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罢饭,和姐姐躺在床上闲话,姐姐忽然起身,从桌上翻出一袋东西。
一只小塑料袋。里边有两个半个巴掌大小的红本,一个是党费证,一个是工会会员证,党费证红塑料封皮内只有扉页上写了名字和单位,看着像是我的字,内页崭新一个字也没落,连纸张都仿佛是崭新的。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是父亲留下的东西。工会会员证内页全没了,红塑料封皮内右半边插着一张硬纸质的封底,上面印着大红的小字,左半边夹着一摞小纸片,打开是几张小小的处方签,是父亲老家乡镇卫生所的处方单,有开的注射药,有开的中药处方,计价一两元的居多,也有一张达到十一元之多,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东西。我回忆了一下,那时候我的工资应该是六十多元,父亲的工资应该有一百多元吧。袋子里还有一个小纸卷,打开是几张硬质的火车票,用一张上车后续补的车票包着。另外,还有三枚父亲入朝作战时得的不知是奖章还是纪念章,再就是一只打火机,一支钢笔,一串钥匙,上面连着一只折叠水果刀。
一小包东西,拎在手上没什么重量,是一个人遗留的全部。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家里添了一台电视机,是左邻右舍前后院子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用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那时候,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危机感。医疗有单位报销,连带子女也享受医疗的福利,住房是单位分配,子女上学一学年一元两元的学费。除了婚丧嫁娶,也没什么需要花大钱的地方。
所以,虽然,买电视机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全家人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每晚守着电视,母亲坐在餐桌旁,吃着她爱的小零食,父亲一般是坐在沙发上,忍着全家人的不满抽烟,姐姐坐在离电视机不到一米远的床边,手里编织着衣物。我一般是有文艺演出才会来看,其它时间,躺在小屋的床上读小说。妹妹们自然是有作业要做,不许看的。
彩电买回来的第三年后,父亲就去世了,他走的很突然,脑溢血。从发病到去世,也就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时间。
父亲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几件衣物随着烧了,一双新买的皮凉鞋,被人拿去穿了。姐姐手里的这一小袋东西,也就是父亲随身和必需的东西,姐姐什么时候收着的,我对此一直没什么印象。
她说她一直收着,出嫁的时候带着走了。
对于父亲,关于他的文字,我曾经写了很多,这几年渐渐淡了,文字也几乎没有再涉及他。今年清明,本想着要给他写一封信,到扫墓的那天却忘了。
也许,所有的刻骨铭心,终有会淡忘的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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