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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网上闻及两本新书。其一是由中信出版社于11月份送上书架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其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0月份发行的《我与中国》。如其说注目这两本书，倒不如说这两本书都涉及到了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特立独行的人物——梁漱溟。梁漱溟其人其事，再一次打起了我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来自梁漱溟先生的若干手稿而成的身后著作，该书系梁漱溟之长子梁培宽先生通过梁漱溟生前的部分文稿整理编辑而成。虽然还没有读到该书，但据出版社介绍，其中三分之二是梁漱溟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内容主要论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梁漱溟先生一生思想睿智、见解独到，该书应当视为梁漱溟先生身后留给中国学术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我与中国》的作者罗斯•特里尔，同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学生，其曾著有《毛泽东传》珍藏版。特里尔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美国人，他于196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便与中国开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故事。不言而喻，《我与中国》撰写的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新中国，书中详实的文史资料也是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有力见证。
我特别注意到《我与中国》的内容介绍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名人和政坛风云人物，如周恩来、李光耀、基辛格等政治人物，以及郭沫若、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感觉，与多位文化名人的交往，是作者所著《我与中国》的要点之一。比如其中说及特里尔向郭沫若问起梁漱溟时，郭沫若告诉特里尔，在探讨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自己与梁漱溟发生过冲突。郭沫若说：“人们说梁漱溟是一个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人，但40年代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上来要打我。他在为美国辩护。我觉得马歇尔想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帮助国民党。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梁漱溟不想那样说，因为他不相信是那样。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声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说’！”
《我与中国》或用若干文字展示了他人眼中梁漱溟之敢于直言的君子性格；而《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或直接展开的就是梁漱溟思想性格的一面。梁漱溟何许人也？出身于北京米市胡同的一个“世代诗礼仁宦”的官宦家庭，清光绪十九年九九重阳日(公历1893年10月18日)呱呱坠地。“九”字历来在中国的玄学中一马当先，不期梁漱溟日后又为其自己的另一个“九天九地”之说所累，“九”字到底福也祸也？人生孰能料知？
在梁漱溟一生之前20年，6岁尚不会不会穿裤子；辗转读了4所小学；只有中学文凭；20岁开始撰文研究社会现象。从24岁进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包括佛教）开始，梁漱溟便是正儿八经的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了。其后，或当教师，或办教育，或作社会调查和人文研究，也或潜心著书立说。在城里土生土长，又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新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据美国学者艾恺言，惯于思考也惯于沉默的梁漱溟一生只有一个外国朋友，这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梁漱溟一生不懈求解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为文一生，思虑千载，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浩浩然似罡风，瘦骨嶙峋擎天柱，肝胆向人日月明。”一代鸿儒之梁漱溟先生，其德操风范一直为学术界所景仰。即使是在建国后最为动荡的年月和最愚昧的文革时期，梁漱溟仍在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信仰，除了参加政协人士的会议和某些需要举手发言的场合，其它日子梁漱溟仍笔耕不缀，闭门读书，属学者范畴无疑。梁漱溟曾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一生不光在学术上散发着光芒，其执拗的个性、耽于想象的倾向，以及对社会流俗的天然逆反心理，也每每让其言论闪烁出令世人瞩目的智慧。比如，1934年夏季，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因难产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所写的“悼亡诗”，就足见其性格的别致：“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中年丧偶大不幸。”但梁漱溟的“悼亡诗”，倒让人想起了庄子的老婆死了以后，庄子鼓盆而歌的典籍。不失名士做派之梁漱溟，更有直人快语。他以为妻子已亡，自己少了牵挂，便可以更集中精力投身于民族的事业之中；而对于妻子而言，生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死了便也远离了一种不幸，其反而是一种解脱。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梁漱溟和黄靖贤两人平素感情平淡，缺少精神上的交流。但晚年梁漱溟对美国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耄耋之年，梁漱溟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也识得若干字。”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应梁漱溟落叶归根于邹平的遗嘱，如今，梁漱溟纪念馆也坐落于邹平，这也圆了梁漱溟于冥冥中与发妻作伴的愿望。
除了言辞与众不同的“悼亡诗”，梁漱溟所撰之著名的“拒客令”，也成为了梁漱溟生前的一段佳话。温文儒雅的梁漱溟，进入年事已高的晚境后，常苦于访客盈门。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以拒络绎不绝的来访宾客。但梁漱溟不像他人拒人于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了“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书：“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分析，告示中之那个“半”字，系为后来所加者。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对于梁漱溟之“拒客告示”，赵朴初先生评价道：“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似乎有种印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几乎所有参政议政的会堂、大厅里，总有那么一个头顶瓜皮帽儿的老者在场，甚至在那些场合，也总会有梁漱溟惊天动地的声音发出来，其语惊四座的记录，恐怕在现有的中国近代文史记载中，成为了绝响。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由此认定梁漱溟是职业政治家，因为从梁漱溟完整的人生轨迹来看，他的骨子里就从没有过参政的真正欲望。
那么，从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中走出来的梁漱溟，在其全部人生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呢？是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抑或政治家？这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堂堂国家图书馆里，拿梁漱溟做文章的专著可以摆满一书架。至于研究梁漱溟的博士、博士后论文，那就数不胜数了。无论梁漱溟是否学者或政客，把梁漱溟定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就算不是盖棺定论，也可认为是学界对梁漱溟的一种基本共识。这点，从梁漱溟给其子起名“梁培宽、梁培恕”的事实，即可看出“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实乃儒家不朽之精神内核。
一代儒学大师之梁漱溟，原本是应该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比肩齐名的著名学者，只是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特性格和经历，有着对社会不同的独特见解和领悟，他曾放言“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他曾自称其前身是禅宗和尚，故而终生食素，潜心于佛学和儒家思想研究，并获累累辉煌成果；他敢于在政要云集的会场上犯颜发难，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要命理相争。
既是满腹经纶的儒者，又是接受灌顶的佛家，更是语惊四座的“狂士”，这便是一个三维时空中的梁漱溟！总之，梁漱溟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狂士”。那么脾气刚直不阿，一生不屑阿谀奉承之流的梁漱溟，到底还有哪些惊世骇俗之言论呢？梁漱溟生前到底还说了哪些话，称得上语惊四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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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1-21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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