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小说30年十佳作品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现代小小说跨越世纪，至今已崛起33年了。如果以15年左右为上下两个单元，那么在时间上大致有一种巧合：即中国的社会形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规模化转型。由如此的分界，我们同时也看到两种整体风格不同的小小说：前者是已逝去时代的厚重的沉淀，后者是新兴时代的喧哗与浮躁。犹如在上下两个单元的时光里，我们听到的歌声在整体上分别是厚重深情和华丽浮躁。静下心来品味，这实在是时代的投影和真实写照，也是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小说和歌声，什么样的土地和环境有什么样的作家和庄稼。
2010年8月，中国小小说事业的统帅杨晓敏先生列出了中国小小说30年十佳作品，我唱和了一下，也列出了眼中的十佳。
杨晓敏的《中国小小说30年十佳作品》
《立正》许行；
《陈小手》汪曾祺；
《永远的蝴蝶》陈启佑；
《红绣鞋》王奎山；
《客厅里的爆炸》白小易；
《蚊刑》孙方友；
《行走在岸上的鱼》蔡楠；
《谁先看见村庄》黄建国；
《风铃》刘国芳；
《书法家》司玉笙。
卧虎的《中国小小说30年十佳作品》
【鲁迅《立论》除外】
现实主义的双壁：《立论》与《雄辩症》
《立论》与《雄辩症》都是冷幽默。相比之下，鲁迅的幽默冷峻深邃，气高意深，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王蒙呢？他智慧的幽默里总是充满着调侃，你不能让他一本正经的幽默，那样了，就不是王蒙，也不是王蒙式的幽默。总之，又都是东方式的幽默，是点到为止，点石成金，也是力透纸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内功而不是外功，是太极拳而不是拳击。
两人性格气质不同，风格不同，但都尽量节制，克制着，如蒸饱子不能漏气。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无奈，他们的倔犟不安分被内容内在的逻辑管着，煎熬着。这也是他们宝贵的共同点：在小说里尊重人物，不干涉生活。而他们一旦站出来发言，那就等于没蒸熟的饱子泄了气，或早产儿一出生就在妇产科作报告。
两篇作品充满思辨，充滿了辨证法。这来自作家擅长思辨，乐于思辨。可惜当代中国这样的作家几乎没有了。
附：鲁迅：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慌。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慌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王蒙：雄辩症
一位医生向我介绍，他们在门诊中接触了一位雄辩症病人。医生说：“请坐”。
病人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的不坐权吗？”
医生无可奈何，倒了一杯水，说：“请喝水吧。”
病人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并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例如你如果在水里掺上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病人说：“谁说你放了毒药呢？难道我诬告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还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病人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例如北极，今天天气就很坏，刮着大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忍不住反驳说：“我们这里并不是北极嘛。”
病人说：“但你不应该否认北极的存在。你否认北极的存在，就是歪曲事实真相，就是别有用心。”
医生说：“你走吧。”
病人说：“你无权命令我走。你是医院，不是公安机关，你不可能逮捕我，你不可能枪毙我。”
……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梁效”的写作班子，估计可能是一种后遗症。
批判现实主义的双壁：《立正》与《书法家》
2010年4月28日,看电视剧《决战南京》。见国民党大小官员又对蒋介石立正，禁不住想起同意一词而哑然失笑。许行，司玉笙的小小说《立正》，《书法家》真是天作之合。其实，立正不就是同意吗？中国几千年旳封建专制体制不就是立正体制和同意体制吗？！自秦始皇始，专制变着法儿让人们在身体上心灵上向可以不讲理的绝对权力下跪，以至形成身体上灵魂上的条件反射而蔓延成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悲剧，荒谬绝伦令人震撼拍案。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实乃思想的落伍，体制的落伍，人性的落伍。《立正》与《书法家》似两枚银针扎在了专制的穴位上，这是它们历久弥新，名垂青史的原因所在。
许行：立正
“你说说，为什么一提起蒋介石你就立正？是不是……”
我的话还未说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早就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因为他听到我提到蒋介石了。
这可把我气坏了，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早就给他一撇子了。
“你算反动到底啦！”
“长官，我也想改，可不知为什么，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了……”
“我看你要陪他殉葬啦！”我狠狠地说。“不，长官，我要改造思想，我要重新做人啦！”那个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
“就凭你对蒋介石的这个迷信态度，你还能……”
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他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
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杵子把他打了个趔趄。并且厉声说：
“再立正，我就打断你的腿！”
“长官，你打吧！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那时我不是个排副，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把我弄去好一顿揍，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我马上就来人立正，稍慢一点就挨打，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到那个人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便又是一顿毒打……从那以后落下这个毛病，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一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可却受到嘉奖，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长官，你打吧！你狠狠地打一顿也许能打好呢。长官，你就打吧打吧！”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而且恳切求我打他。
这可怪了！可听得出来。他连蒋介石三个字都回避提，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不能怀疑他的这些话的真诚。
他闹得我有些傻了，不知该怎么办啦！
1948年我在管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国民党连以下的军官，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未曾想到竟遇到这么一个家伙。
“政委，咱们揍他一顿吧！也许能揍过来呢。”我向大队政委请求说。
“不得胡来，咱们还能用国民党军队的方法吗？你以为你揍他，就是揍他一个人吗？”
赫！好家伙，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
“那么？——”我问。
“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
当时医护水平有限，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也没有啥医疗办法。以后集训完了，其他俘虏作了安排，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便打发回了家。
事隔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意外地在街上遇上他，他坐在一个轮椅上，隔老远他就认出我来。
“教导员，教导员！”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
他头发花白，面容憔翠，显得非常苍老，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我问他腿怎么坏的，你说因为那个毛病没有改掉，叫“红卫兵”给打的，若不是有位关在“牛棚”的医生给说一句话，差一点就要没命啦！
我听了毛骨怵然，生活竟是这样的一部史书！打断了他两条腿，当然就没法立正了，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方法。于是我情不自禁的说：
“你这一辈子叫蒋介石给坑啦！”
天呵！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在我说蒋介石三个字时，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仍然向前一挺，作了个立正的姿势。
司玉笙：书法家
书法比赛会上，人们围住前来观看的高局长，请他留字。
“写什么呢？”高局长笑眯眯地提起笔，歪着头问。
“写什么都行，就写局长最得心应手的字吧。”
“那我就献丑了。”高局长呻吟半刻，轻抖手腕落下笔去，立刻，两个劲秀的大字就从笔端跳到宣纸上：“同意”。
人群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有人大声嚷道：“请再写几个。”
高局长循声望去，面露难色地说：“不写了吧——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
理想现实主义的双壁：《红绣鞋》与《永远的蝴蝶》
大美无言。作品表面显露的，是朴拙的河南方言。而奎山心中涌动的，却是诗。故使作品真正博大的，不仅是作家的语言，作品的结构，而更是作家的灵魂。
好作品的标志是直达人心的，震撼灵魂的，因而也是经久不衰的，百读不厌的。
深情似海，纯情如玉。无深情之人写不出如此深情之文字。阅之，实乃灵魂的美育也。
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方寸之间却波澜万丈。
王奎山：红绣鞋
一大早，七婶就起来了。今天是麦苗出嫁的日子。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是麦苗出嫁的日子。她想简单地弄点饭吃吃，就到黄瓜园贵他姑家去。她想躲过这一天，免得自己看到麦苗出嫁伤心，也免得麦苗难受。
刚刚做好饭，麦苗就一头撞了进来。麦苗进了屋冲她叫了一声“婶”，就到西间里去了。
她没有往西间里去。平日她就不常往西间里去。那是贵住的房间，贵参军前就住在西间里。
过了一会儿，麦苗从西间里出来了。七婶抬眼看了一下麦苗，见麦苗脸上竟是出奇的平静。她知道麦苗是个挺有主见的闺女，就放心了。
麦苗说：“婶，做饭了没？”
七婶说：“做了，刚做好。”
麦苗说：“婶，我来晚了？”
七婶说：“看你说的。今儿个是啥日子！”
麦苗麻利地将平日吃饭的小方桌用抹布擦净了，又在桌边放一把小靠椅，就拉七婶往上坐。
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了。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肯往上岗子上坐。
七婶说：“苗儿，你看你。”
麦苗说：“婶，你上坐，你上坐。”
七婶说：“这妮子，你看你。”
麦苗说：“婶你上坐，我有话说。”
七婶说：“这妮子，哪能那样哩，不兴不兴。”
到底没有麦苗的力气大，被麦苗连推带拉按到了小靠椅上。
七婶说：“屋里有爹有娘的，那可不兴。”
麦苗不答话，麻利地抹了一只碗，盛了一碗红薯稀饭，又拿了一个馍，一双筷，小心地来到七婶面前，庄重地跪下。
七婶仰起头，闭上了眼，眼泪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麦苗说：“娘，吃饭吧！
麦苗说：“麦苗今儿个就要走了，再给娘端一碗饭。”
麦苗说：“往后，娘再想吃麦苗端的饭，就难了。”
七婶只好睁开眼，将饭接过来，放到桌子上。抬眼去看麦苗时，见麦苗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两个人遂抱在一起，畅畅快快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七婶首先止了哭，又扳起麦苗的头，用手给她擦脸上的泪。
七婶说：“苗儿，今儿个是你的喜日子，高高兴兴地走。”
七婶说：“啥也不怨，怨俺贵没福。”
停了一下，又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团一千多号人，人家都平安回来了，偏你……”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人家都知道有爹有娘有老有小你个龟孙啥都不知道哇我的傻儿我的憨乖乖……”
又大声哭了起来。
麦苗也跟着哀哀地哭。
隐隐约约地，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七婶止了哭，细细地听。麦苗也细细地听。
欢快的音乐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又响起了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
七婶说：“苗儿，快回吧，人家来了。”
麦苗点点头，刚走了两步，又转回来说：“啥我都给麦叶交待过了，担水、劈柴……”
音乐声和鞭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七婶推着麦苗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七婶看到一辆披红挂彩的汽车正从村街北头开过来。
麦苗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娘，你回吧，过了三天我回来看你。”
七婶一把将麦苗推出门外，转身“哐”的一下将大门关上，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声和鞭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七婶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她想给贵说几句话。
掀开门帘，七婶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桌子上，贵的遗像面前，是一片耀眼的红。
那是一双新鞋。
那是一双红绣鞋。
陈启佑：永远的蝴蝶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面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光。我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
“谁叫我们带来一把伞呢。”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睛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秋深了。
他只是过马路帮我寄信。这简单的动作，却叫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睛，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过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是我只离她5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在南部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的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
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道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写实主义的双壁：《陈小手》与《客厅里的爆炸》
写实主义的素材可遇不可求。像好马配好鞍，宝剑配英雄一样，好的素材亦如宝玉和千里马，只有遇到好的雕刻家和骑手，它们才能完美地焕发出光华和能量。
陈小手遇到了汪曾祺，一只碎地的水瓶遇到了白小易，都是遇到了好东家。当然，若遇到了鲁迅，茅盾，曹禺，同样也会写得大气厚重，余味无穷。同中之不同，无非是切入角度稍有不同，表现方法风格略有不同。因为素材本身已达极致，无需挖掘或大巧若拙，只是信笔直录即可。这也如同他们同时面对了同样的美食，是很难吃出什么新花样的。
《陈小手》，《客厅里的爆炸》深刻地写出了永不落伍的人性，所以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家也注定要永恒。
作家也分恒星，行星，流星，好的作家遇到了好的素材就是恒星。
汪曾祺：陈小手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用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他能专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移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呲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口。团长拿出20块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20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手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白小易：客厅里的爆炸
主人沏好茶，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的小几上，盖上盖儿。当然还带着那甜脆的碰击声。接着，主人又想起了什么。随手把暖瓶往地上一搁。他匆匆进了里屋，而且马上传出开柜门和翻东西的声响。
做客的父女俩待在客厅里，十岁的女儿站在窗户那儿看花。父亲的手指刚刚触到茶碗那细细的把儿——忽然，叭的一响，跟着是绝望的碎裂声。
——地板上暖瓶倒了。女孩也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来。事情尽管极简单，但这近乎是一个奇迹，父女俩一点儿也没碰它。的的确确没碰它。而主人把它放在那儿时，虽然有点摇晃，可是并没有马上就倒哇。
暖瓶的爆炸声把主人从里屋揪了出来。他的手里攥着一盒方糖。一进客厅，主人下意识地瞅着热气腾腾的地板，脱口说了声：
“没关系！没关系！”
那父亲似乎马上要做出什么表示，但他控制住了。
“太对不起了。”他说，“我把它碰了。”
“没关系。”主人又一次表示这无所谓。
从主人家出来，女儿问：“爸，是你碰的吗？”
“……我离得最近。”爸爸说。
“可你没碰！那会儿我刚巧在瞧你玻璃上的影儿。你一动也没动。”
爸爸笑了：“那你说怎么办？”
“暖瓶是自己倒的！地板不平。李叔叔放下时就晃，晃来晃去就倒了。爸，你为啥说是你……”
“这，你李叔叔怎么能看见？”
“可以告诉他呀。”
“不行啊，孩子。”爸爸说，“还是说我碰的听起来更顺溜些。有时候，你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说的越是真的，也越像假的，越让人不能相信。”
女儿沉默了许久：
“只能这样吗？”
“只好这样。”
浪漫主义的双壁：《杭州路10号》与《永远的门》
滕刚说：精品是在废品基础上产生的。再通俗点说，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而不是守株待兔出来的，当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才华橫溢的王蒙甚至慨叹：一生，老天能给我几篇象样的小小说呢？
1997年的郑州小小说笔会，我见过于德北，他童心无忌，一脸的浪漫诗意，相貌使人想起那个可爱的歌星尹相杰。矫枫一夸他，他就乐开了花。俩人开心似兄妹，笔会上像两只快乐的小鹿一样惹人喜爱。小小说亦气质之文，他那种天性能写出《杭州路10号》一点儿也不奇怪。
另一个被我视为浪漫主义双璧的作品是《永远的门》。邵宝健先生的性格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心一定同于德北一样，是浪漫而诗意的。
现在看，《杭州路10号》在叙述上还可以更简洁一点，但暇不掩玉，它和《永远的门》永远都是以内容为王的经典。它们是一面镜子，令那些只知在技巧和语言层面上耍小聪明的同行自掩其面。
于德北：杭州路10号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述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以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10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的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
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省。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还是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10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他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
“她？”
“骨癌。”
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
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叫骆瀚沙。
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邵宝健：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可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见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的常住人口各为一人。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擦身而过，脚步并不为之放慢。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有幸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就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了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的身材，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端庄。衣饰素雅又不失时髦。风韵犹存。她在西街那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工作。邻居们不清楚，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可想而知，梳理次数极少。背有点驼了。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只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总烁着年轻的光，烁着他的渴望。
他回家的时候，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下班回家后，便久久地耽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撅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到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这只花瓶永久性的位置。
除此以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傍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
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雨蒙蒙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动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但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突然。
人们在整理画师的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他的屋子里尽管灰蒙蒙的，但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一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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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10-31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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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31 1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