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热了,我光着膀子,空心穿着条黑色沙滩裤,摇着把很有些年头的芭蕉扇,徜徉在北四环林荫道上。
忽然有车身边停下,下来俩白衬衣、打领带的人,急赤白脸请我上车,说有个会马上要开。到处找我不着,原来在这里。
刚在副驾位坐定,后边递来一纸公函,明日还有个会,仍要我出席。
我生气地问什么人定的会期呀,不早不晚,全在周末。没人回答,只得作罢。
我厌恶大的、中的、小的,包括聚会、宴会在内的一切会。十回有九都是虚应故事或走个过场,费时劳神,再可恶不过。
不止一次我在心里诅咒,何时有个位高权重的有识之士动议,把人类历史上头一个发明开会的人铸成许多秦桧那样的铁像,搁街边做垃圾桶。
稀里糊涂进了会场,见到许多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完全陌生的面孔。人人正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便有人与我握手,用英语、似曾相识的斯拉夫语和完全不懂的鸟语与我寒暄。
我被安排在头排正对主席的座位上。主席是个口音很重的苏格兰人,他开始讲话,好像要大家表决通过对一位又黄又瘦,病怏怏的女士的任命。
想都没想我就举手同意,忽然悟到此刻正光着膀子,背对着百十号与会者。
只得硬着头皮,装出气定神闲的样子缓缓站起,不紧不慢朝边门走去。一边念叨自家其实并非光着膀子,是穿着件只有没读过David Hume的《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庸众才会视而不见的皇帝的新衣。推开门,进了休息室。
休息室空荡荡的,两个老外靠窗站着,端着咖啡低语。喜出望外的是这儿有个通往户外的玻璃门,一笑就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