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花开富贵 于 2015-3-27 09:13 编辑
之一:阿登的父亲
我刚上初中时,我爸学校分了房子,住进了教系楼。 教系楼,顾名思义,是教育系统盖的楼。 在这个楼里,我结识了新的玩伴儿,要好的有张立、罗力和阿登。 张立的爸爸是印尼归国华侨,爱穿花衬衫,长着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和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他常年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 罗力的爸爸是中学校长,身材高大魁梧,戴一宽边眼镜,常提着篮子去买菜。他爱听邓丽君的歌曲,翻录了十几盘邓丽君的盒带,听了那么多温柔缠绵的歌,可是他的脾气却依然暴躁,经常大声训斥罗力,外加拳打脚踢。罗力在家里就像小老鼠一样,胆小,怯懦。 阿登的爸爸是中学的数学老师,个儿不高,脸很瘦,胳膊上的肌肉却很发达。他爱打篮球,有一次,我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看几所中学教师之间的篮球比赛,其中就有阿登的爸爸,穿深蓝色运动裤、深蓝色跨栏背心。我记忆犹新的是,篮球在空中出界,眼看快要落地了,阿登的爸爸一个鲤鱼打挺,又一个海底捞月,硬是把篮球救回队友的手中。 大约过了五六年,我们几个玩伴陆续搬家了。张立和阿登住得比较分散,罗力住得离我家不远。 1985年,我上大学,每周六的下午骑一破自行车回家。一天,我刚进家门,罗力来了。他说,听说张立的爸爸死了,咱去他家里悼念一下吧。我说,好,把阿登也叫上。罗力说,阿登联系不上,咱俩吃完晚饭一起去吧。 夜幕降临了,我和罗力骑着自行车奔了张立的家。 快到张立家了,我说,咱俩别给他爸买花圈了,不实用,随点份子钱吧。罗力说好,我俩锁了车子就上楼了。 楼道里黑漆漆的,静得吓人,我和罗力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低着头,一言不发地上到了三楼。 “咚咚咚。”罗力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屋里的灯管泛着白光,我定睛一看,开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张立的爸爸。依旧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依旧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只是,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伯父,您挺好的啊!”我一边失魂落魄地问候着,一边狠狠瞪了罗力一眼,心说,你提供的这是什么情报呀?幸亏没买花圈,活见鬼了! “伯父,张立没在家呀?”罗力进屋后东张西望。 “哦,张立去阿登家了,阿登的父亲昨晚去世了。”张立的爸爸缓缓地走进屋里,坐在了床上。 半小时后,我和罗力骑车赶到了阿登家,见到了哭肿眼睛的阿登,也见到了在他家帮忙的张立。我、张立、罗力除了随了份子钱,还一起为阿登的爸爸送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黑色缎带上写着白字:伯父千古!
之二:李锦江
住教系楼时,邻居有位李老师,是我妈的同事,他在学校做会计工作。总穿深蓝色的制服,戴着套袖。李老师的小儿子叫李锦江,当年二十多岁,未婚,是精神病人,曾多次住院治疗。 李锦江不犯病时,跟好人差不了多少。李锦江爱笑,一笑就露出牙床子。李锦江爱跟我们几个小孩子玩扑克牌,他的手是汗手,经常把牌都抓湿了。李锦江爱下象棋,我当时刚上初中,下棋下不过他,但他有个缺点,爱悔棋,爱着急,有一次还把下错了的一个“炮”放进自己嘴里了,差点咽嗓子眼儿里。 李锦江起床早,夏天时,清晨五六点钟,他就穿着老头衫和大裤衩子出来遛弯儿,有时遛得不见人影儿,李锦江的妈妈经常跟竞走运动员似的绕着楼寻找,还大声喊着李锦江的小名儿:“江子!江子!”有不知内情的邻居听到后,还以为卖豆浆的来了。 李锦江犯病时在我们看来也挺可爱,最典型的场景是:下雨天,外面还刮点儿小风,他搬个马扎儿,躲在楼道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大声背诵各个国家的首都和领导人的名字,例如“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等等。李锦江平常说天津话,背首都时说普通话,声音洪亮而有力,震得楼道还有袅袅回音,在说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时,他还不忘用天津话补充:“嘿嘿,我哥哥就叫锦边,我哥哥就是柬埔寨首都!” 李锦江真正犯起病来是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夜深人静,他家会传出叮咣五六的声音,那是李锦江在摸着黑儿追打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只是用手遮挡,或父亲抱腰,母亲下跪,但从来也没还过手,只是心里头盼着他的烦躁劲儿赶紧过去。每次犯病后,李锦江自己也后悔,就用手狠揪自己的头发,直到把头发揪下来一小撮儿。有时犯病太厉害了,李锦江的父母就会叫女婿带着几个大小伙子来救援。李锦江就怕那个长得像张飞的姐夫,只要他姐夫一说“再闹送你去吴家窑(精神病医院)”,李锦江立马就老实了。 李锦江犯病一般都在家中,在我印象中,李锦江惟一的一次在室外犯病,是有一年的春节,李锦江拿着一个“麻雷子”,点着了,投手榴弹似的掷向一头停在马路边儿上的黑色小毛驴,吓得驴直尥蹶子。那时候马路上还有马车,偶尔也能见到驴车。 后来,我上高中时,又搬了一次家,还是教育系统盖的楼,我家和李锦江家还在一个楼里。下雨时,他还背诵各个国家的首都,比以前背得多了,因为苏联解体了。 由于常年吃药,李锦江身体日益虚弱,大概在1998年,四十多岁的李锦江离开了人世。他看到了香港回归,没能等到澳门回归。 李锦江虽然是个精神病人,但好多人以为他是正常人。
之三:任老师
任老师是我爸的同事,也是邻居,退休少说有十来年了。 任老师好动。清晨,当我端着盆儿去街上买早点时,常常能看到任老师运动归来。任老师是个干净人,夏天的时候,白背心白短裤白球鞋白袜子,透着精气神儿。任老师走路蹦蹦跳跳的,手里不是拿着羽毛球拍,就是拿着太极球拍。 退休前,任老师是小学校里教图画课的,图画课是副科,不受重视。可是,任老师特别认真,学生画不好他就生气,气急了还家访。学生家长一看是教画画的老师,都有点哭笑不得。任老师心里藏不住事儿,据我爸说,有一次,区教育局派人观摩任老师的图画课,任老师听说后,心事重重地一连几天晚上睡不着,观摩课前的那个晚上,任老师一宿没合眼,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心慌。任老师本来就失眠,一遇上什么事,干脆就合不上眼了。为了治失眠,任老师吃了不少药,身体都有抗药性了。 退休后,任老师每天坚持锻炼,以打球为主,有时也跟一群老大妈、老太太围成一圈儿,踢毽子。任老师喜欢扎在女人堆儿里玩儿,踢毽子时还爱整个花样,出个洋相啥的。可是,从去年秋天起,任老师却很少出屋了。春节前,我在小区的出口,看到了任老师和老伴从外面回来。当我看到任老师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老师被老伴搀扶着,脸色憔悴,嘴和下巴缩在黑色大衣的领口里,我跟他打招呼,他匆匆而过,好像怕见人似的,眼睛里也没了神儿。我回家问我爸,任老师怎么了?我爸说,听说是抑郁症,天天在家胡思乱想,后半夜还起来照镜子,一端详就是好半天。我说,任老师都瘦得没人样了,恐怕……我怕说出来不吉利,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2013年清明节的早晨,任老师家单元的门外,摆了一长溜儿的花圈,我端着盆儿买早点路过,一看,挽联上写着“任伯伯千古”,我知道任老师已然驾鹤西去了。后来一打听得知,任老师在清明节的前夜,悄悄起身、出门,此时,夜空中星光灿烂,他径直走到月牙河边儿,跨过石岸,扑通一声,就沉入了冰冷的河中。有夜路人发现报警,为时已晚。 据说,任老师早就写好了遗嘱,并几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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