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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熙 于 2017-5-12 12:45 编辑
在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上有一栋建于民国时期的三层小洋楼,里面住的是一个美妇人。她看起来只有30多岁的样子,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每天只看见她上街买点菜、米等生活用品,平时她都是关门闭户,一个人闷在屋里。
她看起来虽然穿得很素雅,但是很有风韵,每次款款地从街上走过,都像一道流动的风景。
据街上的长辈们说,她是一个前国民党的官太太。在49年全国解放时,她先生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去了。
她平时虽然不怎么与周围的人接触,但是比较喜欢孩子,那时我还很小,有时候与其他孩子在街上玩,她经过我们时,会时常停下来,面带欣悦的笑容看着我们,有时候还上来摸摸我们的脸,从手袋里拿出大白兔奶糖来请我们吃。
我们问她:你有孩子吗?
她说:“有!”
问她:“你孩子在哪儿呢?”
她说:“在台湾。”
说实在的,我们都很喜欢她。
回家问起大人,父母告诉说:据说在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因为是仓皇逃跑,很混乱,人多飞机少,坐不下,于是下令不准带家属,她只来得及把孩子递到她先生的手里,就被士兵拦下,从此就与她先生和孩子天各一方了。
这些年来,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波,好在她谦和低调,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平时也没看见她做什么工作,只是有时候看见她去典当行,把一些金首饰什么的换成钱。
时间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天,一个工人摸样的人在本片区街道办主任和户籍民警的带领下,来敲她的家门。他们对她说:这是工作组的张师傅。
户籍民警说,张师傅一家四口,没地方住,她这里很宽,叫她拿出一楼暂时给他们家住。
街道办主任把她拉到一边悄悄告诉她,这个张师傅就是户籍民警的亲戚。
她心里明白,一个是户籍民警惹不起,一个是她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了,她也不敢得罪这些权势人物。于是她只好答应了。
那个张师傅一家搬了进来,先是四口人住在底楼一层,过了几天,就来跟她所谓的“商量”,说:“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层楼,很拥挤,看你一个人,二楼中间那一层反正没人住,就暂时让我们住吧!”
这话看似商量,实际很强硬。她也不好拒绝,于是张姓那家人的一对儿女就搬到二楼去了。
接下来,政治气候越来越浓了,在动荡的社会中,她像一株小草在乱世中飘摇,只能更加谨小慎微力求保全自己。
张师傅却越来越得势,两年后,他成了工宣队的。那时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一家开始趾高气扬起来,平时走路,给人感觉衣服角角都要扇死人。
她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平时只一个人悄悄地蜗居在她的小楼的最上一层,楼都很少下。
每天听着楼下那家人大声武气地说话,她上边静悄悄地。
即使这样,下边那家人还是不满意,他们感觉就像一个家里有一个外人一样,对楼上那个她的存在始终不爽。他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是鸠占鹊巢。
没过多久,张家的儿子有了女朋友了。那天,饭后,张工宣与老婆闲聊,谈到儿子要是结婚,房子又不够住了,不免唉声叹气。张工宣的老婆望着楼上出神地说:“唉,要是把楼上三楼的一层全拿下来就好了!”
张工宣一听,突然一拍大腿,两人眼神相对了片刻,张工宣猛地起身走了出去。
那时候正是全国继揪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之后,又开始了专案组清查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那天,首先由张家的儿子带人来在那栋小洋楼门口的墙上贴出“揪出漏网地主小姐国民党官太太XXX”的大字报。
第二天,在张工宣的带领下,他入驻的那个学校的一群造反派来到小洋楼,把她从楼上抓下来,反扭着双手押到街道中心广场舞台上,胸前挂着“历史反革命”的纸牌,抓着头发强按着跪在地上,公开批斗。人们口号声震天,在押解的过程中拳脚相加。末了,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她押回家,并告诉她“明天到专案组报道!”
第二天,当张工宣再次带人上楼去找她时,人们看见她上吊自杀在窗前。
当时,她身穿一件青花旗袍(那旗袍平时很少看见她穿过),身上的血迹已经洗得很干净,尽管脸上还留有被打伤的青紫,但是整个看起来人很素净整洁。
据有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说:她是背靠窗户,面对楼梯口用一条丝巾挂在窗棂上上吊的,脚离地面只有两寸,使其看起来就像是站在窗前一样。她的神态很安详,就那样泰然地看着来人。
她死后,张工宣一家终于如愿以偿,占有了整个小洋楼。
那天,他们在清理她住的三楼时,在一个角落的梳妆台上看见了一个小的首饰箱,打开一看,里面没有什么首饰了,上边是一些旧照片,都是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其中最多的是穿那个青花旗袍拍的,只有一张小孩的照片,是个女孩,大概一两岁。
在箱子的最下面,就是压箱底的有一个玉石手镯。那是那箱子里剩下的唯一首饰。
那是一个翡翠玉的玉石手镯。
看那手镯,晶莹透明、玉质欲滴,清澈如冰的地子里飘着兰花,形状圆润均匀,毫无瑕疵。整个透露出高贵的气质,一看就是精品。
张工宣的女儿和儿子两人当场就争了起来,一个要自己戴,一个要给自己的女朋友戴。
张工宣说:“你们都不要争,你们的妈妈跟了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戴过这么好的手镯,先拿给你们妈妈戴!”
于是玉石手镯戴到了张工宣的老婆的手上。
过了几天,张工宣的儿子也结婚了,他的女儿早就搬了上去,占据了三楼,儿子和他媳妇就住二楼,张工宣和他老婆在一楼,一家人春风得意,其乐融融。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张工宣的老婆病了。看了好多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只是人一天一天的气血不足,面如死灰,日渐消瘦,差不多三个月的样子,就一命呜呼了。
他老婆死后,他儿子和女儿又开始争那个玉石手镯。最后是女儿争赢了,于是玉石手镯又戴到了女儿手上。
也是没过几天,他女儿也病了,症状与她妈妈的一样,看遍了全市的好医院,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张工宣怀疑他们家染上了什么传染病,或者是他女儿遗传了她妈妈的病?但是医院没给任何说法,只好回家静养,差不多也是三个月左右,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女儿也死了。
这下他的儿子终于得到了玉手镯,把它戴到了他的媳妇手上。
就有那么怪,他的儿媳妇,平时活蹦乱跳的,没过多久,也病了,症状吗,与前边的两个一模一样。同样看遍了全市大小医院,没用,最后只好回到家里等死。
张工宣开始怀疑是中了邪了,想: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不如去找个江湖术士来驱邪看看有没有效果?
他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一个看风水的先生会驱邪,于是许以重金请到家里来给儿媳妇看病。
因为正是文革期间,那风水先生也怕被当封资修批判,因此都是在张工宣的再三保证保密的情况下才在晚上悄悄来到他家里。
那风水先生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他的儿媳,已经气若游丝。他问了一些情况,知道了前面两个都是这样死去的。他问张工宣的儿子,平时他媳妇都有一些什么反常情况?
他儿子说:“平时也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就是她刚戴上这个玉石手镯时,很不适应,说过这玉手镯会咬人的奇怪的话。”
她给他说,那玉手镯好像有时候会收缩,不知不觉中,感到血脉被压紧。有时候整个手臂有些红肿、瘙痒。当时她认为可能是她有些丰腴,手镯稍微小了一点,没在意。后来就适应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病了。
那风水先生一听,赶忙从他媳妇手上取下那个玉石手镯来看。他一看,脸色有些大变。
他反复拿着那个玉石手镯对着灯光透着细致地看,又拿在手里掂量着,再在脸上贴贴。
然后他说:这个玉石手镯是一个非常好的精品无疑。本来玉石是滋养人的,戴了对身体有好处,但是这个玉石手镯好像聚集了很大的阴气,我拿在手里都感到冰凉入骨。
他问它的前主人是谁?
张工宣他们也不好说,只说它的前主人是这个楼房的主人,她已经死了。
风水先生说:“这个玉石手镯的前主人一定有很大的冤情,所以阴魂不散,这玉石手镯肯定被阴魂附上了,要是一般的人戴上它可能没什么,但是要是她的仇人或者她不待见的人戴上它,就危险了,它会吸干她们身上的精气的!”
张工宣父子俩听完,面如土灰。
风水先生说:“这个邪我驱不了,这个病我也治不了!”
风水先生钱都不要,就匆忙告辞走了。
风水先生走后,没多久,他的儿媳妇就死了。
在一阵惊慌之后,张工宣慌忙把玉石手镯仔细地双手捧上,叫上他的儿子,跟着他到了三楼上。他叫他儿子从角落里把那个首饰箱找出来,小心地把玉石手镯放进去,放回箱底。然后把首饰箱放回梳妆台原处。他再拉上他儿子双双跪在梳妆台前。
他对着首饰箱说:“姑奶奶呀,你就放过我们父子俩吧,我们家已经搭上三条人命了,我们在这里给你磕头了!”
后面几天,张工宣处理完儿媳妇的丧事,就四处找房子,很快就搬走了。
后来,那房子就成了传说中的鬼屋,没有谁敢进去。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了,很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些台湾和海外的侨胞也回国来寻找亲人。
一天,由区民政局的一个官员陪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来到了那栋小洋楼前。那民政局的官员找人打开了那生锈的铁锁,那个女子就一个人进去了。
后来几天,那个女子都住在里面。人们看见她换上了一件青花旗袍,戴着那个玉石手镯,在街上走。人们觉得她的身影似曾相识。
那个女子一直在那楼里住了三个月,她不但没有日渐消瘦,反而日见红润,容光焕发的。
后来,她就走了。
第二年,她又来了,还带了一个美国军官,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一起来住在那个楼里。
人们知道了,她就是以前那个楼里住的那个国民党官太太的女儿。现在她已经定居美国。
后来,她每年都要回来住一阵子。人们看见她都一直戴着那个玉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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