拉图为代表,其哲学是从大到小,从远及近,先确定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而后推演出国家,阶级,最后直至个人。这个思路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另一个确定性思路"的方向与柏拉图相反,先假定自我是确定的主体,自我有选择的自由,最终走向某一种正义的状态。这个"确定性思路"也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我到哪里","我是谁"。
人生的三大问题,西方哲学的确定性思路的每一种方案只能同时解决其中两个,因此这两种方案之间就留下一个空隙,或者说这三个问题之间存在裂痕。这种情况自西方历史开始起就一直存在着。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大部头哲学都是在努力扩大或者弥合这道裂缝。
西方传统文化里的这种裂是出乎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构造。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存在这种断裂。中国文明之绵延数千年不绝,绝不是来自侥幸与撞大运,而是它的内在结构的自然结果。与西方文化的"确定性思路"不同,中国传统方案是"不确定性思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不是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人与天地参。这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是阐释的循环。打个比方,读古文时会遇到一些字不易确定其含义,这时候需要训诂。要确认一个字的含义,首先要确定整篇文章的主旨,而这篇文章的主旨却与这个字义有关。这个字义和这篇文章的主旨都是不确定的,经过一些特别的技术,最后却能得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这个过程类似微积分的δ。
在解决第一个核心问题时,西方传统文化遇到了结构性的裂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遇到了模糊性。这就引发哲学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我与世界的关系,即我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
西方为了解决其传统裂痕,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即,我在……之中。这个"我在……之中"模式,实质上是"我是谁"的一个视角转化。"在"与"是",这两个哲学用语翻译成汉语时与其在其母语中一样有些莫名其妙,也就是说西方这个"我在……之中"方案仍然存在裂痕。这一次的裂痕出现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或曰两个国两座城里。中国传统则只是走了地地道道的世俗化道路。
第一个不确定性问题产生时,是自我面对世界。第二个核心问题的产生时,是自我在世界之中。西方哲学史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历史。中国哲学的传统自古以来巅峰耸立,时间流逝,一直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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