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1） [复制链接]

闲散之人

主楼

发表于 2010-4-20 18: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如烟往事（1）

　　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针对我的这些故事，希望多说一说我自己，因为年少的我，也一定在那个飞扬着的青春的年代，或许有过轻狂，有过不羁。其实，我在整理这个故事并努力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没在意非要把自己写进去，但是，我愿意用我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之中就必然有我。

　　一九七六年，对于沉没在动荡的文革的中国，或者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注定写满了喧嚣和躁动。发生在那年四月的XXX事件，当时被定性为“XXX事件”，而当播音员播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反诗”的时候，看着广场雪一样的悼念花圈的时候，我和伙伴们都在私底下嘀咕：“这怎么成了反革命事件了？那首诗真好啊。”

　　被文革折磨的革命的神经已经麻木，或者是厌倦了的人们，已经学会了木然。所以，在其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工厂完全就是一种例行公事的走过场。偶尔车间或者班组组织一下，干巴巴的读着报纸，然后就是所谓的讨论，早就和“主题”无关。工厂里的一些老师傅早就对文革十年痛心疾首，他们最直接的表述方式就是告诉我们：“好好学技术，别参合那些没有用的东西，革命不能当饭吃。”

　　但是，年轻人是无法拒绝政治的诱惑的，尤其是那个运动当道，斗争开路的年代，争取好的表现，争取进步，几乎是多数人不二的选择。为了求得一点所谓的“进步”，有些人开始变得不择手段，令人齿寒。在工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最受诟病的就是“干私活”，所谓的“干私活”也就是工作时间，干了自己的事情，或者偷摸的用工厂的物资为自己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一个家在当地的师傅，用废弃的铁皮做了一个撮子，结果被另外的一个师傅“告发”，全车间大会检查，罚款，给了警告处分。从此以后，我送了那个检举别人的师傅一个别名“沙威”，还好，他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知道的人哈哈一笑，也不明说。但是，每当看见他倒背着双手，用一种鹰犬一样的目光在车间内寻索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反感。

　　其实平心而论，这个师傅并没做错什么，但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无非是他的那种行事的方式而已。而我所操作的机床，有很多可能做私活，所以不止一次的被他热情关注。那时候，我记得偶尔我们会给自己加工一把榔头，做成羊角锤之类的，其实做好之后还是用在了工作上，基本也没有拿回去私用的，但是，每当他看到，都会毫不留情的举报，一次次，让我们感到愤怒而无奈。

　　我记得那时候我唯一做的私活也就是给车间的兄弟们加工制作一种木工专用工具，“夹子”，这个夹子是专门用来辅助木工粘合之后，把粘合部分并行夹紧，以增加粘合度，当然这种夹子加工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有各种要求。

　　我先是给同宿舍的那个“木匠兄弟”搞了一副，让他在工作中得心应手，这让他对我颇感激，其实我无非利用了自己手中的资源和条件而已。而且他也把那东西用在了自己的工作上，我觉得也不算什么。但是，由此看来，我这个人的觉悟和境界确实不高，但是，我努力回忆了一下，我在企业的几十年，几乎没有把工厂企业的东西攫为己有的习惯和爱好。

　　在伟人去世后的一个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那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其实在这之前，我在一次回城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种端倪的东西，记得是从上海入港的一艘轮船上，悬挂着声讨“王张江姚”的标语，而被我们这座城市的地方官员拒绝入港。这在当时被视为“反革命事件”，后来随着“四人帮”的粉碎，那个下令拒绝上海轮船入港的港务局党委书记也很快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被动的接受这一切，所以，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工厂张灯结彩，组队挑着花篮走出十几里路庆祝的时候，我甚至有几分木然。但是，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年代，或许这样一次高层的变动，会给混乱的中国带来一种生机，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那个做木匠的兄弟，大了我三岁，我们都习惯称他为老哥，老哥的父母都是医生，尤其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妇产专家，很不幸，他没有继承父母从医的选择，而是和我们一道选择了进厂当工人。记得他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木工班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豁达和超然，“领导说了，革命工作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工作不同”。

　　工厂的木工班，属于后勤维修部门的，只有两个人，带他的师傅是一个右眼失明的人，姓刘，人很幽默，经常告诉我们，他所以右眼失明，就是为了当木匠低调线有准头，这让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一个不忌讳自己残疾的人，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们从来不开他的玩笑。但是，他自己的自嘲却让我们颇开眼界：“瘸子精，瞎子怪，一只眼睛最厉害。”生性随和的木工刘师傅，并不是工厂的编制，而是工厂处于工作需要，而特聘的。刘师傅对他唯一的徒弟非常满意，到处宣扬他的关门弟子如何了得。木工房就在我们车间上面不远的山坡上，加工好了羊角锤，淬好火，就要按上手把，我总是会去找我的这位木工兄弟帮忙，他会熟练的为我加工一个很可手的手柄。

　　偶尔工作的空闲我就会跑到木工房，听刘师傅聊天。那真是一个健谈的人，聊到兴致，手舞足蹈。和给我们拉粪的王瘸子不同，刘师傅是原来国民党的兵，四七年部队起义，而加入解放军，用他的话说，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解放军，都没有干过亏心事。我经常就王瘸子说的那些故事求证于他，每当这时，刘师傅都会很不屑的说：“别听那个拉粪的胡嘞嘞，当年拉锯战的时候，国民党正规军穿戴和装备都是一流的，哪些共产党的游击队穿的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于是我们听了哈哈一笑。

　　在多数的时候，我们“大车店”的这群兄弟都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聚合能力。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人喊一嗓子，基本都能一呼百应。经常性的恶作剧，已经让我们这个紧挨着工厂最大的，女工最多的生产车间的宿舍，成为女工们头疼不已的事情，因为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就会被无端的捉弄。

　　宿舍外的路就是一条土路，边上杂草丛生。宿舍有个兄弟是专门以“损招”为我们所公认的。这天晚上，吃过饭，天刚擦黑，他一脸坏笑的告诉我们，都把窗子关上看戏，我们知道这小子又要捉弄人了。于是都关了窗子，躲在里面看着外面的动静。这小子不露声色，手里抖着一根细线，我们不知道细线的那一端拴的什么，屏住呼吸。时间不长，几个打饭的女工嘻嘻哈哈走过来，其中的一位尖叫一声“呀，谁的钢笔掉了，我运气不错。”说着这个女工弯腰要去捡钢笔，这小子在这边拉动了细线，那女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跟着钢笔走，我们早就在宿舍笑炸了锅，索性推开窗子哈哈大笑，把那个女工气的骂了一连串：“缺德。”这小子的损招也不一定都是灵验可以捉弄人的，不久后的一天，他又如法炮制，结果一个路过的师傅看出了门道，他弯腰捡起钢笔的那一瞬，迅速的拽断了拴在钢笔帽上的线，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师傅旁若无人，心安理得的把钢笔别在了自己的工作服口袋上，扬长而去，看得我们目瞪口呆，那家伙沮丧无比：“他妈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像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义正词严”的谴责那一年四月发生的那些事一样，我们只不过迅速的转换了一下思维，继续着在政治的风向标下生活，班后的政治学习，依旧是必不可缺的。那些批判和揭露四人帮的文章，文件，材料，构成了我们政治学习的全部。在那个年代，你在技术上可以差一些，只能有人说你资质不行，但是，如果在政治上落后了，那就不是个小问题了。

　　在纵贯我们生命全过程的这条时间的直线上，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无非是自己生命时间长度上的一个点，但是，这个点注定会在一种氛围之中，而这个氛围则注定会让你这个点在你回味起它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和怅然甚至是无奈。

　　搞大了女工肚皮的车间老主任，曾经是那么风光无限，那么威风凛凛，但是，一件丑闻就抹掉了他人生全部的辉煌，让我在心生感慨的同时，也倍感人间的冷暖，所以每当看到这个曾经在我们面前目不斜视，经常是扳着面孔说话的人，一夜之间看见我们低眉顺眼，甚至带着一种赔罪的笑的时候，我的心情相当复杂。

　　其实，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梳理自己的思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对那段生活之中发生的许多这样的事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和理解。想一想，在那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几百个人相聚在那样一个小圈子之中，朝夕相处，擦出一些意外的火花，偶尔的“走火”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但是，这是今天的思维去评述那段岁的事情，在当时，这样的事情是足以让人身败名裂的。

　　那个岁月，发生什么都不是意外。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有人选择了一些“特殊的方式”，这是每个人对人生目标追求和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方法而已。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置换”，你付出了，或许你就得到了。因为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与青春有关的故事，我宁愿把它舒展成一幅画卷，而不愿意在这个画卷上非要刻意的去还原一些卑微和无聊，甚至是肮脏，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负责地说，它们都真实地发生过。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天，全厂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拉练演习，几乎全厂的职工都参加了，而且每个人都分发了一枚纸制手榴弹，不要小瞧这个家伙，有没有杀伤力我不敢说，起码它爆炸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声响是很有震撼力的。凌晨三点，工厂的播音室拉响了演习的号音，所有的人们都穿戴整齐，以民兵连或者是车间为单位，进行一次二十公里的急行军，并在指定的地点投掷手榴弹，当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的在大山深处震荡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亢奋”。

　　那一年的深秋，发生了一件大事。距离我们工厂几公里外的一条路边的一座遗弃的房屋废墟里，发现了一具遗骸。死者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住在山垭口的那一面，是一个从城里下乡的下放户的子女，先是失踪，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距离她失踪报案数月之后，现场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堆白骨，尸体早已经高度腐烂。有关这个女人死亡的话题，传闻太多，但是据公安部门说，死者生前是遭受过侵害后被杀死的。

　　寻找凶手几乎成了那一段时间最大的话题。公安局在我们厂设立了专案组，因为我们厂是距离事发现场最近的，因此嫌疑当然也是最大的。专案组在工厂驻扎了两个月，一无所获，据说那个案子也就成为悬案。记得案发那天，工厂里所有的年轻人都扔掉了手中的工作，跑去看现场。

　　白骨无言，很多年来，我一直在直观上感觉，这个无辜的女子的死亡，或许真的和我们工厂有什么关系，但是，谜一样的重雾，拨不去，解不开。

　　七六年底我入团了，当那枚团徽戴在胸前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很多年后，我那“风正一帆悬的仕途”居然和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我要好的那个牧师朋友，经常会说出一些箴言，比如他告诉我，“人生是一部翻开的书，你一旦翻开了，就无法合上，而且你也翻不回去，只能一页一页的翻下去，但是上帝允许你在翻的时候去书写。”其实这个比喻很形象，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着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故事或许算不上精彩，但是，这故事注定写满平实，写满收获，也写满怅然，写满失落。

　　在休大礼拜的日子里，工厂会派车把我们送到几十公里外，我看煤的那个火车站，在那里我们一定要买到每天只有一个班次的火车车票，而那座火车站，是方圆几十里几十个战备企业职工都要休假出行的必由之路，而且都是和我们一样，在月底休大礼拜，所以，在那个集中的时间里，那座小火车站几乎爆棚，想买一张车票非常困难。这期间，我在一次买票的时候，经历的一件小事，让我刻骨铭心。

　　因为买票的窗口只能伸进一只手，所以，我在前面的那个买票的人手还没抽出来的时候，就把手拼命的塞进去，当我买了车票出来的时候，因为是给十几个人买票，所以比较混乱，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找到了我，他认为他再抽手的时候，我伸手，他少了一元钱，这一元钱一定是我拿了。我想当然的坚决地予以否认，于是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直到坐到火车上，我开始清点手中的钱的时候，发觉确实多了一元钱。这让我顿时心生愧疚，因为这个失误，我觉得我不应当。所以，我二话没说，站起身挤着一节节车厢，去寻找那个和我吵架的中年男人。我挤了四节车厢，当我找到他，把一元钱的纸币递给他：“我确实多了一元钱，这是你的，还给你。”那一刻，我看到一双让我难忘的目光，惊愕后面交织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非要拉着我挤在他身边，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我知道他是一个战备塑料厂的总工程师。而他们工厂有太多的职工子女就在我们厂，距离也很近。一元钱，在那个年代所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一个技术工人，无非也就是三十八块六毛钱，所以，可以想象的出来，一元钱对于一个家庭的生活会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个中年男人，这个总工程师，后来成为我的至交，直至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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