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南京之歌》
文/涧鸣
前几天,一位兵团战友发来一条微信,那是一位叫杨定奇的原黑龙江兵团战友写的一首叫《今天想起了昨天》的配画配乐诗歌作品。杨定奇以真挚深情的诗句,一开始就把我带到了那个曾经十分熟悉的黑龙江兵团:
45年前的今天
我将奔赴黑龙江
在洪流中
被上山下乡
我伫立在北大荒
注定
在冰天雪地里
成长 绽放
车轮滚滚
告别了家乡
长长的铁轨上
铺满了
不忍回首的目光
……
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抖,特别是那首当年所有知青都喜欢唱的知青歌曲《南京之歌》,由一位女士以凄切婉转的声调唱起来后,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已经渐行渐远却永世难忘的,我学习《南京之歌》的已往。可有谁知道我却是从两个知青“犯人”的嘴里学会的《南京之歌》呢。
1971年初春,我在黑龙江省某团武装连当战士,当时我国与前苏联关系紧张,正处于“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当口。武装连一人发了一条枪,作为战士,我背的是一支53式步骑枪,就是拉枪栓的那种一次压五发子弹的步枪。1971年春,我们正进行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我们每天在雪地里进行着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训练。也正是因为我们有枪,所以团里便把看押犯人的工作交给了我们。
那年初春,团里有两个刚下乡的上海知青因为打架被送到了我们连看押,那一阵儿,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那支7.62步骑枪押着他俩到离我们连二里地之外的牛号去铡草或切豆饼。冷森森的牛号除了窗外呼啸的风雪和萧索的荒甸,便是那几头不解人语的老牛。寂寞中的我只好与两名“犯人”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一次正聊着,那位姓孙的问我:“会唱《南京之歌》吗?”
“什么《南京之歌》?”我感到茫然。
“就是唱我们知青艰苦生活的歌呀,它的作者是南京知青任毅,因为写这首歌被张春桥认定是反动歌曲,指示逮捕,并被判了死刑。多亏了许世友将军给拦了下来,后来判了10年徒刑。”
“是吗,有那么严重,你唱唱我听听怎么样!”说实话,与“犯人”聊天已属违规,再同其探讨“反动歌曲”,更是罪不容赦,然而我忍不住好奇心。
他放下手中铡刀,喘了几口气,便表情凝重深情地唱起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地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他的三段歌曲尚未唱完,我已激动得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南京之歌》那优美而又悲切凄婉的曲调、自然真挚的歌词,倾诉和抒发的不正是郁结在知青们心底的常使人隐隐作痛,却又欲说不能的纷繁的思绪和复杂的情感吗?《南京之歌》完全征服了我,它让我们复杂的情感终于集聚并倾泄出来,在泪水喷溅之中心灵得到了放松。我完全忘记了他是“犯人”,立即向他一遍遍地学唱起来。
其实,在我学唱《南京之歌》之前,它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广大知青中暗暗广泛地传唱着,当然
也包括我们团。只不过由于我们连管理得严,才“反应迟钝”。据说,连不是知青者也对它厚爱有加。如某连的连长在开会前让大家唱歌,不知是谁,拿《南京之歌》起了个头儿,顿时所有知情都齐声高唱起来,谁知歌声刚落,连长就喝起彩来:“真好听,再来一遍!”,于是在连长不停地再来一遍的命令下,知青们唱啊,唱啊,直唱得天昏地暗、热泪涟涟。事后听说,那位无知却又喜欢听“好歌”的连长,被团里狠狠地骂了一通。
这首歌从此便成了我的最爱。熟话说“男愁唱,女愁哭”,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时日里,每逢我感到思乡心切和心情郁闷之时,便会找个空屋子或走到远方的荒林野甸中去放声高歌一阵,直到声音哽咽、热泪滚滚为止。之后,心情还真会痛快几天。
后来,我看了电视台采访任毅的视频,听他介绍了写《南京之歌》和坐牢的来龙去脉。知晓了1979年2月,他才终于平反出狱。令人不胜感慨。我敬佩他于艰难困苦中为广大知青创作出如此美妙深沉的歌曲,更敬佩他为此所付出的一系列痛苦的担当。
直到现在,我仍对《南京之歌》情有独钟,在我独处和退休前上下班骑车的路上,我时常会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深情地反复哼唱,在车川人海的闹市里,泪水不只一次地湿润了我的双眼。其实,这不只是怀旧,也是因为我回城38年漫长的人生路上,知青二字一直都在死死地纠缠着我的命运。你比如说,在我们该学习的学生时代,在我们16岁还是未成年人呢,就过早地被信任而把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压在了我们稚嫩的双肩上,而我们回城后本来应该休息时,却又无奈地把自己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献出去去补习文化知识。《南京之歌》的歌词说道:“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从我1977年分纺织厂后,明明我已经在黑龙江做了8年多的知青,却让我从学徒工做起,而且还一月18元的拿了一年的学徒工工资。1986年结婚后由于没有住房,只得几次去亲朋处借,搬来搬去的直到1998年才有了自己的住房。后来,大批知青都下了岗,我的纺织厂在我调出后也于1997年解散,厂房原址也搞了房地产开发。任毅的歌词本来写的是从前,可是我们知青回城后继续的艰难曲折,谁又说得清楚呢。
“吃苦是福”,这是社会上曾经流传的一句时髦语,这话我信。因为若没有从吃苦中锻炼出的坚强、隐忍与倔强,广大回城知青又如何能如此从容地去面对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新的不断的考验呢。
今年6月8日,是我与妻子结婚29年纪念日,正好我们单位北戴河疗养院从6月到10月接受退休职工度假,按规定,正高职称的可带一名享受免费的家属,于是我给我和妻子报了名。因为结婚29年来,我一直觉得太亏欠妻子了。妻子生于浙江湖州市,14岁时办到了北京,也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她去的云南兵团,1976年困退回京。也因为我们俩都是知青的缘故吧,我们的日子就显得格外的艰难。1986年结婚时借住朋友公司的一间房,那是个老四合院,我在报社总编室上夜班走后(我曾连续上了20年的夜班),整个院内就剩她一个人了,连我半夜回来时都觉得甚为恐怖,别说是她了。可是她却一直都隐忍着。我只好买了一挂鞭炮说:“半夜有事,点着了扔到外屋就行了,准会有人来!”1986年我正式参加自学高考,1987年女儿出世,她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则担起了全部家务,使我于1992年拿下了自考的中文本科,接着又拿下新闻专科。还鼓励我到外面去学习写作,并偶有作品见诸报刊。说实话,知青要想评上正高,势比登天,可是在她的支持下,我不甘命运的安排,奋起直追,从不后退,也慢慢地从一名校对,做到编辑、主编、副主任,直至被评上正高——高级编辑,这个过程虽说是艰辛坎坷的,饱含着辛酸和泪水,但若无她的全力支持,这一切简直是不可能的。
6月8日,我俩在北戴河宾馆望着远方天空的湛蓝,看着彼此额头覆盖的银丝,我们不由得又唱起了《南京之歌》,当我唱到“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时,我庆幸自己的妻子始终都陪伴在我的身旁,给予了我精神和物质的最大支持。带她来北戴河,是我太迟的补偿了。
我于是又口占一首顺口溜,于6月8日这天送给了她:“昔时吴越纤纤女,犹倚柴门苦耕桑;人生岂能皆富贵,沐雨栉风恩爱长。”也算是我聊补一下心灵深处的内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