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歧 于 2010-6-4 22:16 编辑
最高大的人
——由近年疫病兀生，感怀医圣张仲景
世界上最恒久也是最能打动人的，是那份云淡风轻的朴素美德。
确然的，那些朴素的美德总在历史的云霭里熠熠生辉，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昂首前行，引导着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至美境界。
这验证了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具有了普通人情怀，最接近于民众，无怨无悔地为民众谋福祉的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尊重和尊敬。
——作者手记
那个时代，是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苍天已死，黄天未立，瑶役苛重，疫病肆虐，枭雄遍布，腥风笼罩，赤地千里，八方荒凉，却也是个制造传奇故事的时代。古语云：“乱世出英雄”，一部《三国演义》，就自“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头裹黄巾、口传妖言、揭竿起义说起，曹操、董卓、吕布、袁绍、袁术、王充、貂婵、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孙权、周瑜、鲁肃、诸葛亮、司马懿，一一粉墨登场，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一路演绎权术与机谋、义气与叛卖、成王与败寇，使得东汉末年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最著名的名人辈出的时代。
时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武力争霸天下渐已变成天下笑柄，“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尚主题。然而，就在“和平与发展”的氛围里，世界仍不太平，其中之一，便是种种的新老疫病，似乎偏要与科技进步对着干似地，兀地生发，防不胜防，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猪流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弄得政要百姓，一惊一乍，不能安生。
古有“苛政猛于虎”、“瘟疫猛于苛政”之说，玛雅文明、良渚文明、利莫里亚文明、伊斯特文明之所以平地失落，比较可信的猜测之一，便是爆发了毁灭性的瘟疫。爆发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球17亿人口中，就有7亿左右被感染，约2000万人死亡，疫情所达之处，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车船停运，社会处于混乱与瘫痪的状态，人们变得歇斯底里。为了防止瘟疫扩散，一些政府甚至下令，警察可以举枪射杀街市上不戴口罩的公民，一些家长，甚至强行囚禁家人，直至举家饿毙家中。疫病当中，杀伤力最强的，恐怕莫过于伤寒了，建安二十二年，中原伤寒蔓延，史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绝族灭门，比比皆是”。不说寻常百姓，单说“建安七子”，即可体味伤寒之症的凶险与可怖。“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因与曹操政见不合，于公元208年被杀、阮瑀因其他疾病，于公元212年亡故外，其余五子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通统皆殁于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的这一场瘟疫。如果没有张仲景于东汉末年总结、研发与推广了治疗伤寒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的良方、良药、良技，将中国医药学推上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在过去历朝历代的历史长河中，将会增加多少个灭绝家族？怕是难以估量，包括本人在内，或者许许多多的现代人都会不复存在。感念于此，我就去网上寻了张仲景的《伤寒论》来读。
隔行如隔山，我是读不懂《伤寒论》的，于是，就转而来缅怀张仲景的生平事迹。
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卒于建安末年（约公元215～219年），以一部传世的《伤寒杂病论》，为后人尊之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奠定了“辩证论治”的中医疗疾思想。
张仲景确立了“望、闻、问、切”的中医诊病方法。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列载了269个经典处方。
张仲景广集了针刺、灸烙、温熨、冷敷、药摩、坐药、浴药、润导、浸足、灌耳、吹耳、含药、敲击、气熏、肛塞、人工呼吸等具体的治疗手段。
除《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外，张仲景还撰述了《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两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
张仲景写成了这些著作，却并不做一已、一家、一族的生财奇货，而是嘱其子息、徒孙、友人，勤抄细校，广播天下，造福万民。
张仲景诊病，宛若佛子修行，善缘慈心，贤愚无欺，救死扶伤，广种福田，富者千金照纳不喜，贫者一文不取不忿，“贵贱一视之”。
无论医德、医术，张仲景皆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座最高的山峰。
张仲景仿佛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聪明才智和青春活力。
很难存想，张仲景曾经是做过官的，而且是一个蛮不小的官，是长沙太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样一个官位，八辈子也难求。
张仲景何以弃官从医？都说他“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做官本不是其本愿，皆因其父亲所逼。”
在我看来，厌恶官场之说未必一定成立。张仲景出身于官僚家庭，他一定知道，官场是一个人生大舞台，官场之中，从来都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为官并不等于为恶。
他有一腔济世救民的慈悲胸怀，有官场这样一个人生大舞台，他岂不可以更广泛、更纵深地施展他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为百姓服务？
张仲景何以弃官从医？我的理解是，他爱做官，也爱从医，而斯时的社会环境，根本就容不得他两面兼顾。
中国古时的朝廷戒律，很细、很严，官员为百姓诊病，明显会影响“行政效率”，大损“领导形象”。可张仲景偏偏身怀了治疗伤寒的绝技，而且声名在外。患者千辛万苦、满心虔诚寻上门来，他如何能硬起心肠见死不救？无奈之下，他就只好打打擦边球，做一个“星期天郎中”，便未经请示，自颁了“初一、月半不理政事，专为草民诊病”的法令。这一举动，既震动了民间，也震动了官衙：民间奔走相告，蜂拥而来；官衙冷嘲热讽，指戳弹劾。那个时代，阶级森严，人分三六九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既为官又为医，你想得倒美？！想想也是的，一面是衙门不再像衙门、衙门还如何接待上级领导，一面是涕泪交流、奄奄一息在生死界上徘徊的伤寒病患者，在这两难选择中，圣洁而伟大的张仲景选择了弃官从医——百姓性命并非草芥，人的生命重于一切。
对于官职官位，中国人从来就趋之若鹜，古时如此，今时亦复如此。要说厌恶官场，官场中人十之六七皆在自言厌恶官场。然而，这些口口声声说着厌恶官场的人，宁可做着和尚不撞钟、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决不肯放弃既有的官职官位，即便这官职官位的品级细微到几近于无——比如今日的“副股级科员”。呵呵，人人都在争着座次、争着待遇，你偏去讲什么奉献、讲什么风格，你书呆不书呆、傻冒不傻冒？“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世上古来稀？
张仲景弃官虽无奈，却从容。
张仲景十岁左右开始学医。他之所以学医，缘由之一，是他的家族之中有一位极有声望的医者张伯祖，张伯祖极是喜欢聪明好学的张仲景，极是希望张仲景继承他的衣钵；缘由之二，是当时疫灾凄厉，十余年间，洛阳、南阳、会稽各地，死于疫病者占到总人口的七八成，张仲景所在的家族，原有人口200余号，也锐减到了六七十人，张仲景做官的父亲为本族成员的健康计，并不反对张仲景学习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缘由之三，是张仲景本身喜爱医术，他从古书堆里读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深敬医术高超人士，“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写道：“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其所思所想，云淡风轻，何其朴素。
可以想象，张仲景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不朽成就，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劳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挫折。是什么支持他矢志不渝、坚守始终，依我之见，一切的一切，尽在他的仁爱襟怀。
我以为，东汉末年的大英雄绝不是刘备、孙权与曹操，东汉末年的大智者也绝不是诸葛亮与司马懿，集大英雄、大智者于一身的，当是这一位张仲景先生，他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人中的一个。
忽然忆起前一阵子国际国内曾刮起过好一阵子的否定中医、诋毁中医的狂风，有人揪住《本草纲目》、《黄帝素问灵枢经》等经典中医著作中的一些糟粕部分不放，揪住少数庸医、奸医的劣迹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指称中医是伪医、巫医，直将中医贬得百无一是、一文不名、遗臭万年。奇怪的是，中医界反击的声音是细微到几近于无。
中医已退化到了不堪一击的境地了？
我母亲逝世前的几年里，病患连连，说白了，也就不过是一些极其普通的老年性常见病罢了，可每次去医院，包括中医院，医院总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扯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检测试验单出来，B超、胸透、大血、小血、大便、小便、心电图、脑CT，没完没了。她说：“这样一种看法，既折腾人又折腾钱，就是不把人折腾个死，也要折腾个半死。还是乡间郎中好，搭一搭脉，看一下面色，聊一会家常，开几服药，便OK。看乡间郎中，即便是看死了，也情愿，至少没有那种进了黑店一般的感觉。”
我母亲的想法很简单，也很陈旧，不会很正确，但也不无道理。
中医素重医德，也重严谨。现在，这两样都已丢失的差不多了。
我的一位当着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中医师朋友曾在私下里告诉我：“现在是一切向钱看，中医的疗效再好，也会走向灭亡。把脉收不了几个钱，针灸和草药也收不了几个钱。而收不了钱，医生就在医院抬不起头来。用中医方法看好一种病最多只能收三百，而用西医方法看好同一种病，也许能收三十万。所以，即便是中医看好的病，在许多时候也要把功劳记在西医账上。”“不是盘尼西林打败了中医，打败中医的是我们的医疗、医药体制。”“正宗的草药，大都给药厂收买了。做中成药，赚头很大。”
如此这般，无话可说。惟建议医生朋友多来缅怀缅怀张仲景。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0-6-4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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