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影书博客◆书】NO.015 我的父亲石飞和他的《夜垦集》 [复制链接]

疯老爷子

主楼

发表于 2014-12-15 13:4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疯老爷子于 2014-12-15 17:56 编辑

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了，想他的时候我就爱翻他的照片，读他的《夜垦集》。他的照片留住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慈祥面容，他的《夜垦集》留住了他感情真挚，犀利忠恳的文字。

我父亲名叫冯学行，笔名石飞，这两个名字都是他自己取的，我爷爷没来得及为取名，就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他用学行这个名字，是为了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学习，用文化和技能把自己打造成家庭的支柱、国家的栋梁；他用石飞当笔名，更是寄托了他试着飞行的美好愿望，他要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大。

我父亲没有什么学历，初中还是我奶奶含辛茹苦为人家织网把他供出来的。他的文化都是他在新华书店当小会计时看书看的。书看多了就学着写稿，写着写着竟把自己写进了报社，当上了副刊的编辑。

一进报社，我父亲就爱上了杂文，一生写过650多篇杂文，发表在全国50多家报刊杂志上，集结成《夜垦集》和《夜垦二集》。他的作品曾荣获过国家、省、市的多种奖励。有39篇被分别选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不惑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等十几种文集。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百家专访》和1990年《中学生阅读》第四期向全国的读者和中学生介绍了他的创作成就，并刊登了他的范文和简评。

我父亲算不上著名作家，但他的创作经历和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经受过很多坎坎坷坷。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农民时兴“开小片荒”。因为我父亲写杂文多靠开夜车，出笼后又有些微薄的外快，一些用白眼看这种业余爱好的人，就讥之为“开小片荒”。那时的“开小片荒”，是一些“左”面君子对于“私营小人”的贬词，不过，我父亲倒很欣赏其中所寓的一个“垦”字，以为勤于“垦”是无愧于人与社会的，于是变而受之。没成想“垦”来“垦”去，竟“垦”上了瘾，几乎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每有所感，便会命笔，一吐为快。他把自己的杂文戏称是“敲边鼓”，可做梦也没想到“敲边鼓”也敲出了大乱子，“文革”一开始，讨伐“三家村黑店”的“烈火”，竟“火烧连营”般地“烧”到了我父亲的头上。他竟被莫名其妙的打成“三家村黑分店”的小伙计，被押进印刷厂监督劳动达五年之久。“弄文罹文网”，使他懂得了“开小片荒”也不是好玩的，低头认罪之后，他便决心“噤若寒蝉”，再也不想吃“摇笔杆”这碗饭了。从印刷厂解放出来后，他坚决要求回老家“学大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于1973年如愿以偿，调到了滦南县委宣传部。在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坚持“长昼勤洒移山汗，深夜不息读书灯”，虽然挂起了心爱的笔，但是博览群书的好习惯一直没变。

随着“文革”的结束，文人们盼来了文艺的春天，也盼来了杂文的春天。我父亲那颗冷冻了十年的心，也开始冰化雪消，又不安分起来。他又重操旧业，拿起了那支惹祸的笔，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加勤奋地“垦”了起来。他目光朝着火光，摸着时代的脉搏，用杂文和论文，热情大胆地唱所是，颂所爱，抨所非，憎所恨，鼎新革故，激浊扬清。那时的我父亲已担负了较繁重的行政工作，是个“大忙人”。也许写杂文本来就是忙人的活计，几年时间他就靠“夜垦”，竟“垦”出了一些名气，他的杂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还是‘敲边鼓’的玩意，但‘司鼓’之际，感情是虔诚的，反思是深入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所言是实事求是的。它们拥抱现实，直面人生，芒刺尚存，敢于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绝不四面光滑，八面玲珑，既没有看别人的眉眼高低而‘隔靴蹭痒’，也没有顾忌太多，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有点‘更鼓’之作用的。”《人民日报》原资深杂文编辑、著名杂文家刘甲说：“这正是石飞杂文的一个十分显著而又贯穿其全部作品的特色，也正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特色。这是秉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风骨而又摆脱了那种‘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三间集·序言》）和‘带着枷锁的舞蹈’（《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的时代桎梏之后才能出现的特色。也正因为此，他先后被浙江的《学校与思考》杂志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聘为特约撰稿人。他喜欢借古喻今，但他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搜索引擎，他引用的典故全是他肚子里的存货。

我爱读我父亲的《夜垦集》，不仅因为他的杂文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见解独到，更因为他的语言诙谐幽默，涉笔成趣。他常常能在言人之所言的情况下，“掘下一锹”，更深一层，别人言谈的终结，往往成为他言谈的起点。刚刚实行经济责任制时，人们纷纷议论，强烈要求把混饭吃的：“南郭”赶出“乐队”，亦纷纷议论讽刺“南郭”“滥竽充数”的劣迹。他却著文《南郭二进宫》，鼓励“南郭”痛改前衍，钻研技艺，学出吃饭的真本事，并呼吁社会来欢迎他们。老调弹出了新意，很快被《羊城晚报》刊用。他想问题也常常能避开一般，对同一事物，从另外的思考方位考察，从而拿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来：“童年时听老师讲古人‘囊萤读书’，我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脑瓜也复杂起来了。我常想：一囊萤火虫，能够象电筒一样照人夜读，至少得有百八十个吧，这么多虫子挤于一囊，不吃不喝，能活几天？假使两、三天就得捉这么一囊，那得耗费多少宝贵的白天啊！如果用捉萤火虫的时间抓紧读书，不是比囊萤读书更有效益吗？”这就是我父亲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待雪读书》的开头，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定论的事情，被他换了个角度一说，竟是这样的滑天下之大稽，可这种“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见得还少吗？与在平朴自然中追求深刻有关，我父亲的杂文选材往往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寓理于人、于事、于情，深入浅出，要紧处通常是不露声色，顺手一带即击中要害。杂文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品种，路子极宽，风云大事，儿女私情，嬉笑怒骂，长歌短哭，天上神仙，人间烟火，几都能为文。我父亲深得其中三昧，做出来的多是一些“讲小道理，或没有道理，而不是长篇（鲁迅语）”的文章。如不品味再三，从《砍桃娘子》、《掷鸭猎兔》、《淘气的孩子多吃糖》、《搬砖杂议》、《离天尚远》、《起来》一类散淡零碎的题目上，是很难猜测到他那种关心党风、民风的深沉的忧患意识的。见微知著，微言大义，这或许是“鲁迅时代杂文”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鲁迅杂文某种神韵上的师承。

我父亲退休以后，思想更解放了，他把杂文的锋芒直指贪官污吏。虽然时间充裕了，但还是擅长“夜垦”。他写的《说“廉”道“贪”》、《崇尚淡泊》、《杂说宦囊》、《不下雨的青天》、《毁人最甚是奢靡》、《人生随时有加减》、《长恨人心不如水》、《千金买张招状纸》、《划句号》等上百篇反腐倡廉杂文，到现在也是人民公仆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教材。

最后让我用《唐山劳动日报·文化名人》中题我父亲的小诗，结束这篇文字吧：一块飞石/激起长河的回声/投枪和匕首/是两件用爱做成的武器/他直面现实/像一个针砭时弊的青铜英雄/夜垦/再夜垦/不眠的灯/是一盏竭力贡献光芒的星星/石飞/石飞/石落长河有回声/石矗新碑看坚挺/石奇/石沉重。

这是1989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父亲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封面是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意图设计的，上边的月亮和蝙蝠代表着夜晚，蝙蝠是吃害虫的，象征着除害的战士，下边的仙人掌是带刺的，象征着针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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