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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淡淡一片云 于 2010-9-10 09:30 编辑
编外五类分子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不知道这是最“可恶”的一个群体，也是被人看不起的最低层的人。也许现在年轻人还弄不清楚啥子叫“五类份子”呢？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历史的，现行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种人的总称。认真说起来也确实有些意思，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怎么反而越革命阶级越多了呢？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大小小加起来九种人，这些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先抛开文化大革命不说，因那个时期太不正常。就说五类分子吧！地主你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当然该整；富农呢？谁叫你要富，比别人过的好些；反动派的确也该整，谁叫你给国民党办差事？而且还杀死过江姐这些烈士；坏分子我想总是坏呀，整也活该；右派么？我就弄不清了，也许这些人说话唱歌声音不左。凡是入了册的五种人，那就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不准乱说乱动。改造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劳动，所谓劳动改造世界嘛。因此凡有公差，如修路等义工，少不了这五种人打头阵。我想这些人入册事出有因，多多少少想不通也不敢去想，谁叫你过去享受过呢？我现在要讲的是更离奇的一个编外五类分子。
山西省临猗县薛家庄，有一个翻身农民姓薛无名，排行老三、大家就叫他薛三娃。观其名可想而知，一定是地地道道的放羊娃。不错，的确如此，1948年解放后，为了保卫翻身成果，戴红花，骑大马参了军。此人中等身材，一脸麻子，好在皮肤白净，麻脸还不太明显难看。入伍后补充到六十军一八零师五三八团当战士。祖祖辈辈靠与地主种地放羊过日子，现在而今当家作主人，你说能不高兴吗？除了睡着，整天高兴地笑呀唱呀！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先后参加了运城、临汾、太原、西北、西南战役，立了功，入了党。1949年团里成立宣传队时，便调到队里当一名宣传员。战时带领民工担架队，平时抹个红鼻子扮个小丑，扭扭秧歌打打快板还挺能干。1951年入朝作战前提为付排级宣传干事。但好景不上，官瘾才尝到一点儿味道，5月26号负伤不幸当了俘虏。在敌人集中营表现也不错，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被遣返回国。被俘回国人员，无论你表现多好，反正一刀切：一律开除军籍党籍，营以上转业，连以下复员回家。当不当官对他来说也无所谓，因他参军就不是为了当官。开除党藉的确心痛，反正想，没党籍也照常革命，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行。回到农村也行，反正自己从小劳动惯的不怕。谁知他料想不到的事来了，在一次火烈烈的劳动中，打赤膞时不慎暴露了在集中营时，被敌人强行刻在手臂上的反动口号。这下可说不清了，也未经过那级公安或司法机关审批，就不明不白地滚到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了。
从此，每次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训话，他也乖乖地拿上一个小板凳去与他过去斗争过的地主婆坐到一块。那些五类分子也挺“欢迎”他，一个笑呵呵地用眼神说：“哈哈！你来了！”，开始他把头埋的低低的，差点钻到裤当里去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真有点帐多不愁、虱多不痒。脸皮虽然长厚了，但心里呀血却在流呀！
伟大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专门对在朝鲜战争中被俘回国人员落实了政策，他呀比地主份子摘帽子还高兴。可是见人家一个个地宣布某某揭掉地主帽子，某某揭掉右派帽，却没人给自已摘“帽子”呢。跑到乡上一问，乡上也糊涂傻眼了，不知咋办。他该落实政策摘啥子帽子呢？不清楚就不敢乱来，万一摘错了又叫戴上去才不好办呢。只好来个一推二拖。我这个战友老兄呀也有办法。干脆来个装疯卖傻，每天拿上一付竹快板，抹上一个红鼻子，拴上一根红布腰带，到乡上去唱快板。他老兄记性真好，多少年前的什么“解放区的天”“嗨啦啦啦啦”“军歌”“志愿军战歌”等一点也不忘。他就这样天天敲起竹板唱呀唱呀。反正唱革命歌曲又不犯法。弄得呀乡上哭笑不得，求他说：“你不是地主富农叫我给你摘什么帽子呀！”，他也说：“每次五类分子开会都有我哦！你们咋忘了？”。
这事真的不好办，不解决吧？他天天到乡上唱，解决吧？又解决啥呢。右派摘帽属于错划，他又没有划地主、右派、反革命。最后反映到县上，市上（运城市），按他伤残等级，给他补发了残废证，当众宣布为复员军人，承认了过去处理对待他的错误，撤消圧在他头上的“编外五类分子”的无形帽子。
1984年我到运城找到他，他带着儿子在城里摆个修自行车的地摊，以此维持生计。我请他吃饭时他给我讲：“有一次遇见一个老板，在饭店里要了可能一斤多饺子，才吃一点点儿就嫌不好吃，把钱付了走啦，我和老婆可拣了便宜，上去美美吃了一顿”。听的我心中真的不是滋味。年底他到了成都，我陪他转了我们过去一块战斗过的地方，也看了一些患难战友。走时给了他一些年货。又是多年不见了，他还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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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0-9-10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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