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免职为何多是“冠带闲住”

一色

2010年10月江西省宜黄县因发生“强拆自焚案”，全国掀起舆论怒潮。不久后江西省有关部门宣布：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已被免职，县长苏建国也被提请免去县长一职。

　　当时，笔者在《华商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对宜黄书记县长“冠带闲住”的分析》，认为：“对邱、苏两位‘建国’大爷的处理，很显然就是‘冠带闲住’”，预料这只是为应付舆论的一种紧急措施，甚至可以说是带薪休假，等社会不再关注此事，“起复”可期。果然，2011年11月，两位官员在被处理一年后联袂复出：邱建国任抚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皆是手握实权的正县级官员。

　　曾经有人说过：“围观改变中国”。此话并非毫无道理确实，一些官员因舆论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些年来不少官员在“围观”的压力下确实被免职，可相当一部分人很快（基本上是一年左右）就复出，且多数级别不变。因此，围观者总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其实，在当下的政治逻辑下，这很正常。既然“迫于舆论压力”，掌握官员升迁罢免大权的部门免除一些“犯错”官员的职务，那么“压力”不再或减弱时，复职则顺理成章。因为，“免职”并非权力系统的自觉行为。

　　如果将观察分析的纵深度拉得更长一些，考察我国古代王朝对官员的处理之法，基本上可知，眼下多数官员的免职是属于“冠带闲住”。

　　何谓“冠带闲住”？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古代叫差使）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除了官员犯罪被刑事处罚，仅就政纪处分而言，“冠带闲住”外，古代朝廷对官员还有两种处分：免职或降职而不免差使以观后效；削籍为民。

　　第一种处分多发在救灾、战争等紧急时期，因官员失误造成了损失，但并非官员主动犯错，且其作用不可替代。朝廷经常是下旨免除其官职或降职，让其在原岗位上戴罪立功。如果该官员后来能将功补过，原来的处分一并撤销。受过这种处分的官员实在太多，包括一些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名臣。而“削籍为民”就相当严重了。中国古代是个身份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与“民”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所以古代士人中进士后，一般说“释褐”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取得“官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当于现在开除公职。受此种处分后，要想复出，是相当的困难。

　　《红楼梦》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说的是贾雨村中了进士后，在为官期间得罪了御史，被参了一本，朝廷降旨革职，不得已当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后来经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引荐给贾府，在贾府的帮助下得以复官。《水浒传》中的黄文炳，亦是一位“闲居通判”，被革职回老家呆着。所以他要立一件大功，才有可能起复，于是举报宋江浔阳江头题写反诗。可见贾雨村和黄文炳都是仅仅革除职务而未削夺官籍，所以只要有机会，复出为官并不太难。

　　那么，今天那些被免职而“冠带闲住”的官员，其复出有何规律？一地、一事、一官，各不相同，能否复出，怎样复出，恐怕各有各的机缘，但若仔细分析，也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要考察被免职或撤职的官员犯的是什么样的“错误”。根据法律和纪律，似乎性质和严重程度不难判断-----但这些只是纸面上的，同样是“渎职”，同样是“领导责任”，放在权力系统内，真实的原因千差万别。要言之，要看这个“错误”主要伤害了谁的利益。在古代，一个官员“犯错”可能伤害百姓的利益、皇帝的利益和官僚层的利益。其中伤害官僚层的利益，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旦被革除很难东山再起，因为他得罪了“自己人”。伤害皇帝的利益和伤害百姓的利益，有可能重叠，因为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官员搞得民怨沸腾直接影响皇帝的统治，但二者也并不完全一样。靠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而谋利，实质上是皇家给官员的一种“福利”，只要不过分，百姓能忍耐，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伤害皇家的利益，“谋逆”属于决不可宽恕外，其对百姓的伤害一旦引起舆论哗然，朝廷的处理往往视具体情形而定。——古今虽不能简单类比，但有些道理是相同的。今天的官员如果得罪整个官员层，基本上是万劫不复了，而伤害群众的利益，如果引起媒体关注，也就间接地影响了整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受处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所谓的执政形象，往往是块公共牧地，尤其今天中国官员任免权已不像古代那样集中在朝廷，而是根据级别分解给地方，那么这种“影响执政形象”的错误，对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说，其实质性伤害是很小的，所以这种错误而被免职的官员，其起复的内部阻力很小。

　　其次，要看这个官员是单纯个人的错误，还是为一个集体决策或上司决策顶雷——即背黑锅。善于替上司背黑锅，是一门艺术，适当的时候主动替上司顶住压力，一般会获得犒赏。相反，不善于替上司和执政团队背黑锅的官员，其损害一般群众利益的“普通错误”就可能演化成损害团队或上司利益的“严重错误”。如明末朝廷既要在辽东和满清作战，又要在内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作战，财力、兵力都不敷用，崇祯帝认为理性的选择是“攘外必先安内”，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满清秘密谈判，明朝决定承认满清得对等地位并让出一部分领土，以求签订和平条约，腾出手专门对付内乱。没想到秘密媾和行动被曝光，士人阶层的爱国者很多，他们一致谴责这种“卖国”行为，陈新甲竟然实话实说，透露是皇帝的意思。崇祯帝饱受舆论压力，于是找个别的理由把陈新甲杀掉了。因此，如果是由于执政团队的错误甚至是上司的错误，为了应付舆论，处理某位具体办事的官员，来消减上司和整个团队的压力，那么这个官员是为了维护上司和同僚的利益做出牺牲的，那么等风声一过，这种官员一般会复出。否则的话，会让官员普遍有心寒的感觉，再有同类事情发生，没有谁愿意出来主动承担责任的。显然，日记曝光私生活糜烂的原广西某市烟草局长韩峰，和强拆引起自焚的宜黄县委书记，所犯的“错误”是很不一样的。

　　最后，就要看被免职的官员在权力系统内的活动能力。这个道理很好懂，每个官员的出身、人脉和在权力系统内经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贾雨村被革职，如果不是攀上贾府那棵大树，他复出的难度恐怕大得多。黄文炳没有这样的靠山，所以只想立一件奇功以求复出，却被梁山人报复，死得很惨。

　　“宜黄事件”发生后，邱建国在免职前说过：“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宁可少上项目，甚至不上项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段话不无抱屈的意思。早知道会闹出这么大的事，作为县委书记，我还上什么项目？可在一些地方唯GDP政绩观中，不上项目，GDP从何而来？财税收入从何而来？官员的工资奖金福利从何而来？而要上项目，就很可能会有强拆，“老百姓的利益”很难放在第一位。如果官员们真的这样做，“老百姓的利益”倒是没被伤害，而伤害的恐怕就是官员层的利益。两相比较，一个官员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邱建国书记怎么可能不复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