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蒋介石不让庆祝台儿庄大捷

汉唐魂

国军一级上将徐永昌为何两度致信蒋介石，要求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限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

台儿庄大捷，因曾进入教科书，故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但因此役系桂系领袖李宗仁所指挥，故学界、坊间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为抑制桂系之声望，曾试图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其依据是蒋当日曾就此役作出过如下指示：

“（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①


有论著评价称：“这5条指示中，第5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姑不评论。前4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以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并谓：“据说，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问什么事？左右告诉他，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闻报，面有不悦之色，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②
上述材料，见诸日方资料及市井“据说”，其真实性尚无定论。但笔者于徐永昌函电中，亦发现有两封致蒋介石函电，其内容，正是要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写于1938年4月7日。函电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③


第二封写于1938年4月8日。函电全文如下：


“窃维口舌兴戎，古人所戒，现当军事好转之始，于宣传方面，尤宜格外留意。盖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国际情势，多忌善变，我国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强，岂其所愿。兹表同情于我者，非为我，实忌日耳，我若骤胜而骄，矜夸自诩，（不仅今次为然）则将移忌日之心，转而忌我，岂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胜，始露其端，举趾日高，何以为继。倘狃于一胜，遽谓日人易与，民气浮嚣，必有难以善其后者，（战事结束时，亦必棘手）况钧座领导建国之始，似宜养成坚贞弘毅之民风，宣传虽属一端，始基尤所当谨，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难，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军阀与日人，切宜分别，于其天皇，尤不可轻侮）敌以暴，我以仁，敌助寡，我助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否则空言召祸，甚非计之所得也。迂谬之论，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汉唐魂

注释：
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②《蒋介石的人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P516。③(台)中研院：《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P65。④同上，P66-67。⑤可参考森松俊夫《“日本军台儿庄大败”的真相》；冈本清福《关于坂本、濑谷两支队在台儿庄附近分离的情况》；秦郁彦《台儿庄之战》等。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517。

汉唐魂

1938年春，蒋介石(中)与李宗仁(左)、白崇禧(右)于徐州合影

徐在日记中感叹：蒋先生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综而言之，其主张对台儿庄胜利须控制宣传的理由有三：1、此役虽苦战获胜，但战果有限，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若宣传过度，刺激日军，恐招致其更改战略，舍弃苏俄而全力攻击中国。2、不实的宣传，容易使国际上发生误会，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强其忌中之意（暗指苏俄与英国）。3、虚夸战果，易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查徐永昌日记，4月8日有记载称：“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对蒋起到了作用，但因蒋的“不令庆祝”的指示“语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于4月8日再度致函，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个中利害，前引日方资料所提供的蒋介石关于台儿庄胜利的五点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细查该五点指示，与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内容，高度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电中对台儿庄之役的描述——“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与日方资料高度吻合。1938年初，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应否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由于台儿庄之战，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约50个师（其中有10师中央军）的中国军，集结于徐州附近，整备强力的抵抗阵地，于是乘此良机，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一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在陆军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儿庄战斗为契机，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⑤


由此可见，徐永昌担忧过度的宣传会刺激日军发动更大的攻势，是有道理的。至于说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见，“不令庆祝”台儿庄大捷，是为了防范桂系坐大，就史料而言，并无根据。事实上，在桂系的运作下，台儿庄大捷的宣传相当宏大，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举国若狂”，“台儿庄区区之地，……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⑥


1938年4月，台儿庄中国军队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