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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

罗玉凤：甘肃一家6口服毒自杀，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今天看了一条新闻，让人心情十分郁闷。不仅仅是因为新闻当事人家族的贫困，更因为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绝望。

8月24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发生一起人伦惨案。该村里一位年轻的母亲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后不治身亡。不日，该女子丈夫再次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6口人身亡。目前，案件警方还正在调查。

从记者的描述中，这个家庭不是一般的贫穷。家里三间房屋全部是属于危房的土坯房，其中供老人起居的房屋已经有52年的历程，一件旧家具，一头猪和三只牛，这就是8口之家的全部家当。

记者描述了一个细节让我不寒而栗，在2016年的今天，这个家庭竟然还是“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

这位不幸女士为什么突然自杀，并且杀死她4个孩子？她奶奶回忆了这位女士最后的话：“当时看到重孙一个个不行了，我扑上去问我的孙女（杨改兰）为什么要这么做，改兰握着我的手说，她要把她的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

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里，陷害主人公的卑鄙检察官维尔福的夫人，因为太爱自己的儿子，不惜给自己养女下毒，最后被自己丈夫逼得自杀，由于她太爱自己孩子，所以维尔福夫人临死前把自己儿子也毒死了。

杨改兰毒死自己四个孩子，原因大概也是如此。

她认为自己这么做是爱自己的孩子，不忍她的孩子们留下来受苦。

其实这样的事情之前也曾经发生过，90年代下岗潮最厉害的那段时间，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故事：夫妻双双下岗，两口子生活费加起来只有2、300，还经常发不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三个月没发生活费了，这个时候孩子馋得厉害，三个月没吃肉了，叫着要吃肉，于是女主人就去肉摊偷肉，结果被人逮住了，肉贩也是下岗工人，也没难为女主人，但这件事在这个都是同事的老小区都传遍了；女主人回家后把这事和男主人一说，两口子抱头痛哭，最后带着孩子一块服毒自尽。

杨改兰之所以毒死孩子再自杀，从表面看是因为惊人的贫穷，但内在原因是因为源于贫穷的绝望。

从新闻上看，杨改兰和老公都是出去打过工，因为有孩子才返回了老家，但是即使两口子都是“双职工”，但是这个家庭依旧是惊人的贫困，80后的女主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属于危房的土坯房里活动。

我们先假定杨改兰夫妇都有着农村打工者平均水准的勤劳，那么至少从新闻看，这个平均水准的勤劳不足以让他们过上稍微好一些的日子，两口子出外打工，回乡后连一间瓦房都盖不起。

相信这个村民口中“性格温和开朗”的80后母亲，是无法忍受极端的贫困，无法忍受生活没有改善迹象的绝望，最后走上了这一条绝路。

这个悲剧源自贫穷，但深层次原因是绝望。

在农村，类似杨改兰这种贫穷太常见了。类似杨改兰这种绝望也不是个例，只不过很多人选择平静的接受这种绝望

比如我以前做老师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穷，真正意义上的穷乡僻壤。老百姓主食就是土豆，学生中午饭就黑乎乎的咸菜吃，去参加寿宴，发现有一个菜居然是五毛钱一包的辣条。在这个镇，很少有孩子读到高中，很多女孩子读完初中就嫁人生孩子了，我才去的时候，还常劝我的学生，劝她们不要那么早嫁人。结果，我的学生经常会回过头教育我：罗老师，读了大学出来还是要找工作，又不包分配，现在的情况哪个说得清楚几年后啥子样子？不如我现在出去打工，至少这几年我还能挣点钱。我这辈子就这样子了，我就是穷人，罗老师。

一个十五六岁，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在你面前假装成熟的告诉你，她这辈子就这样了，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去体会的。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知道，其实我的这些学生对她们前途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因为在那个镇、那个县，机会对于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少了，我一个老师，第一年工资才554。对于学生来说，读完大学回县里当个老师、公务员也不见得比广东工厂里挣得多。

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辞掉这一份看上去稳定，但确实稳定到让人绝望的工作，到上海打拼。

我本以为在上海，我靠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惜现实很快让我清醒过来。

别说我不是本科生，只是一个专科生，即使我是本科生，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的生活也是一种奢望。暂时的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用尽全力也改变不了这种贫穷。

我出名后很多人来骂我，直到现在还有人时不时留言给我，告诉我，他们支持现在的我，但是对于我当年的炒作还是不理解。

可是，当一个人的努力对于改善自己生活完全没有作用，当这个人已经可以看到悲惨的未来的时候，当一个人被绝望逼得快窒息的时候，这个人用一切手段想让自己生活的体面一点，有错吗？

那种侵入骨髓的绝望，大部分人也许就会选择任命，任由命运摆弄；少数人会选择用各种方式摆脱这种绝望，杨改兰选择用死亡的方式，有些人选择用犯罪的方式，而我，我选择了一条不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方式摆脱这种绝望。我错了吗？我没有错。

杨改兰和我，就像硬币的两面，我们都感受到了能把人逼疯的绝望，我们都用尽了办法想摆脱这种绝望。杨改兰是不幸的，她在甘肃的小村里，找不到其他方法来摆脱贫穷带来的绝望，所以她选择了死。

我比她幸运在于我比她多读了几本书，我生活在一个比甘肃开放一点的地方，我敢于采取非常规手段来摆脱这种命运，虽然让我倍受国人侮辱，但现在回头看，还是值得的，至少我终于摆脱了那该死的绝望。

如果看我文字的网友里有人正处在杨改兰和曾经的我所经历过的那种绝望中的话，我希望你千万不要选择用死亡的方式来摆脱这种绝望，你可以用除开死亡以外的任何方式，哪怕你选择出卖自己的肉体都可以。

永远不要选择用自我终结的方法去摆脱绝望，只要别伤害他人，你用任何方式摆脱这种绝望都是正确的。

只要活着，总会发生点什么改变的；我就是最好的例子，give me five！

令箭

张丰

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她杀死孩子的理由，城里人永远不会懂

在城市话语完全主导人们生活的当下，农村的故事只有凄惨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人们的关注。甘肃康乐县农村妈妈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后自杀，刷新了去年毕节4名儿童自杀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冲击。但是，这种悲伤和愤怒，会和毕节儿童惨案一样，很快就被忘记，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个意外，这件事也许压根不会进入公众视野。

9月8日，这一事件最初刊登在兰州当地媒体《西部商报》上，标题为《康乐一家六口相继服毒身亡》，稿件并没有提到杨家的贫困现状，也没有涉及后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低保被取消”。当天下午，一篇《调查丨甘肃因贫致6人死亡惨案，80后母亲强迫亲骨肉喝毒药》在网上开始传播，稿件描写了杨家的危房，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杨家低保被取消这个信息。

这篇“调查”被不同的公号刊发，都署名《西部商报》。和《西部商报》的见报稿相比，网稿内容有很多相同，但错别字很多，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编辑修改的原稿。大概，记者对报纸因为把关而删掉的内容感到遗憾，才把它发到了公号上。如果只有见报稿件，杨改兰事件就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它很有可能在第二天就被人忘记。“因贫死亡”“强迫亲骨肉喝毒药”这样“定性”的字眼，最终撬动了舆论，但也注定了会产生争议。

她杀害孩子然后自杀的行为，是不是因为贫困？低保的取消（已有2年），是否促成她杀子后自杀的原因？对这样一起偶然性的极端事件，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责任？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地政府的公开回应还是记者的后续调查，都还没有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杨改兰的家

越是贫苦的农村，妇女的处境就越是绝望。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看到妇女哭泣的场面，邻居们前来劝慰，最有效的一句话是：“可别想不开，你看，孩子还小着呢。”有经验的长者，往往会把注意力往孩子身上引，对这些妇女而言，孩子本身就是希望，为了孩子，她们可能忍受一切，眼前的苦难算什么呢。

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时，杨改兰的心境到底如何？她心中是何等的绝望？或者只是一种精神疾病？如今，她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问号。澎湃新闻是少数几家到当地求证的媒体，也是少数关注杨改兰心理状态的媒体。他们采访到了杨改兰的祖母杨兰芳，那场凶案的见证人。

杨改兰坐在一边，情绪平静，还在笑着。杨兰芳难过地揪心，问杨改兰：“你做的这是啥？”

杨改兰抓住她的双手：“阿奶，我把你顾不住了。我要过我的去了，你过你的，我把你顾不住了。”

“到底咋了，有啥事你跟我说。”

“把我逼得……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

如果杨改兰的祖母没撒谎的话，这祖孙二人最后的对话相当重要。杨改兰差一点就透露了导致她自杀的外因，“把我逼得……”她要说的是什么，会认为祖母根本不可能理解呢？不太可能是死前几天的家庭矛盾，因为那种具体的委屈，她会脱口而出，而且势必也已经唠叨多次了。

到底是什么让她感到了“逼迫”？很有可能是低保被取消，也有可能是取消低保的过程中村民的“投票决议”（她还说了“全村的人都在告我”），让她感受到一种不公平的氛围。澎湃报道的标题是《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事前称被逼，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而每户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把标题简化成了《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这种做法，忽视了很重要的新线索，仍然是想给人以更简单有力的结论，把杨改兰的自杀和“两年没领低保”联系起来。

贫困很符合人们的想象，在最初的报道中，记者甚至提到孩子没有衣服穿，冬天下不了炕。可是后续的报道，记者又发现，孩子们还没穿过的新衣服，都拿来陪葬了。杨家有三头牛，两头猪，三只羊，还有一点点存款。家里还有一辆农用三轮车，一辆摩托。和城里人甚至同村比起来，依然很穷，但是这种贫困，却和都市人所想象的那种“揭不开锅，穿不上衣服”的绝对贫困不同，贫穷只是理解杨改兰命运的一个背景，却并不是她杀子后自杀的直接原因。

杨改兰家的牛

就目前媒体所披露的内容，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杨改兰一家是最被边缘化的一家。杨改兰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父亲在村民心目中也属于一个无能之人。杨改兰的丈夫，属于“倒插门”，在农村，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对杨改兰来说，生活中的歧视是漫长的，这很有可能构成一个压迫，两年前低保被取消，可能是这种压迫的一个顶点。

当然，这只是可能而已。我们面临的处境是，这一事件不可能有所谓“最后的真相了”。《西部商报》见报报道，把涉及贫困和低保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反映出编辑“良好的风险把控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事件的预兆：媒体的介入将是艰难的。农村低保管理的混乱，精准扶贫是否有效，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敏感问题。

如今，中国的公共舆论，毫无疑问是建构在城市话语系统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农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贫困”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因为贫困是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但是又害怕回来的东西。去年的毕节4名儿童自杀，公共舆论第一个认识可能是饿死，那个十多岁的大儿子在所留下的遗书上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这样的遗书让人们感到害怕，以至于质疑它的真实性。本质上，这是因为，留守儿童的绝望，城里人是很难理解的。

杨改兰的绝望也是如此。祖母央求她留下大女儿，她说：“一雪（大女儿）给你不能留，你拉到18岁人也去了过呢。”意思是说，她18岁后嫁人也要离开你。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当然是残忍的，但是对这种残忍你又能说什么呢？一个妇女，自己种十几亩地，还要独力照顾4个子女，这种无望的生活，谁又能坚持下去？

这场惨剧让人悲哀，也让人愤怒，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无力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得知杨改兰向子女举起斧头的确切原因。2000年前后，农村妇女自杀高发，很多案例，具体的诱因都是生活琐事。目前，媒体还没有找到杨改兰毁灭家庭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找到了又能如何呢？可以预料，媒体讲述的重心，将从一个触目惊心的贫困故事（夫妻感情很好），转变为一个家庭不幸福故事（倒插门家庭矛盾重重）。很有可能，邻居的一句话或者孩子的一声哭泣，促使她下了这最后的决定，这样的答案，又能说明什么？

人们聚焦于她家到底算不算赤贫，低保到底应该不应该取消，于是就开始以城里人的思维，来计算她家的猪牛的价格。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周遭生活，来想象杨改兰的生活。从媒体所在的大都市，到杨改兰所在的甘肃贫困村庄，不但是遥远的物理距离，还有遥远的心理距离。“扶贫”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这个词本身决定了农村的贫困是“被定义”的，在整体上，农村不能表达自己。

杨改兰最后的话“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不但是给她的祖母说的，也是给这个世界说的。

令箭

这是凤姐和张丰的两篇文章
你能提炼出什么样的小说素材？

令箭

除了权贵利益集团
一般人的生活基本看四个方面
一生存的焦虑，无法改变目前处境
二改变的焦虑，看不到希望
三交往的焦虑，你的好心可以被鉴定为傻，给骗子可乘之机
四环境的焦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吸进去雾霾，必须吃下去转基因粮油

令箭

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如果这些自由真的可以在中国存在，我觉得可以加一条，穷人自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