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讲堂：“遑论”鲁迅（15）

闲散之人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5）

我最近在写一个有关“竹林七贤”的系列，就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九二二年鲁迅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份，鲁迅重校了《嵇康集》，我在前文之中曾经多次说过，鲁迅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而鲁迅在典籍整理，以及版画，或者是西方新思维的引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一定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但是，他一定是那个时代所不能被忽视的。

一九二三年四十三岁的鲁迅，这一年元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 中国国民党公布《党纲》。《党纲》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部分，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并以五权分立作为五权宪法的原则，完成民国更进步的宪法。

盘恒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帝制终于烟消云散，一个民主的精灵在古老而苍凉的大地上起舞。我所以敬佩鲁迅，是因为在这场制度的变革和更替之中，他始终是站在前列的文化人，是一个充满着新锐和良知的觉醒者。它的全部意义绝不在于剪掉了头上的那根辫子，其实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朦胧之中胡乱高呼着“革命口号”而掉了脑袋的阿Q。

这一年的三月，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觉醒者和发起人胡适撰文提出要研究“国学”。这一年的六月，鲁迅和胞弟周作人联手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当时的《世界丛书》之一。我曾经跑到市图书馆找寻这本书，非常遗憾，没有看到它的身影，以至于我对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底蕴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不解。

七月鲁迅所译的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出版，被列为该社的文艺丛书之一。

也是这一年的七月，鲁迅和胞弟周作人的关系破裂，他搬离了八道湾十一号，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周家住进八道湾，曾经有一段热闹而嘈杂的日子。

这所宅院分三进，有几十间房子。前院是坐北朝南的罩房，每三间一套共九套，鲁迅住在中间的一套里;中院有北房三间，鲁瑞同朱安分住两头的两间，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后面接出一间，在北京可以叫做老虎尾巴，冬天为节省煤炭，鲁迅就搬过来住。从中院东面的夹道通到后院，后院很宽敞，北房九间，每三间一套。周作人一家住西边一套，建人一家住中间一套，东边一套空着，算作客房。

八道湾的日常生活是很热闹的，孩子多，在院里嬉闹玩耍；客人多，周家兄弟的同事、朋友、学生等等经常来访。日常家务事由作人的妻子信子统一管理，鲁迅的收入一般也都交给她使用。因为日本人比较多，家里有些生活习惯颇有日本风味。例如，每过年节，客人聚会，饮屠苏酒，必备日本新年食物——粢饼烤鱼等等。

八道湾的客人各种各样，但主要是文化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曾经来过。《新青年》的同仁们除了陈独秀已经到上海，胡适来的次数较少外，其余都是常客。胡适对周氏兄弟一向佩服，查他的日记，1922年2月间两次到八道湾，与鲁迅和周作人做长时间的交谈，鲁迅还劝他多搞一些文学创作，他记下鲁迅的话：“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话虽是这么说，但胡适很想在现世中有所作为，所以他后来没有在文学方面发展，而是到南边为他的好政府的理想奋斗去了。又有一天，胡适到八道湾周宅，适值鲁迅不在家，与周作人谈天很久，午饭后鲁迅回来，又同鲁迅长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对兄弟俩的印象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应当说胡适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基本上是准确的。

八道湾还来过外国客人，那就是俄国诗人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他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讲课，因为他是个盲人，又不通汉语，蔡元培就托周家来照顾。鲁迅翻译了他的童话剧，他又借居在鲁迅家里，两个人的私人交际是不错的。他的到来给大院子里带来更多的欢乐，他会弹琴，会唱歌，孩子们都喜欢他，乐意跟他玩。

其实，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周建人的文学成就并不在鲁迅之下，在当时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所以后来不多被人们提起，多半是扣在他头顶的那顶“汉奸文人”的帽子在做崇。

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

       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他这弟媳用我们百姓的话说：“这日本娘们，简直就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当然，坊间的另外一些桃色的传闻，诸如偷看了弟媳洗浴，甚至非礼了弟媳云云，如今也无法甄别核实，一笑而过。

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画地为牢，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和他的这个兄弟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

      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用他的文字的锋芒直刺社会，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

09年的时候我曾经看过有关八道湾鲁迅，周作人故居要被拆迁的消息，在疯狂的利益驱使之下，摧毁一点文化故居不算什么意外的事情，不知道八道湾这个故居如今在否？估计是不能幸免了。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暮雪

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

暮雪

清官难断家务事，真的

普特

盘恒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帝制终于烟消云散

青黛

学习

远去的烟云

其实，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周建人的文学成就并不在鲁迅之下，在当时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所以后来不多被人们提起，多半是扣在他头顶的那顶“汉奸文人”的帽子在做崇。
----------------------------------------------------------------
不知这里“周建人”是否是周作人的笔误。印象中周建人应为鲁迅三弟，文学方面没什么成就的。

闲散之人

是，应当是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