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这种仅仅因为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名不靠前,就对其他作者乃至编辑大发牢骚的名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在办《现代》杂志时,也碰到过。 据施先生回忆,他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唯有郭沫若因为远在日本,他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施先生曾几次托灵凤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3月,施先生亲自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当时施蛰存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但郭沫若复信还是未允,施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到了9月初,施先生再次和杜衡(《现代》另一位编辑——笔者按)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郭沫若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施蛰存取得《离沪之前》全稿后,把刊物的1/3篇幅留给了该文。这一期杂志应当在11月1日出版,全稿交发印刷所排印是10月1日。《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施蛰存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了周作人之后。结果,这一排列被叶灵凤看见,就写信告知了郭沫若。见自己文章又一次排在了周作人后面,郭沫若和13年前一样大动肝火——也许更生气,于是,在文稿还在排字房的10月中旬,他写信给叶灵凤,内容是通知对方:《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想想,这对《现代》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文章已经排定,并且去了打字房。施蛰存等人大窘,万般无奈,只得在已排印的郭文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将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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