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冷笑 于 2011-3-19 18:57 编辑
谢有顺先生在《活在真实中》一书里写过这样一段历史故事:阿道夫·艾希曼——希特勒的爱将,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凶手之一,他在1960年被逮捕,于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审判并最终被处以极刑。在这漫长艰巨的审判过程中,艾希曼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他个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用毒气杀害犹太人是希特勒的计划,他只是履行了职责。他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在那场人类浩劫中,在对犹太人实施残忍屠杀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著名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小*姐为他辩解,说他只是作为一种纳粹的工具被动地、无意识地执行了上级残暴的命令,而平时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正常的人,待人接物温和慈善,彬彬有礼。
尽管艾希曼最终还是被判处绞刑死有余辜,但是他那“没有外在的声音唤醒良心”的理由却显得耐人寻味。缺少了这样一种“外在的声音”,往往使人不自觉地成为麻木的看客和暴力的帮凶。这种良心的沉眠其状态类似摩罗先生所说的“灵魂的黑暗”。也就是说他缺少主体精神。所谓主体精神专业一点就是指主体能意识到自己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意识到自己生存发展权利,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历史责任。一个没有主体精神的人,是不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到:“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然而就因为生命中缺少了一种“外在的声音”,这自我意识或良心,无法从沉酣中醒来,更多的人乃至整个民族整整一代人最终在时代的惯性和压迫下,浑浑噩噩,蹒跚而行。
说起这“外在的声音”,它有时是一种来自某位高人的言论,象锋刃一般切入你的生活,使受者思想发生突变,如醍醐贯顶,或如饮狂泉,从此生命为之激荡起来,主体性获得全然的觉醒。梁启超少年中举,踌躇满志,可是与康有为见面经过交谈后,感觉康的思想是海潮音、狮子吼,当时只觉“当头一棒”、如“冷水浇背”,从此尽弃旧学,拜入康有为的门下。《世说新语》中王羲之少负才名,很看不起当时名僧支道林,一次,支道林主动上前与王攀谈,与王谈论《庄子》,“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披襟解带,竟是不想走了。
“外在的声音”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目击了一场有违伦常和文明准则的人间惨剧,比如鲁迅在看了录象片以后才领悟到学医已非一件紧要的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强健也只能作为示众的材料。
作家戴厚英在文革时期是有名的“小钢炮”,绝对又红又专,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人到中年,才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深刻检讨反思自己的过去。在她《人啊,人!》作品中,正文二十七个章节的文字远不如末尾的后记直抒胸臆来得更具有感染力。这是怎样一篇后记啊,如天风海雨,酣畅淋漓,沉郁顿挫,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如火山迸发一般的呐喊: “我毕竟是人,我的感觉还没有麻木,因而能够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见人们身上的血迹,脸上的泪痕。这‘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亲人。虽然,我不敢也不愿意去怀疑那一条极左路线,但是,我感觉到良心的蠕动,听得见灵魂的呻吟。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戴厚英虽然最后迎来了自己“人性的复苏”,但毕竟为之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这“外在的声音”说来也很不近人情,它很少能像一位良师益友常在我们身边督责,它总显得那么虚无缥缈。《人啊,人!》中的那个何荆夫,在丢失了身份证、搬运队的马车之后,在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躺在长城脚下眺望满天星斗,开始哈姆雷特式的思考。什么时候起我们才能猛然觉醒“这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什么时候起我们才能在历史中依稀辨认出“吃人”这两个字,什么时候起我们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捧出自己的灵魂。都得把双手伸在阳光下,看看那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但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帐本要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戴厚英)
中国近代史即是一部启蒙的历史,从早期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的提倡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谓启蒙无论“新民”还是“呐喊”,就是创造一种“外在的声音”唤醒民众。梁启超在任《时务报》主笔时下笔不休,篇篇皆脍炙人口,有人写诗赞叹:生平读书枉千卷,何如一篇饷我神魂飞。然而五四的启蒙并不能使我们躲过文革这场灾难,如今在这个宣扬肤浅的享乐主义的单向度社会里,统治阶层对“外在的声音”的围剿和对我们记忆的扼杀比任何时候都要来的明目张胆,有恃无恐,最终缺少了一种外在的声音,于是“我们一直忙于残酷,忙于麻木,忙于下流,我们没有时间回忆。”(摩罗) 我们应努力的去找寻,找寻一种“外在的声音”或创造出这样一种“外在的声音”,以对抗强大的愚民机器,在今天,“救救孩子”才是需要我们年年讲,月月讲乃至天天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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