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重磅企鹅 于 2013-3-17 18:26 编辑
对人造世界的怀疑 昔日乌托邦构建的那个美丽的假世界变得满目疮痍起来。老外的事情暂不管,这里先扣题举点我们熟悉的例子吧。 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开始对旧社会的妓女也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11月,北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被送到教养所改造。抗战时期,北平城中每250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建国后,彭真夜访八大胡同,率罗瑞卿一夜关停所有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体“新生”改造。 在上海,1951年11月25日这晚,对会乐里的“一枝花”俞欣芝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 前一天是俞欣芝作为妓女的最后一夜。四马路的霓虹灯中挂着她的名字,下头是她的电话号码,连带着她的盘扣缎面旗袍、半透明丝袜、大红色高跟鞋,这一切,过了这一夜即将不复存在。对俞欣芝们来说,卖身显然比卖力更为安逸。(呵呵,我想起早年下海一哥们的话,女人做过妓女和男人干过金融后,对其他什么行业都没兴趣了)“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俞欣芝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她认为共产党关闭妓院、禁止卖淫就是不让她们活了。 一年后,1952年9月25日晚,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也被送进了通州路418号,这里是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有趣的是,一份关于上海娼妓的调查显示,56%的妓女对自己的职业表示满意,一半的人从无更换职业的念头,仅有四分之一的妓女表示过如果能嫁个有钱人,会考虑洗手不干。 如今,建国6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讨论“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卖淫的兴盛。”用网友逛吃逛吃的话说就是“毛先生想消除卖淫,他差点儿就实现了。”其实卖淫的兴盛这笔帐不该全部记在改革开放的头上。 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大路上,革命理想高于天。现在50多岁的人们一定还记得,我们曾豪言要“超英赶美”,还肩负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重任呢。现在我们GDP虽然位列老二了,但不得不强调自己绝对是发展中国家。 人类追求美好美丽是无可非议和无止境的,关键是追求的道路上不能抛弃理性的精神。 面对满目疮痍的乌托邦废墟,有人产生怀疑理所当然。很多情况下,健全的怀疑者比不健全的创造者更有益于社会。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是这样一位对“乌托邦主义”的健全怀疑者。马克思也是用怀疑一切的眼光阅读的嘛。 哈耶克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 ,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对“乌托邦情结”的怀疑不仅出于理性的推演,更出自一种感性的恐惧,即“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这中心相当于一个装配车间,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车间里的一个零件、一个工具或一个数字,所有人的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都要由这个中心来计划、指导、配置和改造,甚至连爱情和性都要由它来统购统销。这一切又往往是在“全体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的,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恰恰是“乌托邦情结”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带着微笑,轻而易举地吞噬和抹去某一个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肉体和精神生活,同时告诉这个人,这是一场与意义有关的奉献和牺牲,如果谁拒绝中心的改造,谁就可能在中心指导人员的眼中变成“畜牲”,——圣西门曾经很轻快地从嘴里吐出这个词。 这种梦想人的理性无所不能,可以凭一种单一的计划、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去指导一切,去设想或规定人们应该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并尽可能使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体化、标准不化的“乌托邦情结”,是一种对人类的奴役。自有人类以来,奴役和被奴役从未停止过,人类是在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最先是自然界对人的奴役,然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肉体的和精神的双重奴役,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和方法表现出来。在这里,显现了哈耶克的意义:他在众人参与的乌托邦狂欢中,听出了末世的哀歌,又在那些满怀救世理想和道德激情的乌托邦主义者身上,嗅出了不祥气味。“乌托邦情结”对人的奴役,与其他奴役形式相比,其微妙出在于:奴役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奴役他人,相反,倒是很真诚地把自己当做拯救者或救世主;受奴役者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水深火热中,却认为自己正走在天堂之路上。 网友阿通专门就“卖淫”一词的定义,求教了《20世纪韦氏字典》:卖淫者,为钱财从事(和许多男人)性交活动的妇女。 广义的定义为:卖淫一般是指补偿既非属于性欲方面的又非属于感情方面的一切性行为,具体来说即为了性或感情方面的一切报偿或乐趣而从事的性行为才是正常的,而且这种性欲或感情方面的报偿或乐趣必须是来源于性行为本身。因而出于其他任何别的目的、动机、原因而与他人进行的性行为均属于妓女卖淫。 我们看到,反方辩友末代愚夫同学指出,“要解决卖淫带来的社会问题,解决导致卖淫的贫穷,才是治本的关键。”辩友孤鸿野鹤同学也认为,我们必须看到卖淫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教育、培训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公才是造成卖淫现象的根源。对卖淫问题的治理,只有深化改革,纠正政策的偏误,给贫困落后地区更多的政策扶持,给社会弱势群体施以援手,增加就业培训等,逐步减少因贫致娼人群,才是解决之道。 民谚有曰“笑贫不笑娼”,是的,“致富脱娼”论没错,但这是脱离现实近乎“乌托邦”似的理想。我敢拿出全部拟押色妞赌注的真金一搏,假如真的消灭了贫穷,在社会绝对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再假设社会丰盈丰满地富裕到足以救赎每一个“卖淫”者,那么,共产主义也会一并实现的。从知青上山下乡到大学扩招,教育、培训资源不可谓没有极大改善,然而大学生都就业难,让小姐拿什么竞争呀,何况“卖淫”者从大学生到明星,学历素质正越来越高呢,谁不想飞的更高呢?更何况欲无止境,其根源不是“贫穷论”能简单诠释的。 “乌托邦情结”更高的要求在于:人们应普遍遵从一种目标和思想,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和信仰变成全体人民的思想和信仰,实现思想的国有化和一体化。其隐含的设想是:“试图使人们平等”,而且是绝对的平等。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即平等待人的前提前恰是: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对此,哈耶克一语道破:“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如果所有的人在才能和嗜好上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区别对待他们以便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所幸的是,人们并不相同,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在职责上的差异才不需要用某种组织的意志来武断地决定,而是待到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确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之后,就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 “卖淫”合法化,是要解决正视个体差异的问题,我们无法迫使性工作者向“良家妇女”看齐。平等的待人是解放之路、自由之路,而试图使他们平等则是奴役之路。正如识者言,在这条路上,手奴役者被现成的而又强加的意见、观念和信仰所奴役,无意识、被迫或者主动放弃了独立思考、独立“在”的权利,使自己的生存被置于一个外在的精心设置的统一框架之内,这是比直接感知的肉体奴役更为严重更为普遍的奴役,是对人的理性和情感的奴役,其代价是情感的失真和理性的毁灭。(李政涛《从“乌托邦情结”到奴役之路》) 然而人类最大的悲剧还不是“乌托邦情结”造成的悲剧,而在于另一个无法抹去的事实:人是需要乌托邦的。所以现实生活中,各种道貌岸然的道德说辞和预设总是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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