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国远征军里，真的有“娃娃兵”吗？

失败的匈奴

图：Lee Chen-hon，13岁。这张照片一直被当成远征军的标志性影像，但有考据意见认为，该照片乃是F. D. Manwarren于1944年11月23日拍摄于贵阳附近。这位“娃娃兵”与远征军没什么关系。见：白冰，《远征军中那位娃娃兵:对一张历史照片的个人解读》。参照前述考据，以及该照片本身及同系列照片，均是逃难元素，笔者认为这位“娃娃兵”其实是一位被军队收容的“难童”——他与逃难的民众混在一起，而不是身处正规部队之中。

相信很多人对上面这张“娃娃兵”照片不会陌生。近些年来，这张照片已经成了“远征军”的标志性影像。几乎在所有与远征军有关的活动中，都能够看到这张照片。

问题是：史迪威控制下的中国远征军，当年绝不会招募未成年儿童入伍。所谓的“远征军娃娃兵”，究竟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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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兵员中，不可能出现“娃娃兵”

在史迪威的策划下，中国远征军分配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援华陆军装备的绝大部分。据统计，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机关枪，远征军获援663挺，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351挺；迫击炮，远征军获援284门，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30门；山炮，远征军获援302门，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96门；步机枪子弹，远征军获援1.64亿粒，国内所有部队仅获援0.5亿粒。①1944年远征军及知识分子从军征集，其伙食费标准为每人每月2100元，而国内一般普通士兵每月副食费仅190元，前者每餐可以四菜一汤，后者每日里青菜也未必能吃得上。②

如此精心打造的一支部队，史迪威自然也不可能允许在兵源上出问题。事实上，当时自国内运往印度蓝姆迦的兵员，必须经过两次严格体检。第一次由中方执行，第二次由美方执行。这两道体检程序，都断不容体格羸弱及未成年者混入其中。

中方之所以重视对远征军兵员的体检，是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此事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观感；若兵员不合格，恐影响中美、中英关系。如：1943年9月15日，蒋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必须对远征军兵员进行严格体检，不合格者绝不能运往印度，若出纰漏将付诸军法审判。蒋的这份指示，全文如下：

“何总长：前呈运往远征军补充兵之计划，最近实施情形如何？此举关系国际合作与我军之军誉以及军政部本身工作之优劣表现，极□重要。如果不能□预备计划切实办到□，以后英美对我国之观感与心理，必起极不良与恶劣之关系。务希集中精神，如限完成。又以后新兵招集运往远征军，出发之前应由各处征兵之医官负责检查。凡身体不及格者，应一律留在后方不令出发。以上两事如不能切实办到，惟兵役署与军医署两署长是问。应作阳奉阴违不尽职责予以军法审判决勿宽宥。本月以内特别将此二事严格督促实施勿误为要。”③

美方的体检，对具体兵员拥有最后的否决权。中方体检侧重体格，美方体检除重视体格外，还格外在意兵员的健康，许多在中国军医看来无足轻重的“小疾”（如红眼病），美军军医是无法接受的。比如：1943年6月2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在上一批1800人中，68%的预定兵员未被（美国军医）接受，主要是由于结膜炎和皮肤病。”7月份某日的另一次体检，史迪威又在日记中写下结果：“答应由200人中选派155人（去蓝姆迦）。大约65人被中国医生剔除，95名被美国医生剔除。去了印度的只有35人。”④美方体检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自1942年9月起，中国利用输送援助的美机返航，“逐日向印度空运官兵450至600人。由于美方体检时淘汰较多，至年底仅有3.2万人运至印度。”⑤据此推算，淘汰率至少达到了50%。

这两道严苛的体检程序，使得远征军成为当时体格最为健壮的中国军队。很显然，无论是蒋介石主导的中方体检，还是史迪威主导的美方体检，都不会允许远征军的兵员中，出现未成年的“娃娃兵”。

Lee Lew Bell，12岁，云南人。Amer拍摄于1944年9月12日。据拍摄者写在照片后的信息，Lee Lew Bell隶属于国军第54军14师42团，已入伍一年。这位Lee Lew Bell，应是14师驻扎云南期间所收容的难童。14师1944年入缅时，也将其一并带了出来——很难想象有部队会愿意去抓11岁的孩子来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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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娃娃兵”，乃是部队收容的难童

但是，美军通讯兵拍下的照片中，确实有不少身穿军服的“娃娃兵”与美军士兵相处融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查到国民政府中央社刊发的一篇关于驻印军中“娃娃兵”的报道，可以解答上述疑问。报道刊发的时间是1944年4月。报道的内容，是介绍“驻印军中最小的弟兄马国光”。这位“娃娃兵”，乃是中国远征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败退途中收容的孤儿，后一直由军队抚养，在军中也帮助做一些事情，但并不会上前线。报道全文如下：

“（中央社孟拱河谷国军前线特派员五日航讯）我国驻印军中最小的弟兄马国光，年仅十三岁，美兵□其多才多艺，叫他作“□文”，他身长四呎二吋，重不到五十磅，驾吉普车，骑健驴，巧妙熟练，很少有比得上他的，而且通晓各种语言，能操国语、英语和缅甸、印度、喀钦、那加等地的话。马君投入国军，是在两年之前，那时日军从仰光北攻，情势很紧，他和爸爸随难民纷纷逃难，在腊戍时，遇到日机滥□轰炸，父子分离，就随国军撤退。经过崎岖难走的丛林小径，爬过五千尺的野人山，六日之间，只靠着野果树浆和竹子中的水充饥，难民死的很多，而马文却饱经辛苦随国军进入阿萨密。他的学习喀钦和那加话，就在这一段旅途中。因为年龄还小，不能作战，就投入军中当通译，颇能完成任务。他生长外乡，虽从父母（滇籍）学到国语，但只能写自己的姓名，他用英语对记者说：‘我的投军，是因为不愿看到日军再毁坏我的家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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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收容难童，是抗战时期的常态——国家严重缺乏社会组织能力，没有能够对难童实施有效救助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军队不得不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宋美龄的难童救助运动，也高度依仗军队）。蒋介石勒令各战区收容难童，至晚始于1939年末。阎锡山、李宗仁、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张发奎、马鸿逵、石友三、孙连仲、沈鸿烈、傅作义……等战区长官或军队长官，都曾于该年12月向蒋呈报过各自战区、防区所制定的难童收容计划。⑦1940年2月25日，第二集团军长官孙连仲向蒋报告，称该部之前已“收容难童五百八十余名，在河南叶县成立第二集团军难童教养院一所”，最近又“由各师旅陆续在战地抢救难童共计一五零零余名”。同年5月3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第九集团军下辖第一挺进纵队，已“遵令在防区内收容难童五十七名，择定安全地点，拟定受教计划，派员负责教养。”⑧第六十军自1939年起，在江西、湖南战场上，共收容了59名难童，“最大的14，小的只有5岁，女的占2/3”。这些难童一直跟随着六十军。直到1942年，六十军奉命返回云南，难童们才因路途遥远而被转移至其他收容机构。⑨

军队收容难童，所造成的一种直接现象，就是出现了很多十来岁的“娃娃兵”。难童之所以会变成“娃娃兵”，有两种情况。一种与人数有关。如蓝姆迦的驻印军，除了收容“马国光”这种近似华侨（父母在缅甸谋生）的难童外，没有其他收容难童的机会；难童数量过少，无法像孙连仲那样开设学校性质的“难童教养院”，“马国光”们只好在军队里充当“娃娃兵”。一种与钱粮有关。难童的日生活费标准，比不上驻滇远征军，更比不上驻印远征军，让大一点的孩子随军吃饷，是一种更优的选择。美军通讯兵在云南、密支那等地拍摄的所谓“远征军娃娃兵”（12、13岁左右，个子明显矮于成年人一大截），多属于第二种情况。

在蒋介石眼里，少年兵是“国军莫大之耻辱”

抗战期间，蒋介石力排众议，认为教育“不仅在战时，还要看到战后”，拒绝征召适龄大学生和高中生入伍，希望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待战后为国家重建出力。受此政策影响，抗战期间“抓壮丁”虽极为普遍，但“抓学丁”、“抓童丁”之事，则绝少发生。在校中学生，反自1936年的48万余人，暴增至1945年的126万余人。⑩如此，自不难理解，“娃娃兵”在各战区的出现，会令蒋介石极为不满。1941年6月26日，蒋介石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传达指示，命其严加取缔军队中的“未成年兵”。指示全文如下：

“何部长：前后方之未成年兵，应设法严加取缔遣回原籍。如有无法遣散者，应将每军或每处内所有全军各部队内未成年兵以及以后所征来之未成年兵，皆集中一处编为一少年队，特别加以精神与教育之训练，并待其生活与体格特别注意其营养以健全其发育。以后再不许有少年兵于成年兵一同生活与作战等情事，若仍发现上述情形，是为我国军莫大之耻辱，希即通饬各级部队主官切实注意遵照改正。并由军政部负责执行。一面令宪兵凡在都市或途中遇见未成年人着军服者，应一律拘留在宪兵司令部特别训练何如？”（11）

但蒋的严令，无法阻止军队收容难童吃饷。同年8月29日，蒋再次向商震、贺国光下达严厉指示，“据报重庆附近现仍常有穿军服之少年兵，希再严令宪兵负责取缔与拘押。而对于运输与交通机关，尤应严格告戒。如再发现有此等情事，应将其主管官惩处为要。”（12）指示中“对于运输与交通机关，尤应严格告戒”一句，恰点出了所谓的“娃娃兵”们在军中的主要“就业方向”，并不是上战场。显然，蒋的这道指示，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否则美军通讯兵就不会在1944、1945年间拍下那些“娃娃兵”照片了。

综上。1、国内的国军部队，或许难免存在极少量征召未成年人入伍的行为，但远征军的兵员素质，被蒋介石视为关乎国家形象，史迪威亦对其实施极严苛的体检，断无可能混入“娃娃兵”。2、远征军中的少量所谓“娃娃兵”，乃是其收容的难童。3、远征军之外的国军部队里的“娃娃兵”，不排除偶有强征而来者，但难童毫无疑问仍是其绝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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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蒋介石命商震、贺国光取缔少年兵；右，蒋介石命何应钦取缔少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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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陶文钊/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P317。②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③（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抗战时期”，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52-028。“口”符号，系笔者能力有限，未能判读出的文字。④黄加林等人/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86、P190。⑤郭汝瑰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P1077-1078。⑥《我驻印军佳话 多才多艺少年兵：十三岁的马文能说六处方言》，新华日报1944年4月18日第二版。“口”符号，系报纸损毁，字迹已难以辨识。⑦以上诸人给蒋介石的复电，见“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之“领袖指示补编（三）（四）（十三）”。⑧（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106-00004-024、002-090106-00004-019。⑨徐汉君等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记》。⑩《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11）（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07-067。（12）（台）“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70200-0001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