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到冬天,风就从峡谷吹上来,有时被山沟挡一挡,吹到村落的风才会小下去。山顶的风吹不到藏在峡谷里的村庄,它们到了半山就被松树挡住,那些呜呜的风声,夹杂着悬崖上坠落的溪水声,即使坐在屋里也能听见。
冬天比较静,这个时候,村人很少上坡,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尽,只有极少的耐寒蔬菜在雪来之前顽强地生长。人们不去管这些蔬菜,他们窝在一堆炉火旁,火塘里烤着三五个土豆,或者,锅架上煮着一壶水。男人吸着旱烟,女人缝着鞋垫,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小孩子趴在大人的腿上打瞌睡,如果有一只猫,猫又偎在小孩的腿上打瞌睡。
这是属于农民的季节。他们在一年的前三个季节忙碌,轮到最后一个季节才得以休息。这时候谈婚论嫁的人可以谈婚论嫁,想回娘家的妇女可以回娘家,想喝酒的男人可以整天喝酒,想追求哪家姑娘的小伙可以装模作样去门前假装路过。当然,闲得慌的人,可以趁着季节找人斗嘴,等到冬天过去,又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该干啥干啥了。
这是冬天还没有下雪的情景。人们穿着厚的衣服,有时也穿不厚,因为有火烤。
雪在大山里停不住,往往前面的雪下过去,后面的雪还没撵上来,太阳就出来将它们融化了。雪停留最长的一次是在我的童年,它们落在村里至少五天没有化完,我堆的雪人最后才化去,我守着它化去,就像守着一个即将远行的亲人,它最后越来越小,小到只剩一个白色的圆球,忽一下钻进了地底——我没有眼花,它确实钻进了地底。
2009年冬天的雪,下得不早不晚,临近过年的一天,推开门,村前村后都是白茫茫的雪山。屋顶的平房,已经盖上厚厚的雪,使平日看起来单调的屋顶有些臃肿的可爱。屋檐上的几根横梁,支出去的部分也裹住一层厚厚的雪。
雪落到村庄后,高山的松鼠不下山了,平时,它们会走村串户,在门口的石缝里假扮老鼠跳来跳去,而它们滑稽又可爱的尾巴,藏也藏不住,被石缝夹住,传出几声脆嫩的尖叫。
雪地鸟倒是不怕寒,它们或许有着绿色的羽毛,或许红色的羽毛,或许灰色的羽毛,但是到了雪天,仿佛都是白色;只要停在某棵冒着树尖的枝头,不抖动翅膀,它们就是白色。
村里有一大半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喜欢烤火,他们喜欢下雪,喜欢在雪地里奔跑,喜欢望着高山,生出去山上捉野兔子的念头。之后,在他们无法说得出来的感动中,捏紧了雪团子向自己的同伴掷去,并配以哈哈大笑。
村中的老人在冬天极其安静,这个季节,与他们的晚年一样平静。他们静静地烤火,眯着眼睛,就算看着一只老鼠明目张胆地从脚背跳过去,他们也懒得睁开眼睛看一看。假如他们还年轻,他们不会容忍一只可恶的老鼠奔来跳去,他们会找来刷把或火钳收拾它们。可惜得很,时间把他们的斗志都抽走了,所剩下的力气只够用来打瞌睡,不够对付一只厌恶的耗子。
父亲和这些老人一样老去了,就算他还不算真的很老,却已经开始滑入老年队伍。他不爱出门了,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住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什么大事情,保证足不出户。他经常坐在门口那块石板上,那石板曾经是奶奶来看望他时最爱坐的地方,现在他坐上去,也是看着村后的山,假如阳光有些刺眼,他又转过身去,背对着阳光,看另一面的山。他的神色和奶奶有着复制的相同。
有时候,我也坐在那块石板上,看着村后的山,心是空的,没有特别浓烈的思念。奶奶,父亲,他们所有的那种刻骨的血缘情感,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显得有些单薄——虽然我也想念逝去的奶奶。
父亲坐在门口的雪地里,双手捧着一个收音机,胡乱地拨着一些频道。有时,他像孩子一样有着滑稽的幽默,天那么冷,他起一个大早,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故意凑到窗户吵醒贪睡的人。母亲总是很不高兴,她做完了饭,很不情愿去喊他,最后去喊也是喊他的绰号。他们一辈子都喊对方的绰号。
这个村庄和父亲一样的人有很多,他们有的爱听收音机,有的爱在冬天打理自己的草烟,有的就知道烤土豆,烤完再一个接一个地剥,剥给自己的孙子或者别人的孙子吃。
这群老人在这个季节,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活跃,也不冲顽皮的孩子发火,他们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该裹草烟裹草烟,他们闲透了,简直。
不走娘家的妇女闲不住,她们有的去山上找柴,有的找猪草,三五几个约在一起,在山上烧一堆火,边烤边吹牛,吹够了,才把找好的柴和猪草背回家,而那时,往往天都快黑了。
雪天去街上是一件难事情,村中的妇女在雪来之前就采好了年货。贤惠的女人背着米,买几斤白糖到加工坊打米花,付一点加工费。
母亲是怕麻烦的人,她因为怕麻烦,不会去打米花,而且一辈子不会做豆瓣酱,这让爱吃豆瓣酱的我小时候非常羡慕我的三婶。三婶后来随我三叔搬到云南居住时,我怀念豆瓣酱比怀念她本人还多。这不能怪我好吃无情。
三婶以前居住在村庄时,她不仅会做豆瓣酱,还会在雪天做泡菜。我看她一铲一铲将第二次下来的干净的雪铲进大锅里,就会一直盯着那口装满雪的大锅,看它们一点一点柔软地融化。而它们最初有着大山一样的模样。
三婶是唯一不会安静过冬的人,她总是忙碌在屋前屋后,不是忙着她的泡菜,就是忙着扫雪。
2009年临近过年的最后一次赶集,是我和妹妹步行去的。那时候,摩托车已经不能上山下山了,那条原本破烂的公路被雪覆盖得看不见凹凸和缺口迹象,司机害怕摔倒,更怕掉到山崖里去。
摩托车不能通行的路,人可以行走,雪覆盖了烂路,原本不平坦、有水沟或石子恪脚的地方,现在都平坦了,走在雪上感觉寒冷却舒服。
马很少在雪天还要下山,但我和妹妹在那天看见了许多匹瘦马,被几个皮肤黝黑的人牵着,他们像迷路的人,又像是马帮走散的后队——他们的马身上驮着几口烟熏的大锅,马脖子上挂着铜铃。
“你们去哪里?”妹妹喜气洋洋地问他们。因为过年了,她显得异常活泼。
那几个人没有理我们。他们匆忙地赶着马,在沙沙响的雪地里消失了。他们好像不会过年,好像从来也不用特别去想过年这件事情——马上驮着的干粮和水袋,使我这么想象。
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白色的,这些白,有雪花覆盖的白,也有刷漆的白,那些白房子里偶尔跑出一个孩子,穿着笨重的厚衣服,抱着一个暖手袋,好像生活在北方的孩子一样。街上的孩子在街边看山上下来的我们,就像看着两匹滑稽的驴子。
我们并不是驴子,但是,我们身上有摔脏的衣服和打湿后显得狼狈的脸。这些孩子实际上比街上的大人有同情心,即使他们不能真正给你什么帮助,却一直真挚地望着你,那双眼睛,在雪天里,仿佛是温暖的太阳。
雪天在街上呆上四个小时,就不要想着天黑前可以赶回家。至少那个雪天,我和妹妹尝到了贪玩的恶果。我们在街上买衣服,并不长的一条街,走上五遍已经感觉到了天尽头,但还是固执地走。好像十分喜爱在平地里走雪,平地里的雪声,就像一首平缓的抒情音乐。即使那个时候并没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在雪地里走着走着,好像就把自己走进某场刻骨铭心里去了。
上坡的路十分难走,在平地里走雪的快乐在上坡时丁点不剩,腿脚十分不灵活,有时干脆就不想走,或者埋怨自己的家为什么不在山下。身上背着的几样零食,有一半已经吃掉,包括喝着十分冷的水,也一同进了胃。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那些村庄,一路上都有,它们分住得很散。这些村子里没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就算有那么一些熟人,也只跟我的父母比较熟悉。我很早就出门打工,我像是个生在本地的外乡人。好在雪天里,大家都好像特别有爱心,他们只要站在门口看见你经过,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好意地邀请你去他家喝一杯热水。单是那狗十分吓人,它们一色地竖着耳朵,露着牙,摇着尾巴,在你跟它的主人道完谢之后,追着你狂吠。
这是每个村庄都有的现象。你不能说那些狗的主人故意那么干,因为在农村,几乎家家养狗,打狗是每个人基本的能力,从你三岁会蹭饭开始,这个能力就应该得到锻炼,所以,打狗不需要主人帮忙。当然,你不能把狗打死了。
我是打不过狗的,尤其在雪天,狗有着狼的本领,特别是最凶恶的狗,它们在雪地跑起来就像狼一样潇洒,好像你就是一只肥美的羊,它非咬你一口不可。
雪天会遇见放牛的孩子,他们提着用废弃小盆改做的火盆,里面的火炭红亮亮的,偶尔加一把柴,然后,用我少年时惯用的方法,提着火盆像抡马鞭一样,很有技术地在身体的一侧转出标准的圆圈,直到火盆里的火燃起来。
我们那天遇着的放牛娃只有一个火盆,他们三四个人,坐在雪地里,皮肤黑黑的,脸也脏兮兮的,烤火的手沾着一层常年不洗的污垢,又加上烟熏的黑,最后形成一层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的肤色。他们几个围着那只小火盆,几双手怎么也烤不暖,依旧是一种冻伤的黑红色——这是大山上的另一种颜色,除了绿色之外的颜色。
他们抬起头,非常天真地看着我和妹妹,他们微笑着,好像要说什么话,又羞涩地什么也不说。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很冷,很自觉地,站起来,退在路的一边,如果我们坐下去烤火,他们不会阻拦。
我们走开了。那盆火不去烤,看一看就很温暖。
那天,很晚才到村庄,当时还在下雪,村前和村后的山林里,不时有积雪坠落枝头的声音。雪地上还有十岁左右不知道冷的孩子在打雪仗,他们的父母懒得管,守着一堆火,而外面,几个孩子已经堆起一个活生生的雪人。
我又一次见到我童年时的那个雪人。仿佛它又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注:本文已发2013年第3期《民族文学》。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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