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艺术百家》）
新版《文化苦旅》是沉凝的青褐色封面，厚厚一本，手感十分沉实。翻开一看，良好印象立刻推翻：宣传语说与旧版相比，五分之四的篇幅是更换过的。看了才明白，“更换”并非新写，而是把余秋雨别的集子里的散文挪了过来，确切地说，所谓“新版”，应是余氏散文精选集才对。这个事例再一次提醒我，“广告”这东西，好比热恋时的情话，利益前的许诺，是最靠不住的。
余秋雨的作品，特别是建立起他赫赫声名的前两部书，我读得很熟，因此光看标题也知道新版的水分有多大。《黄州突围》是《苏东坡突围》，《山庄背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宁古塔》呢，就是《流放者的土地》了。出版社要出选集，余先生要出自选集，原是人情之常，但在篇名上改头换面，目录上暗动手脚，反而显得不坦荡，让读者有上当又被嘲弄的感觉。
要说此书全无新意，也不尽然。《杭州宣言》等一两篇似乎是后来写的，颇有见地。《道士塔》《莫高窟》《抱愧山西》等不少篇目有增删，甚至有基本观点的更易。总体上，新版的姿态放低了，立论更保守，文字较收敛，除了自我辩护的那几篇外，有全线后撤的架势。这与余秋雨的年龄、阅历有关，与越来越显赫的地位和名声也不无关系，与正反两方面舆论的挤压与牵引更有莫大的关联。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仅从文学的角度，我觉得负面的成分居多。
余秋雨之所以成为余秋雨，与他潇洒华瞻的文笔、浓酽饱满的情感、大胆新锐的思考分不开。三方面结合，成就了才气纵横、酣畅淋漓、浑厚飘逸的才子文。《遥远的绝响》《乡关何处》《风雨天一阁》《上海人》《笔墨祭》诸篇皆是灿烂之作。《射雕英雄传》里有“五绝”的设置，我借来形容（我个人认为）五位散文界的顶尖人物：张爱玲机俏流丽、华美矜持的“流言体”可当“东邪”，鲁迅的沉郁深刻、不留情面可为“西毒”，余秋雨的山河浩荡、沛然宏阔可称“南帝”，柏杨的嫉恶如仇、泼辣爽利可算“北丐”，“中神通”则为幽微淡远、清静博大的周作人。
与此五人相较，冰心、朱自清失之清浅，徐志摩、余光中中西合璧而不能消化；苏青过于俚俗琐碎，李敖太过剑拔弩张；丰子凯、梁实秋、孙犁朴素简净，境界空明，而终不及路数近似的周作人冲淡圆融，手挥目送。三毛流浪四方，猎奇多过豁达；何其芳精致浓丽，自怜多过自省。郁达夫的游记写得像宋词一般优美婉约，但未脱出唐宋明清同类散文的笼罩，烟雨迷离后是一种原地踏步的怠惰和懒散。林语堂的名士气、“畅销书”味太重，许多篇章像是在中美间做文化普及，涉猎甚广而不够深入。钱钟书随笔老于世故，机智隽永，妙语如珠，不过一个作家，在散文这种最“贴身”的体裁里，仍与自己拉开这么远的距离，不露喜怒，不含温度，着实太冷静了，有实验室里显微镜的冰洁清凉。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一脉，小说本身就非常散文化，散文再要如何突破便成了难题。汪曾琪得到晚明小品文的滋养，还能写出闲逸家常、剔透亲切的质感，沈从文则受困于他拖沓笨重的长句，在文体上暴露出尾大不掉的危机——不比小说，还能靠起码的情节和可爱可敬的人物来分散注意力。即使是内容上，《湘行散记》的美也超不过《边城》，《湘西》的深也及不上《长河》。近些年沈氏散文在评论界的节节走高多少有几分神化的味道。至于茅盾、巴金、余华、莫言、王安忆、苏童等人，并不是小说家的名声掩盖了散文家的光华，恰恰相反，是小说上的贡献使他们的散文沾了光。如果没有那一批立得住的小说，其散文我们能说出几篇来？教科书上一口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后一个称呼便宜得奇怪，像随手附赠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即或再如何才华盖世，也不能随便就加上散文家的头衔。某种意义上，散文而能成家，格外来得艰巨和不易。与他们不同，老舍是两种体裁双绝，即使没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一样能够凭借散文名世。只是横向比较，能不能独树一帜、开宗立派？能不能启蒙后学、影响深远？张爱玲、周作人、余秋雨等均是个性极鲜明，风格极特殊，各有无数拥趸，摹仿者众的宗匠。老舍做不到，另一位散文大家贾平凹也做不到。
读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又录”，那种绮艳妩媚，流转自如，不像他推崇的张爱玲，倒有几分近似胡兰成。胡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把文言、白话打成一片，连类比况，意象叠出，“写凡人小事全不粘滞，反有江天寥落之感。”胡兰成的毛病在于为追求精美而牺牲了精练，有话偏不好好说，能绕多远绕多远，文意转得轻灵而文字颇不流畅，仿佛旅途中风景绝佳，交通不便；左右山水奇丽，脚下磕磕绊绊，一路行来，既是享受，又是受罪。贾平凹克服了这个缺陷，又避免了胡兰成沾沾自喜、卖弄佳话的习气，美而洗练，雅而清劲，媚而简洁，人文关怀荡漾其间。他的不足在于格局。其散文玲珑精巧，却少了他小说中挖掘不尽的深厚。再借《射雕》打比方的话，或可将其喻为“铁掌水上飘”裘千仞，一览众山小，唯比“东邪西毒”等五大高手略逊一筹。
余秋雨能在一众名家中脱颖而出，自出机杼，其实不必成天和人生气吵架，也早已在散文史上占据了稳定的一席。《文化苦旅》字字珠玑，《山居笔记》气象万千，那后面是畅旺的文思和迸发的灵感，以及一种自信、兴奋、意气风发的状态。
可惜从《霜冷长河》开始，他不断地倒退，水准不说一落千丈，至少也是大不如前。后期笔仗连连，硝烟大盛，又损折了文章的纯粹度（倒可以学学鲁迅，散文归散文，反击时则用杂文）。到中东历险考察也好，到欧洲漫游反思也罢，他写下的作品仍有价值，但学者的身份压倒了作家，字里行间，“文化人”俨然取代了“散文家”。文学诚然是文化的一部分，可过度拔高求全，动辄天人宇宙，难免趋向于蹈空凌虚、大而无当。
最近几年，有关余秋雨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撇开官司之类不谈，就只他的那些得意之举，也使人叹息他真的太“忙”了。北大讲学，弟子云集，自居当代孔子；巡回演讲，从台湾到哈佛，一路杀上联合国。有人责他曝光率太高，虚荣爱出风头，他辩称学者不应困守书斋，应该走出象牙塔与大地相亲。动机堂皇，别人也就不好多说什么。
与外在的繁忙成反比的是创作的每况愈下。余秋雨的弥补之法是出版各种选集，往日的旧作打散了重组，新作寥寥，新书源源，直到新版《文化苦旅》的横空出世。
此书问世以前，我只认为他在俗世中耗费了太多光阴和精力，选本的纷纷出现也透显出他的日益商业化；翻阅全书后，我看到深一层的症结：从文字技巧、创作激情到敢于担当、敢于触摸观念禁区的风骨，都在全方位地退化。
《抱愧山西》原收于《山居笔记》，文中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对中国民间金融业的伤害有犀利切实地考量，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新版里这几段关键性的话全部删除。《道士塔》旧版沉痛的结尾被改得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连《都江堰》中对汉民族长城情结的一句并不严重的批评也离奇失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曾一针见血地点出：“中国传统的衡文标准素以温柔敦厚、气度雍容者为上品，造语尖新出奇制胜似乎就有纤巧之嫌，此所以《红楼梦》中潇湘妃子风流别致的海棠诗只能居次席，首席终要让给平头正脸的蘅芜君。”假设“温柔敦厚”不单是指向表层，“平头正脸”还要强加于内核，那就从束缚走向了扼杀。
“瘐信文章老更成。”在有形无形的推动中，直接间接的压力下，外在内在的塑造后，“老”是老了，却破坏了原先的“成”，该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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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1-12-25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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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5 1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