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闲散之人 于 2011-8-16 11:52 编辑
副县长“艾滋”了以后
有的时候我会谴责自己，为什么非要对一些所谓的“时政”写一些不着四六的话，但是，每每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我却依然无法遏制自己的冲动，这大概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里面的那条下意识的狗了，好在我本人就是属狗的，所以无所谓别人怎么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颠覆和惊愕的时代，正因为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每天面对纷至沓来信息的时候，如何去甄别，如何去理解确实是需要一点能力的。但是，所谓“久病成医”，看得多了，见识肯定广，所以颠覆的来一句“鸟大了什么树林子没飞过”也不算错。
在2002年的时候，一次和几个媒体的哥们聚会，席间喝的并不高，我说：“我想写一本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或者有精力的话，接着来一本《三十年目睹中国社会之现状》，所有人端杯的手都在那一刻静止，须臾，他们一致认为我如果敢写这样的东西，基本属于找死。
转眼十年过去了，我虽然没写出这两本书，但是，我却积累了大量的此类素材，而且我不能不说，这些素材真的不是我故意去积累的，而是每天你对着媒体一抓一大把的，看着这些素材，忽而乐不可支，忽而怒发拍案，忽而哭笑不得，忽而悲伤绝望。
就在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传落马副县长染艾滋 贵州三穗县全城陷入恐慌》，看了之后先是笑，笑着笑着就不敢笑了。
这个传言是：三穗县当地一位女教师在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杨随即纳入政法部门的视野，最后落马，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
显然这是一个不需要继续推演的恐惧事件，一个副县长得了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居然与几十个女人有染，而这种后果恐怕真的是难以描述了。时至今日，对于艾滋病我们掌握的常识是“可防可控”，但是大意的杨副县长显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基本措施，结果出现了这个可怕的后果。
从“三八节”被抓，到今天身陷囹圄，对于前副县长到底是不是有艾滋病一事，相关方面收口如瓶，只是官方层面的表态说该人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据说是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而不能披露。
写到这里就想起一个格调不高的笑话：
一老农送即将进城打工的儿子的时候说：“你在外面做啥都行，可不能把脏病带回来，你要是有了脏病你媳妇就会有，我就会有，你娘就会有，村长就会有，全村人就会有。”
货真价实的性病患者杨昌明，的确给三穗民众带来了“艾滋恐惧症”的困扰。哪些人跟杨发生过性关系？是否被传染？这些信息都不为公众所知晓，仅有传言在四处流转。如何保证身边人不尝鲜偷欢？如何保证自己不染上艾滋？不少三穗人为此惶惶不安。
诚然，个人私生活如何靡乱那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像三穗县这位落马的前副县长确实可以让太多的人睡不着觉了。这不是害己的事情了，这显然是祸人了。其实此刻我特别能理解贵州三穗县及相关方面，这个事实真的不好澄清，估计参与这个事情处理的相关人员背地里也会骂“狗日的，你快活的时候咋就不提防着点呢？”
一座不大的县城上空，弥散着这样的恐慌，而相关的真相却又不敢披露，一来二去，只能加剧恐慌而没有别的什么。
想起不久前那位在淫乱之中被拍了照的云南某国资委的官员，以及官方对此事的表态，不由的一声叹息：
这样的“官场现形记”足以让晚清著名老愤青李伯元汗颜而死。
2011年8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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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8-16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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