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有些懵。再看这段描摹:“芝加哥自然是白色的,白得孤单,白得淡漠,好像一片寂寥的无边盐湖,偶尔倒影出一个个分离的渺小的人影……”
“黄”与“白”的色泽、色调对应,忽然就有了情绪和思路。原来,行走在寂寥俗世,行走在异国他乡,纵然隔着曾经的不堪、叛逆与倔强,胎记本源、宗脉印记依旧是深处的渴求和慰藉。像女主剖析的那样:“我们都因这致命的需要而强硬不了。”
这,或许便是国人的相处:打断骨头连着筋。很多记忆,也由此翻腾起来……
因了日子的荒寒和祖父母的偏心,我父亲四兄弟之间关系很糟糕。可谓:三天一小吵,十天一大吵。最严重的时候,大打出手到村干部调解也是有的。
父母省吃俭用加上多方借贷,总算搬离了祖宅。父亲说,不愿女儿们在战火环境下成长。我自然是欢欣鼓舞,以为从此跟“那边”再无关联。亲不亲,子不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我的想象。先是二叔堵在我父亲下班的路上,说,“大妹遭欺了,你管不管?”于是前一刻还横眉冷对的几兄弟,忽而同仇敌忾起来,气势汹汹“杀”去了我姑妈家。母亲转述时,满脸喜气、无比骄矜,说,“我家的姑娘,是好欺负的么?哼!”
“我家的”?这词撞得心旌荡漾,安全感、归宿感和荣誉感顿生。搞笑的是,齐心协力给我姑妈“撑腰”之后,父亲的几兄弟继续互不往来。倒也没再起什么冲突。不知是意识到亲情血浓于水,还是农村经济终于不太糟心的缘故。
接着,二叔建房造屋受重伤,是我小婶和姑父输的血。二婶自己的血型不配,又“买”不起血库的,只能无奈求助于“家人”——这些曾纠纷不断,陷入僵持局面的至亲血脉,纷纷撸起胳膊查验匹配血型。
因为营养补给不上,我小婶大量输血后,噌噌噌胖了起来。用最新的医学观点看,应该是贫血性肥胖。昔日的农村,这病较为普遍。我曾问过小婶,你后悔过吗?她笑笑,说,后悔啥呢?你二叔若死了,拖家带口的咋整?
再后来,爷奶去世了。我父亲也老了,脑溢血致语言障碍,病休在家。
有一天,收菜的商贩来了。各家各户都在忙活,独独我三叔不务正业,跟几个闲汉麻将玩得嗨。我父亲颤巍巍走了去,伸手掀翻了桌子,气势汹汹瞪我三叔。三叔愣了几秒,赶紧站起身,回家割蔬菜去了。那是农家菜卖得最好的一天。也是第一次,我读懂了一个词:长兄如父。
到我三叔生病住院,家族子侄辈轮换,送饭、陪床,出钱、出力,井然有序。只我三婶被我小婶训斥了一顿。因为她言辞不当,问及,“今晚该谁了啊?”
小婶恼怒责她,说,子侄辈谁“该”?无非是看你残疾,一家子于心不忍,替你承担了责任。三婶哦哦连声,再也不敢多言。但我小婶刀子嘴、豆腐心,在外人面前却又最护我三婶。我母亲也是如此,一边气恼我三婶,一边送吃的穿的。
“嫂嫂,嫂嫂——”二婶的声音从院外穿透,接着是臃肿的身子挤挪进屋。这是我回乡下总能听到、看到的场面。二婶便总献宝似的,跟我母亲传递讯息,“养殖基地那边,有损裂的鹅蛋,特别划算的那种。嫂嫂你要不要?要的话,我让人给你留几十个?”
我母亲怪她从前打架斗殴时曾有殃及女儿们的地方,便总是一副阴晴不定爱搭不理的样子,对我二婶的明显献殷勤,有时候接受,有时候不接受。我二婶却似乎早已忘记了恩怨前情,依旧满腔热忱地往我母亲跟前凑。
我们也劝母亲,说,大家都穷的日子,抢一树一苗、田边地角的,有些争执、打斗也正常,何必计较一辈子呢?我母亲咬牙切齿,恨恨地说,我偏要计较。却也并不拒绝二婶上门。这两妯娌之间,大约便是如此相处模式了吧?但我又想,真要有“外敌”入侵,我母亲估计会义无反顾站到我二婶这边。
是的,东方文化浸染下,国人普遍内敛,爱得深沉,也克制。诚如《吴川是个黄女孩》里,女主在血脉亲情的隐忍和碰撞中试着正视自己,矛盾的,卑贱的,冷漠的,敏感的,多疑的,自尊心强的自己,终究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和其母黎若纳和解。
亦如,叫嚣着“我妈欠你,我又不欠你”抗拒其姐监管抵死叛逆的吴川,顶着满脑袋伪金发一头堕入波西米亚氛围的黄女孩吴川,却在得知其姐超市受折辱后以近乎暴戾的方式替姐“报仇”——用木棍把女经理的后脑勺打开了花。
他们总不无鄙夷,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然,正是这看似的“一盘散沙”,终究聚合起来“拧成一股绳”,以血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抵挡住了他国的觊觎和铁蹄践踏。
因此,论及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我更倾向于另一句: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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