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我记忆的沟回 [复制链接]

北方樵夫

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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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北方樵夫于 2013-8-27 08:07 编辑

　　林场，我记忆的沟回
　　
　　一】
　　
　　几十户人家就那么稀稀拉拉地戳在一个不大的山窝窝里，远处的山梁里湍出汩汩的泉水，在山根的旁边分了岔儿，于是三条小河在人家的周围静静地流淌着。山里人形象地叫它鸡爪河。
　　
　　建国初期，一个闯关东的泥腿子在这里落了脚。两年后他又回到辽西的老家，用两袋子高粱骗来一个良家姑娘，之后，把她死死地囚在了这遥远的鸡爪河畔，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这里。一个寒冷的冬日里，一阵痛苦的分娩之后，那苦命的女人竟成了我的母亲，那个泥腿子自然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老家是放羊的，来到林区就扔掉了羊鞭子，操起弯把子锯，当起了伐木工人。他喜欢周遭的沟沟坎坎，从我记事起，就常听他说起往事：这山林多养人呀，不像老家那吊日的地场，尽他妈的疙瘩子儿（石头），兔子都不拉屎。每每这时，母亲总是撅着嘴说：还是老家好，我不喜欢这人少黑瞎子多的破地方。父亲急了：“好，好，哪天你就回去吧，俺给你拿路费，回去不饿死你才怪呢。”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他小时的遭遇。
　　
　　父亲小时生活在辽西，家里特穷，父亲七岁就开始为富人家放羊。冬末春初，山上刚刚泛青，父亲饥饿难忍，就和羊一样吃野菜。羊是识毒草的，可他没那本事。一次，他误吃了毒草，昏死过去。当被人背回家里时已快不行了，幸亏村里的老中医将父亲救活。几天后父亲的头发全部脱落，从此再不长头发，成了秃子。讲到激动处，母亲已潸然泪下。我们哥儿几个自然就成了秃子的儿子。邻居家的孩子欺负我，蹦着高喊夏秃子，我哭着跑回家，大哥气不过，出去打了那孩子，可父亲回来时还是给了我俩几耳光。
　　
　　一天，父亲精心地制作了两杆鞭子，交给了我和弟弟。那不是羊鞭子，是猪鞭子，他要把我俩和家里的一头猪放逐到后面的山坡上去。后来我想：父亲来到这偏远的鸡爪河林场，也许是看好了后山那一坡草地。于父亲，在那全国人民都无奈的岁月，最重要的事情是吃饭问题，如果到年底能杀口猪，那简直就是梦。
　　
　　我接过了鞭子，成了童年的父亲。不过我放的不是别人家的羊，而是自己家的猪，我和弟弟在后山坡上放牧着父亲那荡漾的梦。那年，我七岁。
　　
　　从此那山坡就不在孤独，从此就溢满了我和弟弟的笑声。一场春雨过后，凋敝的植被开始复苏，山坡上弥望的是嫩嫩的绿色。我和弟弟在放猪的闲暇，就趿拉着哥哥穿过的农田鞋，在山坡挖着山野菜，预备晚上回家沾酱吃。有时正挖得起劲，就能看见一个蚂蚱正在眼前的草尖儿上悠闲地荡着秋千，我手疾眼快，将它逮住。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和弟弟就逮住几十只蚂蚱，我俩用铁丝将它们串上，放在火堆上烘烤，片刻的工夫就香气四溢，顿时吃出我俩一脸的快乐。有时我和弟弟为了几枚山雀蛋，要与狡猾的蛇斗上好一会儿，等我们用鞭子把蛇赶走，才把山雀蛋小心翼翼地藏好，拿回家里，盼着父亲的几句夸奖。要知道，在那经济紧张的年月，能吃上一盘炒雀蛋，也是件值得炫耀的事。
　　
　　我们躺在葱茏的草地上，静静地倾听耳边嫩草的低语，听着鸟儿在树上的歌唱。我们躺在贫瘠的岁月里，从朴素而又清贫的过活中精心地挤压出点点的快乐。那原始的快乐静静地、一圈一圈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现在，那快乐都不至于腐烂或风干。那块我心灵的绿地，永远都那么葱茏。
　　
　　二】
　　
　　林场不大，却是我永远迈不出去的圈儿。
　　
　　林场确实很小，很破落。惟一一条高低不平的街道，却泥泞不堪，每家每户都是清一色的“木刻楞”房子，但它是那个时代北方林区特有的风貌。房子虽然大多都有些破旧，可每家的院子都收拾得很利落。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都栅出个不大的菜园子，每年的春天，园子的青菜长势葱茏，铺满了生机。我家的房子就戳在林场的西头，通热的火炕，低矮的屋棚，破旧的炕桌和跳动的油灯，就是我家那时生动的写照，它是我生命和记忆的发源地。在那矮趴趴的房子里，我学会走路，学会了做人，父母用大半生的时间，凭着简朴的语言及举动传授给我们几个孩子最起码的良知。如今，我每次回林场看望母亲，透过这老房子，还能体悟到父母的鼓舞与弘润。
　　
　　夏天的傍晚，大人们在房前的大榆树下纳凉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边儿打闹、嬉戏。弹玻璃球，扇烟盒是我们的主打游戏。玩腻了，十多个伙伴便纠集起来，玩起冲锋仗。林场的木棍俯拾即是，随便找一根就是冲锋枪，于是小小的林场又喧闹一片，到处都充斥着我们的撕杀声，撕杀声中结茧出我们童年廉价的快乐。天穹六合，大人们进屋睡觉，我们也尾随着他们回家，躺在被窝里，听着四周的蛙鸣。那铺天盖地的蛙鸣彻底统治着林场，夜里，我们枕着蛙鸣入眠。
　　
　　到了冬天，大雪把林场覆盖得严严实实，每家的房子只能露出两个窗户，远远望去，像小孩儿眨着调皮的眼睛。窗外寒冷刺骨，屋里却暖意融融，我家的火炕上常常坐着东邻西院的婶子大娘们。“猫冬”的女人无事可做，就来我家听奶奶讲那些早年老家的传说。奶奶叼着烟袋，盘腿坐在炕头儿上，慢条斯理地讲着早已老掉牙的传说。婶子大娘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听累了，开朗的赵三婶就掀开我家的菜窖盖儿，下去取些土豆放在厨房的炉盖上，烤起土豆来。
　　
　　赵三婶住我家隔壁，她天生就是个乐天派，她的心里永远都藏不住故事，有话不说出来，就会憋死，人们背地里都叫她“大咋呼”。一次她在门口截住了我父亲：“他大伯，你站住，”父亲不知发生什么事。她又说：“怎么搞的，快把你的鸡架门关上。”说完她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弄得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父亲回头看了看我家的鸡架，心想，谁家大白天还关鸡架门呀？猛然低头一看，嗨，原来自己忘了把裤子前开门扣上。父亲望了望她，摇了摇头，唉,这个“大咋呼”呀。
　　
　　不大工夫，三婶已把土豆烤得焦黄，大家拍打着手里的土豆，吃得她们满脸黢黑。婶子大娘们相视而笑，奶奶更是乐不可支，脸上堆成一朵灿烂的菊花。
　　
　　林场人口少，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林场开大会或看电影，林场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场部的院子里，有说有笑，热闹极了。有一次看电影，大家正看得起劲，不知谁在人群里放了一串响屁，“大咋呼”“噌”地站起来，骂到：“孙磕巴，你少在那儿放完屁装孙子。”
　　
　　孙磕巴急了：“你……你……才…放屁呢，你……看到……看我放……放屁了?”
　　
　　大咋呼言之凿凿地说到：“我刚才来时看到你边走边吃炒黄豆呢！吃过炒黄豆放出的屁就又臭又响。”孙磕巴气的直跺脚，憋的脸通红，掉腚走出了人群，回家去了。
　　
　　日子虽然是拮据的，可林场的人们过得却有滋有味。多年以后我混进城里工作，记忆的沟回里储满了树木、小河和那带有柴禾香的炊烟。平日总是觉得自己与城里有一种隔阂之感，躺在宽敞的楼房里，蓦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住惯了低矮的平房，仰视惯了蓝天和白云，如今站在自家高高的阳台上，竟患上了恐高症，白天我不敢俯视城里人那匆匆的行色，夜晚我不敢俯视街上冷艳的霓虹。我的思绪又飞回了山里，回到了那个叫鸡爪河的林场，那儿是我一生都走不出的母腹。在我的灵魂深处，有一条切不断的脐带，一生一世都和那青山绿水纠缠在一起。
　　
　　三】
　　
　　林场的东山梁上还有一个林场，那是个由坟茔组成的林场，坟茔里躺着的大多是林场故去的老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深山老林里战天斗地，死了以后都被抬到这东山梁上。
　　
　　东山梁并不远，距林场只有几百米，站在林场的场部就能看到山梁上的坟地。小时候那片坟地于我可谓神秘和恐怖。一次我和哥哥去那儿采猪食菜，采着采着就摸不清了方向，我大声地喊着哥哥，可喊破了嗓子，也听不到一点回声。我在坟地中胡乱地撞着，头皮发麻，汗毛倒立，衣服被树枝刮破，小腿也被划得鲜血淋漓，当我找到哥哥时，已吓得嘴唇发紫。我对坟地的恐惧大概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听说谁家死了人，我夜里都不敢出去撒尿，早上起来把肚子憋得生疼。如果有人说东山梁长着硕大的人参，我也不会去挖的。
　　
　　如今我对那里已不再恐惧，反而有些亲切，因为在那山梁上躺着我的一位亲人，那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和林场其他老人一样，从泥腿子到伐木工人，他们饱受风雪的肆虐，在大山里劳作，二十年前的一天，父亲早晨没有起来吃饭，没有去上班，他在我家的火炕上酣酣地睡着，打着呼噜。
　　
　　母亲懵了：“他爸平常不这样呀，他爸，他爸。”妈妈惊慌地喊着。当医生来时，说得的是脑溢血。
　　
　　父亲在炕上整整睡了两天，脸庞渐渐苍白，失去了血色，父亲带着火炕的余温走向另一个阴冷世界。我们没有哭，傻傻地看着大人们把父亲抬到外面冰凉的木板上，直至看到人们用棺材把父亲抬到东山梁上的一个坑里埋上。
　　
　　父亲的死就像搬了一次家，从这个林场，搬到了东边的林场而已，因为那山梁上还躺着许多父亲的伙计们，无非他们早去一步而已。两个林场虽一个阳间一个阴世，但它们离的却那样近，他们有着分不开，扯不断的血缘。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山梁仙人们注视之下。
　　
　　那一年，我离开林场去城里工作，在和东邻西院的长辈们告别的同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东山梁看望我的父亲。上完香，摆完供，告诉他我要去城里工作。临走时，我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心里默念：老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做人，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我和母亲走出好远，冷不丁回头望了一眼，父亲穿着他那件在世时穿的破褂子，站在高高的山梁上，正严肃地望着我，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每年的清明，我都要回林场给父亲扫墓。走在朦胧的山梁上，雾气氤氲，不知是人间还是隔世，根本找不到“欲断魂”的感觉，就像离家久了，回来看看一样。山梁小路的两边竖着一块块木碑或石碑，就像人家的门牌号，那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看到墓碑，眼前就会浮现出死者生前的音容笑貌。
　　
　　如今林场人家的生活已大有改观，也不知这些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我听说，阴阳两界时间相反，老人们一定还没起床，还是不打扰他们，让他们睡吧。
　　
　　四】
　　
　　林场有一条通向外面的土路，那条路弯弯曲曲，一直通向城里。
　　
　　早些年，那条路总是泥泞而狭长，细得像根纠缠在山野里的鸡肠子，很少见到林场的人们进城的身影，他们整天在山上抚育、栽树，没有万不得已的事，谁愿意走上几十里路，去看城里人的白眼呢？山里人尽管卑微、土气，但他们倔强、豪爽，他们宁愿在闭塞的大山里清苦地过上一辈子，也不愿靠近城里一步。
　　
　　父辈们不愿进城，可我们小孩一听说进城后脑勺都会乐开了花，我们巴不得哪天跟母亲到城里逛上一遭，美美地吃碗炸酱面，回来的路上，母亲还能给我买根三分钱的冰棍呢。
　　
　　在我记忆的底版中，城里的照相馆是我最愿意驻脚的地方。我翘着脚站在别人后面，观看那宽大橱窗内城里人的相片，期盼有一天父母也能领着我们来这里照张全家福。可每每这时，旁边的人就会不用正眼地丢给我一脸的轻蔑：哼，就凭你个土包子，还想到这里照相？我悻悻地离开，尾随着母亲开始家转。我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终于有一天，林场来了一伙人，他们在土路上指手划脚，听说镇上要修那条土路。第二年秋天，一条平整、宽敞的水泥路终于竣工。那水泥路像根结实的绳子，死死地系住我们的林场。生硬地往东边的城里扯，恨不能把林场的人们一股脑地扯进城里去。
　　
　　年轻人的心潮湿了、骚动了，原本“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的山里人，已经不情愿在父辈们用体温捂热的山沟里窝囊一辈子，他们对林场的眷恋一下子消失殆尽，终于丢下手中的弯把子锯闯进了城里。
　　
　　小林在城里做起了木匠，柱子进了施工队，二狗子脑子活泛，也和城里人一样开起了公司，挣起了大钱。二丫也赶了把时髦，抓住她青春的最后一小绺儿，去城里的酒店做起了招待员，一夜之间也变成了城里人，走起路来飘飘然。
　　
　　林场一夜之间萧条了许多。
　　
　　城里人自然有城里人的游戏规则，有些东西不是山里人一下子就能学得来的。长期生活在林场，他们只有“井”的体验，只是晓得来到城里就会增添气度、赚大钱，做起事来忘乎所以，对“天”的理解还颇为肤浅，到头来只能被城里所湮没，从而制造了一出出山里人苦涩的幽默。
　　
　　未过多久，柱子因要工钱，被包工头子打个半死，二狗子因倒卖发票而进了监狱，二丫也因怀上了孩子，被酒店解雇，回到了林场。
　　
　　那一年，水泥路刚刚完工，憨大的我踩着那条还未干透的水泥路，带着一身土坷垃味儿进了城，迈进了明亮的机关大楼，从此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城里人。当我走出林场，沿着那条水泥路迈向城里时，曾想做一次彻底的洗脑，来个脱胎换骨，哪知到了城里，排出的粪便里都还有一股土坷垃味，说起话来笨嘴拙腮，做起事来缩头缩脑。我终于像瘪了的气球，泄气了。
　　
　　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一个林场的穷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长出城里人的骨头。我索性不去管它，让山坡上的树木在我的心里疯长，让门前的小河在我的心里流淌，让那林场的炊烟在我的灵魂里飘荡。
　　
　　我总是在想，我为什么要竭力抹掉山里人的痕迹呢，恰恰相反，我应感念林场，在那清苦的岁月里，是林场把我拉扯成一个虽算不上清流善类，但还略懂良知的北方汉子。我不只一次的告诉自己：我是大山的儿子，那个山窝窝里的林场，永远是我记忆的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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