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月,因为忙于采访八个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采访五位全国优秀律师(已经写了一位)的计划往后拖了拖,但跟采访对象已经建立了联系,其中就有国浩(天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梁爽律师。昨天,无意中百度一搜,搜到我的高中老同学邵冀民在这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党支部书记,于是,让梁爽律师把邵同学的微信号推送给我,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梁爽律师转天还要开政协会,但是她对邵同学的一句评价——“哇塞,我半个师父,给我很大帮助”,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然后就又聊了半个小时,她的真诚和直爽,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和采访对象交朋友,一直是我的初衷,事实上,大多数采访对象,后来也都成了朋友。
这个话题先放一边,说说邵同学。我和邵同学十几年没联系了,上次联系也只是打了个电话,后来几次换手机,电话号码也没了。但是,老同学永远是老同学,一提名字就觉得亲近,不管彼此经历几多风雨,老同学就是挂在心中的那一道彩虹。
我和邵同学是高中文科班的同学,文科班男生很少,少到没法拉帮结派。我们的母校是天津七中,足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出了段举、吕洪祥等几位著名球星,以至于我们每个同学不管高矮胖瘦都会踢上两脚。男生人太少,只能拿两块砖头当球门,我们从下午放学一直踢到天黑,甚至要听声音才能判断足球在哪。
我在文科班的学习成绩,在男生里一直是第一的,唯一一次被人超越,就是高考,就是邵同学,他比我多考了四分。邵同学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我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大学期间,我们互相通信,互赠明信片,邵同学的第一封信就是抱怨中国政法大学的操场还没有七中大,连一块像样的足球场地都没有,更让他欲哭无泪孤掌难鸣的是,他的大学同学里基本找不出来会踢足球的。
邵同学早就是大律师了,我骑自行车时,他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时,他开汽车;幸亏我没学开汽车,我要开了汽车,他非开飞机不可。听说邵同学当上党支部书记了,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这代人,多少有点理想、有点抱负、有点情怀、有点追求,我们是听着雷锋的故事,做着好人好事长大的,我们内心深处,总是相信或者惦念着人世间的美好。
今晨四点半,邵同学通过了我的微信好友请求,现在,估计他又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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