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树昏鸦 于 2018-11-21 09:36 编辑
样板戏琐忆
时间久了，再熟悉的东西也难免忘却。那天与老伴闲聊中说起样板戏，两个人抓耳挠腮了一晚上，也没能说全八出样板戏的名字，最后上了百度，才知道它们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 退回半个多世纪，这些名字能把人的耳朵磨出茧子。那时候我家紧邻村里的大队部，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月没得着，大队部房顶上那两个高音喇叭倒是格外响亮。每天从早到晚，喇叭里除了播放那有数的几首革命歌曲，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播放样板戏，有整出，有选段，偶尔还一句一句地教唱。起初感觉挺好，可东西再好老听也烦，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爷爷。喇叭一响，特别是喇叭里还时不时“吱”地一声长鸣，爷爷顿时五官挪移，嘴里不干不净地摔东砸西，就差抡着拐棍在院里抽疯了。有了这种不厌其烦的灌输和熏染，样板戏便在国人中十分普及，不光年轻人们大多能够字正腔圆地模仿那些唱词和念白，就是瞎字不识的老头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们，学起那些样板戏来也是有模有样。 不光唱，还要演。既是千锤百炼的革命样板，又是国母一手培育的胜利果实，宣传演出自然是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况且那时候除了这几出样板戏之外，别的统统是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资修，别说演，听都犯禁。大剧团演，小剧团演，不少村子的文艺宣传队（也有的叫俱乐部）也能演。男女民兵们乐得在一起厮混，又免去了田间劳作的日晒雨淋，所以排练起来便很是投入。只是由于条件所限，演出水平难免有些参差不齐，有的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年正月里，邻村的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红灯记》。这个村打民国年间就有个唱戏的老班底，多少年来薪火相传，久唱不衰，虽几经战乱灾荒，戏迷票友依然层出不穷，而且行头乐器之类也保管完好。原本底蕴丰厚，又赶上天时地利，村里的戏迷们把家底一拾掇，没用多长时间就唱红了十里八乡。那年月乡村里文化生活单调，平常日子里难得听书看戏，所以那戏班一来，乡亲们就像过节一样兴奋，锣鼓一响，听戏的就把戏台围了个风雨不透。那天演铁梅的是个细高挑的俊闺女，开口一唱银铃般动听，台下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小伙子们的脖子也比平常长了不少。不想演到第五场时出了差错，当卖木梳的小特务被李奶奶用油灯识破以后，铁梅本应声色俱厉地把那小特务推出门外，顺手把那个盛木梳的布兜子一并扔出。不知道那铁梅是新学乍练还是精神紧张，匆忙中光是推出了小特务，却把那个布兜子忘在了台上，小特务倒是没忘，可此时已被赶出，只能扎撒着两手干着急。这小小的失误哪里逃得过观众的眼睛，台底下顿时响起一片哄闹声——“哎！把兜子也扔出去呀。”这是善意的提醒；“好！兜子忘扔啦！”这是倒好加起哄。弄得铁梅好生尴尬，连正准备痛说革命家史的李奶奶也有点哭笑不得。 当村也有个宣传队，起初只能演些“表演唱”“对口词”“三句半”之类的小节目，后来人手多了，也尝试着排练样板戏。排练《沙家浜》“智斗”一场时，演胡传魁的那位脑子多少笨点，“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一句老是唱成“总共才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指导排练的副队长纠正了几次总是效果不大，于是生气地冲他大吼：“那么多枪用得了吗，你小子想倒卖军火呀！”逗得大伙哄堂大笑，从此那小伙子便得了个外号叫“卖军火的”。演出《智取威虎山》时，整出的演不了，只能演选场。乡村里条件有限，跟专业剧团没法比，几领苇席一围，几块门板一搭，戏就开场了。演到《打进匪窟》一场时，为座山雕的座椅上了愁，虎皮交椅自然弄不来，不知从谁家搬来把太师椅凑合事，为显示座山雕居高临下的威严气势，又把太师椅放在了一张八仙桌上。这样一来气势倒是有了，可也给“座山雕”带来了潜在的危险性。像这样你倒是小心点呀，偏赶上演座山雕的小伙子是个愣头青，坐上去还非要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哪知道叉开两条腿往后一仰，竟连人带椅从那张年久失修的八仙桌上摔了下来，也当着这小伙子胖点，一时间竟给摔得闭了气。台上台下顿时乱了套，结果“威虎厅”改成了救护场，杨子荣的“匪窟”也没有进成。虽经一番治疗，那小伙子落下一个水蛇腰不说，一条腿走起路来还多少有点瘸。 听说后来又排练过一出河北梆子《渡口》，因为演员的缘故，没演几场也砸了锅。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当兵，所以这些也只能是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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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11-1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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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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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6 12:40
发表于 2018-11-18 10:34
我这以后手懒，除了驴行日记，很少写什么了。论坛上的也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