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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风先生
上次书籍整理无意中看到常风所著《逝水集》,这是1996年作者外孙女小赵特意让外公签名后转送我的。那时作者已是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通过字迹可以想见卧病在床老人签名的艰难,心里未免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后来读到老人应约写的一篇回忆文字,似有些许释怀:“锺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心想有类似经历,索书的唐突老人会理解的。
如今老人已去世14年,捧读中唯祝祷老人在天之灵安息。 作为同乡,我与小赵是在上海交大读研时认识的,她比我晚毕业一年,后来去了广州工作。说起她外公的名字,现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陌生,就连1970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作家韩石山都说自己真糊涂,只知道常风的夫人郭吾真先生是我们历史系的教授,“在山西大学上了几年学,竟没有去看望过常风先生。一半是因为无知,一半也因为不在一个系里,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他是外语系的教授,没有相识的机会。”
常风先生是低调的,他出身清末民初山西名门望族——榆次常家。常家庄园不知是乔家大院的多少倍,有谚云:“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地区汉族民居建筑之首。他的大伯父常赞春与二伯父常旭春均为有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常风先生实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文坛的文艺批评家、书评家。
常风(1910—2002),原名常凤瑑,字镂青,笔名常风、荪波等,山西榆次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师从吴宓、叶公超、陈寅恪等名师,与钱钟书、曹禺同班,高季羡林一级。1933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太原平民中学,北平艺文中学和中国大学文学系。1934年,曾和叶公超、梁实秋、余上沅等人办过《学文月刊》杂志;1937年还与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等人办过“京派”的重要刊物《文学杂志》(1947年又二度协助朱光潜编辑该刊物)。1946年至1952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52年后一直担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
大学期间,常风成为叶公超的高足。1932年9月,还在读大四的常风在叶公超的引领和鼓励下,写了第一篇书评《利维斯的三本书》,之后又写了书评《现代英国诗人》等以及散文《那朦朦胧胧的一团》,均在叶公超主编的《新月月刊》上发表,从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1934年9月,经叶公超推荐,常风《论老舍的<离婚>》书评发表天津《大公报•文艺》,该刊编者沈从文在按语中说:“十年来中国新文学运动,就一般言皆以为创作小说成绩较佳。其中很有几个作家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但各种攫掠他人短论编成的某作家评传,与范围太过宽泛的某某论,常因编者态度与持论者态度使人怀疑,影响也就不甚良好。本刊希望此后常常能够登载些作品介绍。本期讨论老舍《离婚》集作者常风先生,任教职于太原,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自此常风一发而不可收,评论过鲁迅、叶圣陶、茅盾、朱自清、巴金、王统照、李健吾、吴组缃、萧军、金克木等人的著作。常风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的书评分析细腻精到,文笔清新活泼,融鉴赏与评论于一炉,自成一家言。
韩石山在《常风先生》一文中写道:“谈到自己的成就,常先生谦逊地说,他一生都是个教书匠,办刊物和写作,只是余兴,能与当时那么多文化名人触识共事,不过是机缘而已。平日写的文章,也不留心收集,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三本书,一为《弃馀集》,一为《窥天集》,还有一本据英文翻译的希腊田园故事《达夫尼斯与克洛衣》,即周作人帮他校阅过的那本书。”
遗憾的是1949年之后,作为书评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常风沉寂了。诗人邵燕祥这样慨叹:“常风先生,许多应该知道他的人已经不知道他了,知道的也多半只知道他是一位外国文学的好老师,却不知道他还曾是一位好编辑,一位好的书评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能够数得上的书评家,大约也只有常风、萧乾、李健吾三位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已是古稀之年的常风先生开始受到一些学人和研究者的关注,在他们的力邀下陆续写下了一系列回忆性的文章,内容包括三四十年代北京文坛的状况,常风先生与沈从文、朱光潜、叶公超、李建吾、周作人等人的交往,文情并茂,颇具史料价值。这些文字都收入在了这本《逝水集》(含《弃馀集》)中。
常风女儿常立教授说:“父亲从初中开始,终生都奉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为‘圣经’。这本伟大小说体现的思想精髓,浸润在了父亲的灵魂里,虽然父亲是无神论者,但基督的受难精神却使他怀有悲天悯人之情,使他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人性中的善与恶,理解人性的弱点。他学会了爱、怜悯和宽恕,学会了忍辱负重,对于伤害过他的人,他也只有怜悯和理解。他的悲悯情怀帮助他理解文学名著描写的人生,也帮助他理解现实的人生,进而也无形中影响他确立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常立:《我的父亲常风先生》)
1962年1月2日,胡适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作为文艺批评家和书评家,纵观常风的书评文章,持之以恒的批评态度,已然达到风度的水准。韩石山《书评家常风先生》一文写道:“常是个敦厚之人,他的书评文章亦可说是敦厚之文。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文章一味的平和中庸,那就不是敦厚而是乡愿了。”常对巴金和茅盾小说的批评则体现了评家的气度,如对《子夜》的直言不讳:“《子夜》的出现更增高了作者的地位。这是一部最受人称赞的书,而且是被认为我们新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杰构。关于这书,我们觉得我们愚暗的意见和一切高明的不敢苟同。我们愿意坦白直率地说:这部《子夜》是一个失败,一个大失败。”应当说,在书评这一门类,常风先生达到了一时的极致。这就难怪他获得了当年的时誉,沉寂数十年后,《逝水集》的出版让文化界人士眼前一亮:这就不是时誉,而是一种恒久的价值认定了。
2010年,适逢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名作欣赏》杂志与山西万象书城共同举办了“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以总结先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成果,继承和发扬其严谨、务实的学风,为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中“京派”文学的研究尽绵薄之力。并推出学者谢泳编的《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表达对这位文坛耆宿的崇敬与缅怀之余,更由常风先生之心路演变,找寻知识分子跨越时空阻隔的某种可互见和延续的精神支点。谢泳说:“我希望通过此次纪念活动,总结这位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做过贡献的山西学者的文学史地位,同时也提示,凡为社会做过真正学术贡献的人,无论他们生前的世俗地位多么卑微,后人总会记起。生命最终都要消失,但真的学术将会长存。”常风先生除在文学批评及翻译方面卓有成绩之外,观其一生履历,于人于事于物之立场、态度及行为取向不惟其个人操守、信仰的表征,亦是一代学人命运沉浮、艰难求索的明证。
“要实事求是,不溢美。”这是常风先生写给上海陈子善书信中的一句话,体现了先生为人、为文的基本准则和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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