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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六星文学 三味书屋 知青生活点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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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点滴(五)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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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7 00:1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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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夕照老牛 于 2014-8-27 00:32 编辑

知青生活点滴(


    知青生活我已经写了四个部分了,有一段生活一直未提起,那就是1970年至1971年9月期间发生的事。这期间,经历了第一次大招工,同时下乡的同学,走了大半,尤其是我们一中毕业的同学剩下不足三分之一。怅惘、傍徨、极大的失落充斥我的心头,我就像站在十字街头不知去向,而且心里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苗,突然又被一桶冷水浇来,有段时间我苦闷极了,实在有点不堪回首。然而,缺了这一段,生活就不够完整,我必须把它如实记录下来。

参加专案组

    1970年初,县委派出工作队进驻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作队的彭队长是原农业局的副局长,是学农专业的技术干部,这个时候还未解放,当队长是在考验期间。副队长姓周,原塘田公社的党委书记,是学政法的,不苟言笑满脸严肃,也未解放复职。还有原农业局的刘局长,他爱人是我妈单位的政治部主任,我早就认识。他们两口子都是韶山人,和毛主席照过相,他也未解放,是技术干部,工作队的普通队员,我一直很崇敬他。其他十多个人有公社干部,有其他单位抽调过来的干部,但多数是农业技术干部。一天,我从家里回到生产队,周队长就来找我谈话,告诉我工作队和大队革委会决定,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要我愉快的接受任务。我情绪不高的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关进“学习班”了,我从“红五类子女”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希望领导认真考虑。周队长听了后,笑了笑说“你爸爸不会有什么问题,相信组织更要相信自己的父亲,不要背包袱,明天就到大队部来,安心工作。”我见周队长说得这么肯定,心里燃起了希望。好在我的性格素来就是“三分钟忧愁”的乐天派,第二天我满怀信心的去大队部报道。
    我们大队跟其他大队的运动有所不同。我们县公安局1967年4月破获一起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五一军”的案件,除首领不是这里的以外,几乎所有成员和骨干分子都是这个大队的,且分布各个生产队。当时,文革已经发展到砸烂“公检法”的混乱地步,公安局只是逮捕了三个主要首领,其余的就来不及处理了,因而这个任务就成为此次运动的重点。专案组共七个人,除我和另一个女知青珍秀外,其余五人都是县委工作队干部,周队长在会上分了工,两个人一组,珍秀负责材料保管,小组与小组之间不得私自互通情况,必要时由周队长召集专案组有关人员交换情况,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事,觉得既神秘又紧张,牢牢记住了周队长交代的工作纪律。我和周队长分在一个小组,我的工作是他在讯问时做笔录。周队长教我笔录的格式、速记方法,还有“讯问”与“询问”的区别,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找人问话,十分紧张。终于把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查了个清楚。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逮捕了两个骨干分子。这个案子我还未下乡之前就听说过,但那时我受到“怀疑一切”的影响,认为这是公安局镇压群众组织,此次参加专案组工作后,才搞清楚这的确是个以推翻人民政权为主要目的,秘密串联发动,先夺公安局与武装部的枪,再抢银行上山打游击的武装暴动组织。说来也好笑,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竟是那本民间流传的《五公经》,这本小册子我随意翻看过,语言晦涩难懂很多话像是难猜的谜语,那里面有一句“龙蛇走马,遍地开红花”,据他们的解释是预示天下大乱,会改天换地。恰逢66年全国搞“红海洋”,到处的房子墙壁上都是红色的大幅标语和毛主席语录,这年冬,红卫兵打着红旗一队一队的步行串联。他们觉得这些现象都印证了《五公经》里的谒语,从64年冬开始秘密联络到66年冬,两年时间发展的成员有五十多人,决定在67年“五一”劳动节举行暴动,所以取名“五一军”。我不理解的是,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贫雇农出身的青年,有的还是生产队干部、团支部书记,只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子弟。我问周队长这是为什么?周队长告诉我,绝大数成员是被骗的,他们都是在“文革”中突击发展的,加上那时群众组织风起云涌,这些人又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蒙蔽性很大,至于他们不问问,为什么不公开旗号,不像其他群众组织那样戴红袖章,这就是文化层次低和愚昧的原因了,你看那个地主分子一直没去参加组织,只是在幕后与首领联系,主要骨干会议都是在他家秘密召开,而且他老是在开会时坐在门外。啊!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这段时间,我抽空读完了前苏联编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对策学》、《刑事痕迹和笔迹鉴定》、《刑侦学》等书籍,虽说生吞活剥,倒也受益不少。特别让我终身受益不浅的是,周队长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记得,有一天,我在大队部办公室整理材料时,一个当地女青年叫杏花的走了进来,交给我一份揭发一个大队干部攻击毛主席的检举材料,我不敢懈怠,马上交给周队长。他看过以后把我和专案组的另一位知青找来,让我们负责去调查,我们两人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决心圆满完成任务。我和珍秀一连查了四天,找了材料上提到的六个人分别谈话,其中有一个“五一军”成员老是低头沉默不语,我有点火了,学着《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的腔调,十分威严地大声嚷:“看着我的眼睛!”我以为这样可以吓得他屁滚尿流,也不知我的眼睛不怎么的,还是他顽固不化,他抬头瞟了我一眼,继续低头沉默,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我,没辙了。调查来的材料都异口同声的指控,但不是原话不对,就是地点不对,或者是时间不对,怎么办呢?正在我和珍秀一筹莫展的时候,周队长过问情况了,我们如实汇报,周队长认真听完汇报后说:“检举材料不是说,他们在焦坑垄叶家犁田、作田塍时发生的事吗?你们去了叶家吗?听听老叶怎么说。”一句话提醒了我俩,赶忙去叶家。叶家老爹说:“那天我也在一起劳动,我怎么不知道?杏花不是男劳力,她能犁田作田塍吗?”啊,难道是陷害?赶忙回来找杏花谈话,杏花一会说是别人告诉她的,一会说是自己听见的,我们问她,你不会犁田又不会作田塍,怎么参加了那次劳动。这时她才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别人要她这样干的。这姑娘外表那么漂亮,心怎么这么坏!把我们累得不亦乐乎。珍秀气得站了起来,恨不得扑上去要在她那秀气的脸上甩两个耳光,我抑制住内心的忿怒,拖了珍秀一把,说“别动手,遵守纪律”。这件事,我不知道周队长是怎么想的,是有意锻炼我们,还是考察我们?是他对结果早有预料,还是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反正我们全部汇报完以后,他只是非常平静的微笑着。
    四个月以后,清查工作告一段落,紧接着就是对所有清查人员作定性结论。这是关系被清查人员命运的大事,定性结论由周队长口授,我记录,珍秀负责滕正缮写整理归档,绝大多数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有两个重要成员报捕。周队长口授做的结论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我记得,有一个姓吴的,大革命时,是当时县农民纠察队的副队长,负责警卫县农民协会的工作,在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亲戚的担保下向县保安团头子下跪自首。因为此人为人凶暴,当地群众纷纷要求逮捕法办这个叛徒。周队长在口授定性结论时,我现在还记得是这么说的:“吴某,男,48岁,大革命时期……。鉴于吴某自首后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并在以后未参与任何活动,属一般自首变节行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记录完毕,不解的问“此人民愤很大,这样处理,群众通得过吗?”周队长说“他又不是党员,一个普通农民在党组织被破坏,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下,他要保命不自首行吗?只要他没有出卖同志就不能把他当敌人,不能以民愤来做定性依据。”

小学教师生涯

    “清理阶级队伍”结束了,整个运动就开了两次群众大会,第一次是全面动员,第二次是公捕大会。运动一结束,我又被抽出来主办“阶级教育展览馆”,几个知青把搜集来的物件都编了号,制作说明书。我的任务是编写讲解词,制作连环画和美术字大标题。展览馆刚开馆,大队的霍书记就找我谈话,让我去大队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个大队有三个小学,其中靠近大队部的是中心小学,有五个年级(那时小学五年制),四个老师。其余两所只有三个年级,各有一个老师。我和另一名知青去中心小学,他教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为一个教学班,由一位姓罗的老师教,我负责四、五年级这个教学班。我上的课是四、五年级的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军体(那时不叫体育)。从心底里说,我不像他们那样兴奋,我从小就想当兵,梦想当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压根没想过当孩子王。老爸以前跟我讲过,青年人要服从党安排,安排干什么就要干好什么,而且还要干像什么。于是,我开始像模像样的当起了老师,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在批改作业时,我发现这里的教学质量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比如用“为非作歹”造句,一个学生这样写“下了课,同学们有的跳绳,有的跳房子,我就为非作歹”;用“一网打尽”造句,“生产队开会,一网打尽----工作员通知每家每户都要去”,破折号的用意分明是怕老师看不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把这两个学生找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造句,他们很认真的和我说,以前李老师(农村青年代课教师)就这么说的“为非作歹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乱搞一气”“一网打尽就是全部到齐了”,我哭笑不得。还有作文,一篇一百五十字左右的短文,第一段有一百字左右,全部是介词结构用语“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省革委的号召下,在……,”一直“在”到“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再后面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有五十多个字不知所云。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就可以写七百字的记叙文,这都四五年级的学生了,怎么是这个情况?我的老天!将来小学毕业后,怎么上中学?后来一想,也难怪,语文教材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大批判的诗歌快板,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记叙文。不行,我得教他们写好作文。首先我选择那天劳动课种萝卜,要他们认真记清楚是怎么干的,上作文课时,我开始点名发言,启发他们一步一步的口述,然后我把自己写的一篇短文用小黑板挂在黑板上,要他们念,然后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再后,我留下第一段,把后面的擦掉,让他们抄写第一段,补上后面的文字。还别说,我那作文启蒙老师的教学方法还真管用,这次作文还真有一两个学生写得有点像篇文章了。
    学校非常简陋,除了音乐、军体课可以一起上外,教语文完全是复式教学,两个年级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先让五年级做作业,用二十分钟给四年级讲课,然后让四年级作业,再给五年级讲课,时间紧巴巴的,我带着小闹钟掐着时间,一分钟也不敢浪费,下课后累得不亦乐乎。学校连一架脚踏风琴也没有,也没有教材,音乐课就是我教唱《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剧选段,好在这也难不倒我。而军体课就叫我为难了,整个操场就半个篮球场大,无任何体育器材,连个篮球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忽然想起每个学生来上课时都带了一根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那年代,说是全民皆兵,大队开群众大会,每个社员都扛着这种棍子进会场,就我们知青没有,连小学生上课都把红白棍子带到学校,我们戏谑地称这是《水浒》里董超、薛霸扛的“水火棍”。有了。我读中学时,参加过由部队派教官训练的民兵教导队,学完了步兵操典和全套刺杀动作。于是,我照搬过来训练我的学生们。除一年级以外,都集中上课,同时观察到了那些动作认真,把握要领较快的几个学生,选定几个学生为小教员、小指挥员,还有基准兵(就是列队时站在前排右边第一名),我教完分解动作再由他们去训练其他同学。到71年上期,这些学生由于新鲜刺激,学得特认真,还真的像一支部队一样。
    这一年5月7日,公社学区为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布六周年,举行全学区军体竞赛,我带着我的学生兵步行去公社学区,中途又让他们折了些柳树枝扎成伪装圈戴在头上。竞赛开始了,别的学校参赛的人员比我们的少多了,而且都是老师喊口令,我那些学生给我长了大脸了。小指挥员路发声音虽然稚嫩,但口令短促有力,他只用眼角余光望着看着站在场外的我的手势,一套一套的演练平时训练的动作,一点也不怯场。队伍肩枪齐步走进操场,经过检阅台时,随着一声“正步----走”!只听见“刷”的一声,所有的学生改肩枪动作为平端枪动作,正步走过公社武装部长和学区主任的检阅台前,接下来,演练了集合、解散,行进中变换队形、全套刺杀动作。解散时,十秒钟内,操场上不见一个人,集合时,小指挥员选定自己的位置吹响哨音,所有人原地立正,基准兵也迅速看准了自己去的位置,随着一声口令,三十秒之内成三列横队列队完毕,然后又成刺杀队列散开,“杀”声震耳,突刺有力,特别是连贯动作“一步前进----向后转----防左----侧击”演练得特别到位,只听见操场上整齐的“嚓,嚓,啪”和强有力的喊杀声,让全场人员看得目不转睛,啧啧赞叹。这时,我在场外望着我的学生们心里格外陶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治军有方的将军,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得意的笑容。啊!多么可爱的孩子们。我们的演练是压轴戏,下场后,我拍着一个个小脸晒得通红的孩子们的肩膀,连声夸赞“好样的”,学区杨主任(我中学时的老师)和公社武装部长又拍着我的肩膀“好样的”。文艺节目开始了,我们学校表演的是清唱《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整个编排确实费了点功夫,独唱齐唱,男领女领都按交响乐《沙家浜》的做派。男领文林开始还有点怕丑,因为唱到“再来探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时,男领要握住女领的手臂,再同时转脸向观众“亮相”,老是害羞不愿握手,我给他们讲了很多道理,还不行,我就发蛮,不达到要求,大家都不许回家吃饭,只是重复这个动作,他们一习惯了就自然多了。两个“第一”的奖状捧回了,我心里很高兴,但是也种下祸根了,学校负责人(学区始终没有明确他为校长)霍老师表现十分冷淡,丢在办公室桌上,我当时没想许多,依旧没心没肺的干我的事。

厄运终于临头

     就在我一心一意“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家的天塌下来了。1971年3月1日,父亲在学习班已经病得起不来了,被他们抬进了县人民医院重病房,我赶到人民医院去看望父亲,这是他进学习班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全身骨瘦如柴,躺在被子里见不到人形,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已经深深的陷入眼窝,声音暗哑,脖子上两条青筋明显现出里面的血液像抽水机抽水一样快速抽动。我差点没大声哭起来,这还是我那声音洪亮体格健壮的父亲吗?我赶忙跑过去拉着父亲的双手,哽咽地叫了一声“爸”。我知道老爸最讨厌男孩子哭,强忍着泪水没让它流下来,父亲看见我脸上露出艰难的笑容,“孩子,你来了。”我附在他身边,听他讲了许多许多,就是一个字也不提在学习班里的事。他告诉我他不行了。嘱咐我“万一他有个意外,不要和他们去论理,也不要急于去翻案”,父亲知道我的性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分明是要我忍住怒火,怕我吃亏。接着他又嘱咐我今后不管干什么就是不要当干部,尤其不要做文字工作,当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最好。他说我们家三代单传就剩你一根独苗,也没有兄弟姊妹,你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像你妈那样,老实农民或工人做老婆,生下一子半女我也就瞑目了,不要去追求什么浪漫的所谓爱情,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就是两套马恩列选集,要好好读通。说着说着,他眼里流出了干涩的泪水,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挥手擦了一下眼睛说:“爸,你没事的,你的体质素来很好,你能挺过去的……”他艰难的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记住我的话,保护好自己……”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父亲,继续回到学校去上课,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还幻想,没那么严重吧,谁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3月11日,大队党支部霍书记匆匆来到学校,说他已经给我请好了假,要我马上回家,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坚强冷静,不要情绪冲动。回到家里,我看到妈妈已经哭成泪人一般,粮食局领导已经派了一个女同志陪着妈妈,我心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连忙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躺在太平间冰冷的水泥板上,他们单位仅派了一位也在受审查的陈叔叔来帮我料理后事。没有追悼会,没有人送葬,就是陈叔叔一个人忙来忙去,我和他一起找人冷冷清清的把父亲抬上了山。这时,我问陈叔叔:“都说盖棺定论,他们是怎么给我爸做结论的?”陈叔叔告诉我还没有作任何结论,孩子,耐心等吧,千万不要激动。不行,我得去找他们!接待我的是学习班的主持人、县武装部的高科长,还有负责我爸专案的李主任,这个姓李的满嘴官腔“你父亲死不认罪,你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我们共产党人不靠恐吓吃饭,你如果再来这里胡闹,你就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天啦,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软禁在这里一年多,人死了还不给个说法,还有没有理可讲!?为了这次讨说法,我在全然不觉中又一次种下了祸根。
    两个多月以后,在一次团支委会议散会时,公社团委委员继红(女知青)留下我,神情紧张的对我说“听说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分子,县里开大会又一次点了你爸的名,你可得小心点。”我不假思索的回答“点吧,他们去把死人抓起来吧。”她又说:“我是说你别这样口无遮拦,要抓辫子的。”我接着说“好笑,‘五.一六’在北京,与我没任何关系”随着我情绪激动的又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哼,我爸是“五.一六”?只怕他想参加,人家还不会要他!乱挂乱连,什么逻辑,欲加之罪,当真何患无辞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继红说的话被不幸言中。这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学校负责人霍老师去学区开会去了,我正好没课,就在宿舍里批改作业,忽然我听到三年级教室里传来哭声,我走进去一看,一个学生被绳子绑起来站在前面,讲台边坐着主持会议的班主任罗老师(农村青年、民办教师)。我问怎么回事?罗一脸严肃,说“这么大一点就喊反动口号,攻击毛主席。”有这事?全教室的学生义愤填膺,我不顾全场的情绪,对罗说“他就是个孩子嘛,怎么随便捆人?”上前把绳索解开,对这孩子说,是什么事,慢慢说清楚。孩子哭个不停,话也说不清楚。我在教室里呆了一会,对罗老师说别急躁,注意党的政策,不要像开斗争会那样,他还是个小学生。因我急着改完作业要上课,说完就走了。吃午饭的时候,陈老师和罗老师对我说“现在学校发生了这种事,属于‘一类案件’,必须马上报告大队党支部,三个老师中就你算个大队干部,你去报告比较合适。”我说我算什么干部,就一个团支部委员,不愿去报告。他们又劝我,我们可是跟你说了,你要不去,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没办法我只好向霍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件。第二天,县公安局来了一个姓张的干部,大家都叫他张公安,匆匆的了解了一下情况回县里去了。两天以后,张公安来到学校召集老师开会,另外两个分校的老师也来了。首先是学校负责人霍老师传达学区会议精神,号召全体老师积极投入“反骄破满、批陈(博达)整风”运动,接着话锋一转,开始点名批评我对学校发生的“一类案件”查处不积极,不配合张公安的工作。紧接着张公安讲话,说了一大堆阶级斗争复杂性,并说事情发生在学生身上,根子在老师,明确地说是否有老师在幕后教唆,等等。我当时听了十分好笑,这个学生家里贫农出身,无非是写作业不认真,可能还没搞懂什么意思,用得着上那么高的纲吗?还联系到陈伯达上面去?当时我就不赞成他们的说法,更加不参与他的调查。张公安找我谈了两次话,可能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急于要在公安局立功,又可能刚刚在“全民学哲学”学习班读了两句哲学用语,对着我大谈什么既要“唯物”又要“辩证”之类,我实在是觉得有趣,马列原著都没读过,居然在我面前卖弄?我反复强调,这事不是发生在我管的班,我没有调查的责任,既然你来了,你就和霍老师去调查得了。谈话不欢而散。后来又开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调子更高了,说在全体学生会上原话把攻击领袖的话说出来,是有意扩散影响,是继续放毒,必须把后台揪出来。罗老师发言了,开始揭发我不安心工作,不愿扎根农村干革命。学校负责人霍老师揭发我说了“早上已经组织学生搞了‘天天读’,晚上不愿参加他组织的老师‘天天读’,是反对突出政治”还有什么“白专道路,不教毛主席语录,离开教材教写记叙文”“军阀式教学让学生练刺杀”等等,纲上得越来越高。我更不服气了,据理力争反驳他。张公安一看,指着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表现很好啊”我立即回答“我表现好不好,贫下中农有目共睹,用不着你来下结论!”会议开始顶牛了,张公安一看,咬着牙恶狠狠地对我说:“好,好,我会让贫下中农和你见面的!”会议又不欢而散。这次会议后,大队霍书记找我谈话,批评我性情急躁,不该和张公安顶牛,并安慰我组织上了解你,知道你被冤了,希望我再别和他顶,并告诉我这是县里点名的,大队支部没办法出面说话。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看来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我得想想如何对付了。三天以后的教师会,来了五位老贫农,还有县军管小组组长、县人武部李副部长,公社派驻大队的潘书记。身材又高又大,浓眉大眼的李副部长满脸铁青,端坐在中心位置。一贯对我笑容可掬的潘书记也态度大变,我父亲当年当土改队员时,他那时还是不满十六岁的孤儿,分地主浮财时让他第一个进去挑选物品,可他却选了两个木菩萨出来,是父亲帮他挑选了衣被和日常用品,又给他安顿好家,教他学文化识字,培养他当上了基层干部。今天他一反常态,冷冷地对我说好好交代问题,还说你父亲不是好东西。开会了,李副部长黑着脸把所有老师训斥了一顿,出身不好的女陈老师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我依旧若无其事的坐着不说话。接着,几位贫下中农代表开始发言,有的按他们的调子批了我一通,有的泛泛的说得不着边际,甚至我那生产队的老队长还说我干活能吃苦。只有一个年轻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要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你倒好,毛主席著作不认真读,去读什么‘无产阶级和叛徒烤只鸡’(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无产阶级会和叛徒烤鸡吃吗?……”我知道这些都是张公安教他说的,心里实在好笑,用眼角瞟瞟张公安那一副尴尬像,心想,今天要是我和你换一个位置,恐怕结果决不是这模样。
    问题升级了。潘书记开始逐个找知青谈话,那天,我看见继红两个眼圈红红的走出了大队部,她告诉我,她揭发不了我的问题,潘书记说她是立场问题,原准备让她招工的名额被换了。霍老师开始整理我的上报材料。……趁现在还没失去行动自由,我抓紧时间趁人不备躲在厕所里烧掉所有同学的信件,免得他们也受牵连,我含着泪水把一封一封的信件投到火中,其中有一扎信件是我的女友写来的,她远在青海,父母都在地质队工作,64年随父母来我们县,68年离开。这些信件里,没有过多的火热语言,也没有现今年轻人那些动人的情话,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思想感情。我一边狠着心往火里投,一边流泪,眼前浮现我们一起当学生会干部,一起在校广播站播音的情景,还有文革中,她不顾危险把另一派学生组织要抓我的消息秘密通知我,让我躲过一劫。唯一的一次肢体接触就是她带队伍去步行串联,我在红旗下和她轻轻地握了握手送别。……烧完信件,又赶忙写了一封短信寄给她,如实告诉她我的处境困难,语气坚决的警告她不要再给我写信,免得自找麻烦。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一次被传到大队部谈话,回来以后,我打开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但我看见我离开时抽屉缝边那张小纸屑不见了。他们来搜查过了,……我心里冷笑一声。哼,就凭你们现有的材料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没那么容易!我就坐在那里哪儿也不去,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不想连累同学,心里老是想,如果周队长在这里,肯定不会这么乱搞一气。……也许是实在找不到过得硬的材料吧,知青们没人揭发什么,也许是我头上还有顶“知青”帽子吧,霍书记和我谈话时就告诉我,中央下了文件,要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不受任何侵犯,叫我不要担心。半个月后,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通知我回生产队继续劳动,每日的工分由十分降到九分。从此,我开始在白眼和冷眼中劳动生活,只有被我牵连的继红会和我说几句安慰话,招工招生已经于我们无缘了。再后来,我和继红一咬牙决定,结婚吧,不就是当农民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后     记

    随着落实党的政策的深入,父亲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5月,我和继红同时以独生子女的名义,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返迁回城,并先后安排进厂当工人。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异样情怀告别了保护过帮助过我的基层干部、社员群众,离开了当初壮怀激越来到这里生活劳动了五年半的农村,结束了尝尽甜酸苦辣的知青生活。谁知那些对我人生道路影响较大的几位干部都与我缘分未尽,有过几次出奇的邂逅。
    周队长,这位我开始迈入人生道路学习做人的启蒙老师。1994年1月,我在塘田乡任党委书记,周队长以县委扶贫支农工作队员的名义,由县农委派车送他来到我们那里,我非常高兴的接待了他。他对我说:“我今年59岁,明年就要退休,我想用我最后的工作机会,来农村办一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请安排我到最困难的村去。”我一听更加肃然起敬,于是我向这位三十年前的塘田老党委书记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陪同他来到领导班子较为薄弱、经济基础较为贫困的水东村,受到了这里村民群众热烈欢迎。周队长做农村工作的确有办法,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全村上下积极行动起来,投工投劳兴修水利,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高涨热情。就在他工作初见成效的时候,一天,村里刘主任打来电话,出车祸了!周队长被汽车撞了,我来不及细问,连忙放下电话往水东村赶去。来到村里,周队长已被送往医院,刘主任也准备往医院赶去,这时,村里的群众有捉来老母鸡的,有提来一篮鸡蛋的,也有把自家窖藏的米酒、蜜桔还有花生拿来的,纷纷要求刘主任带到医院去,送东西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刘主任急得大喊:“不行不行,我搭班车带不了!……”看到这场面,我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多么朴实的农民群众!只要干部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会把干部当成贴心人,用他们最朴素的方法表示内心的爱戴。
    潘书记,这位土改时的孤儿,后来听说在县物资局当副局长,平时很难见到他。1998年,我在县法院工作时,他由夫人扶着来到法院,口口声声要见我,被民事庭长带到我的办公室,一见面就老泪纵横,我连忙请他坐下喝完一杯开水后,战战兢兢的拿出一份法律文书,求我高抬贵手。原来是执行庭按督促程序签发的《支付令》,这是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标的2400元。我开始详细询问情况,听他说了很久才把事情经过弄明白。潘书记的独生子因刑事犯罪被捕入狱,还在起诉阶段,这之前与人赌博欠下许多赌债,那些人把家里的摩托车骑走了,又让他写下借据,然后又拿着借据上法院申请清偿。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法院居然被骗替人追偿赌债!我告诉潘书记,反复解释法律不承认赌债,法院也不会追偿赌债。可老潘口口声声说他会替儿子还债,只求法官们不要追得太紧。怎么搞的!这老爷子糊涂了?没办法,我安慰他一番,肯定的回答他我会处理好,他才千恩万谢的放心走了。望着潘书记苍老的背影,我叹了口气,回头我马上把执行庭长找来,嘱咐他们分别去看守所提审当事人并传那几个债权人,很快查清了经过,依法裁定,撤销《支付令》,没收原始借据存档,扣押抢走的摩托车归还老潘。如几个赌徒闹事,先司法拘留,审明全部经过后,制作《司法建议书》移送公安局依法处理。
    李主任,这个当年一口一个“我们共产党人”的极“左”人士。我在一次登山游玩时,居然看见他跪在湘山寺里的菩萨前,闭目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我问旁边的熟人,这是怎回事,他是在念佛吗?熟人脸带鄙夷的神情告诉我:“他知道念个屁!他老伴和儿子都离开他另外居住,他一个人独居吃斋,每日都来菩萨前跪一阵,天知道他念叨什么,何况这里供奉的菩萨是我们县民间尊奉的当地‘五子’,做那么多亏心事,是来忏悔的吧。”我看着这位当年威风十足,今天白发苍苍瘦骨伶仃的老者,心里一阵怜悯,但一想起他那时威胁坚决不与父亲离婚划清界限的母亲说的话,真想上去学他的口气奚落“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你为什么今天要背叛入党时的信仰?!”然而。转念一想,算了吧,但愿他是真的在忏悔。
    啊!这些同时代的党员干部,为什么在思想观念、个人品质、工作作风、认识水平上的差异就怎么那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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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4-8-27 09:04 |只看该作者
做牛老师的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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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4-8-27 09:05 |只看该作者
牛老师的字,是需要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慢慢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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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4-8-27 18:25 |只看该作者
这段时间,我抽空读完了前苏联编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对策学》、《刑事痕迹和笔迹鉴定》、《刑侦学》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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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这里,也时常见到前苏联的文学作品
学校阅览室里,有很多书籍是学生捐献出来的
闲暇时,开早会时
我总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翻看

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短篇小说
很多采用了叙事体
这些手法对猫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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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14-8-27 23:58 |只看该作者
大脸猫 发表于 2014-8-27 18:25
这段时间,我抽空读完了前苏联编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对策学》、《刑事痕迹和笔迹鉴定》、《刑侦学》等 ...

啊!我列出的这些书籍可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培养公安干部的教科书,晦涩难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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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14-8-28 00:01 |只看该作者
色妞妞 发表于 2014-8-27 16:36
故事跌宕起伏,看后唏嘘不已。真的特别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年轻人学习条件比我们当年不知道好的多少倍,是应该加倍珍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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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14-8-28 00:05 |只看该作者
夕照老牛 发表于 2014-8-27 23:58
啊!我列出的这些书籍可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培养公安干部的教科书,晦涩难懂的。

我们也经常读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书
年轻的时候
基本看不进去,也看不懂
时过境迁,再来翻阅
有了乐趣

牛哥,是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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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14-8-28 13:17 |只看该作者
大脸猫 发表于 2014-8-28 00:05
我们也经常读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书
年轻的时候
基本看不进去,也看不懂

不是老了,是兴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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