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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特区的第三年是做文化工作，当年特区那个著名的大家乐舞台，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大家乐当时代表着特区文化，后来写特区历史对这段文化有个专业称呼：文化沙漠中的快餐，意味着这座年轻城市文化的简陋。
大家乐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城市露天舞台，自发的自娱自乐，现在已是金碧辉煌的半露天现代化灯光舞台了，当时 极其简陋，只是我管辖下的一个第三产业创收的业务，我甚至没怎么管，只是收收承包费而已。谁也没想到这个舞台以后会那么出名，诞生了一批打工明星。
我当时主要做些文字工作，那是小平南巡后的几年，全国人民都意气风发，我更是春风得意。我参与了当时某轰动的电视政论片的撰稿工作，帮市长撰写的全市科技工作者大会上的演讲稿《科技之梦》，模仿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文风，因异于当时的官样文章好评如潮，大领导特地到我的办公室祝贺，部长承诺我一年内调入我的工作关系和户口，组织部也找我谈话，说工作关系调入后可直接提拔……那时我走路都是轻快的，时时哼着歌儿。
那次刮台风，岭南的台风十分惊人，雨也下的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单位也不办公了，我因为前一晚赶稿子住在了办公室，现在回不去。风怪叫着，雨不是下而是在往下倒，这时电话铃响了，通知我和几个年轻人马上到三防办报到，准备参加抢险，接我的车已在路上，我放下电话带上装备往楼下走去。
在一楼大堂，我遇见了这个女孩。这是个南北杂交的孩子，父亲是大连人，文革插队到海南娶了当地姑娘。母亲现在是《特区青年》杂志社编辑，和我在一栋楼办公，我有时往《特区青年》投稿所以跟她妈妈很熟。
我看见她时她全身都湿透了，白色的裙子黏在身上几乎透明，她无助的抱着胳膊瑟瑟发抖。我认出她来，她这时还是中学生，暑假经常到我们这栋楼来找妈妈，所以经常见到她但没说过话。
我急忙过去把我的雨衣给她披上：“你这孩子怎么了？这么大雨还跑出来，你妈也不在啊。”她急忙裹紧雨衣，哆哆嗦嗦的看我一眼：“叔叔好”。
她的相貌海南特色多一点，海南是丑人集中的地方，但偶尔出的美女帅哥却美得惊人，比如历史上的宋氏三姐们就出在海南文昌。
她的眼睛微凹，本来就大加上扇子般的睫毛，像个卡通女孩，鼻子尖尖的，嘴巴总是象委屈的噘着，下巴上还由一小块凹陷，象是上帝在创造时一会儿认真、一会儿漫不经心，完成后上帝绝对惊呼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的放进他的精品室里。
她哆嗦得厉害，我看车还没来就带她到楼上喝热水换衣服，她到洗手间换上我的长袖衬衫和拖鞋，然后踢踏踢踏的跑出来，苍白的脸色恢复些红润，确实很白皙，不是海南人的那种焦黑。这时电话又响了，告诉我车到了，我急忙走了，嘱咐她等雨小了打电话让父母来接，她开心的点头，招手甜甜的说了声：“叔叔再见。”
第二天她母亲来感谢我，并向我抱怨她的掘“那么大的雨啊，一句话不对付就跑了，从小就这样，跟着后边撵了多少回，现在全家都怕她，啧啧，怎么得了噢，现在病了躺在家里，自作自受……”我笑吟吟的听着，觉得这孩子真好玩。她妈走时又想起来一句：“哦，你的衣服洗了还没干，她说她自己给你送来，过几天没事吧？”我笑着点头。
过几天那孩子来了，叫她W吧，因为要跟另外一个同时出现，用“她”就不好区别，W仍穿着白裙，她酷爱白色，穿着基本上是白色系列。W笑吟吟的第一句话就是：“喂，你好过分哦，才比我大六岁就要我叫你叔哦。”她说话喂、喂的，不管是高兴，惊讶、生气，一开口就是喂、喂，多年以后有人说我，你怎么说话总是喂、喂的，我才知道她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我笑着对她说：“好象是你自己主动叫的叔叔吧，我和你妈是同事，你叫一声叔叔也不冤。”
她嗔怪的作势欲打：“还想占我便宜。”
旁边有人搭腔：“靓女的便宜谁不想占啊。”于是我同一间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笑声一片。
我继续扮演叔叔的角色：“不要乱开玩笑，这是个中学生，还是个小P孩。”
她刚打完那个调侃的人，又冲我来了：“喂，你不要装作老气横秋的死样子好不好啊，你是大P孩啊”
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个全部由年轻男性构成的办公司霎时间喜气洋洋，中午吃饭时她和我们一起，看得出她很开心，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受到成年人的礼遇。我的同事们也都兴奋不已，胡天黑地的瞎吹，话题转到每周末大家乐的演出，W很有兴趣，撒娇着说要看要看，
然后就有人说没问题给她票，她说要两张，别人就问她干吗要两张，不会这么小就有男朋友了吧。“没有啊--”W说，“我要跟他一起看。”她的手直直的指着我说，于是一阵起哄和大笑。
午饭后她走了，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开我的玩笑，我说：“别扯了，小孩来着，给她妈知道了扁死我。”不过我还是很得意，这女孩漂亮又青春逼人。
之后每个周末她真的来，当然我没时间全陪她，有时叫个办公室的小伙子陪着，第二次她就有些怨言：“喂，你是领导啊，就那么忙。”
我笑笑没说话，她接着说：“那些人讲话难听，我不喜欢。”
“那不是难听的话，男人都喜欢跟靓女这么说话，你长大了也会爱听的。”
“那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装做惊讶地说：“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我是堂堂人民教师出身哦，怎么能说那么没素质的话？”
她便扑哧一笑：“男人都爱吹牛，你才不象老师呢，我天天跟老师打交道，每一个像你这样的。”
我说：“你还别不信，我还真就教你这么大的学生，而且我很凶，一瞪眼学生们都吓得发抖。”
“喂吧你，你瞪个我看看。”
我于是努力的瞪眼看她，她也装作凶恶的样子瞪我，绷了一会儿两人都没绷住大笑起来，她扭来扭去的笑然后伸手挠我的痒痒，我捉住她的两只手，她的手柔滑如凝脂，我心神一荡。
节目结束后我送她去车站，她蹦蹦跳跳的上了车，走到车尾，车启动后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冲我做鬼脸。日子就这样过着，转眼过去了半年。
九十年代初开始年港台文化吹遍中华大地，港台的三流明星也会被内地的年轻人顶膜参拜，当然我们也助长了这股风气。我的工作关系还没有调动，机关的待遇并不高，下面就成立些文化公司来创收，机关的人不懂经营就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分批承包，那时文化管理政策相对宽松，我们利用这些文化公司经常策划些演出活动（就是走穴，主演拉些港台明星），我们有政府的优势。可以较容易的拿到演出许可批文。
流程是先策划名目（比如什么纪念日啊、什么义演啊），然后跟港台明星谈好价格，签订意向合同，接着办理演出许可批文，拿到批文后略作宣传便开始拉广告拉赞助，赞助到手后支付50%演出费签正式演出合同，付30%场租定好演出场地就正式买门票了。
那个年代拉广告赞助真是容易，都是新兴企业，迫切的要扬名立万，个个象暴发户比着花钱，基本上广告赞助费就足可以支付成本了，门票收入几乎是纯利。那时我们忙疯了，赚到的钱60%上交，40%哥几个按比例分配，钱包难以想象的疯狂膨胀，在这之前想都没想能赚这么多钱。
不过也确实辛苦，连前台后台，伴舞伴唱，灯光效果，装台拆台都要亲力亲为，每次都脱层皮。如果演出是在本市，W就会来全程跟着玩，她妈也不管她，我问她：“你这么辛苦不影响学习吗？”她撇撇嘴说：“喂，我是优等生好不好。”
有时散场后找半天才找到她，她在一个犄角旮旯呼呼大睡，然后我们用装舞台设备的大货车送她回家，车上她又来劲了，眼睛还肿着，大呼小叫，咯咯娇笑，胡乱品论那些明星，我们本来昏昏欲睡，被她吵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没事时她到我的宿舍来找我玩，我长期疲劳总是半睡半醒。睡时她就一个人看录像（那时没有电脑，DVD,连VCD都没有），醒来她就跟我叨叨没玩，说她学校的事，我静静地听着。然后我就带她去吃东西，炭烧生蚝、羊肉窜、斯乐冰、爆米花……乱吃一通。
有一次我突然睡醒，竟发现她在偷看我的三级片（那时叶子楣、叶玉卿的三级片非常流行），我大叫了一声，她吓得连滚带爬跑出门去，第二天她躲在我门口探着头，脸红的像块红布：“你不许说我，我不知道是那种片子。”然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冲进来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哈哈大笑：“成年男人都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你不可以，看了就是罪过，我告诉你妈去。”
她嗫懦道：“那我妈就不许我来了。那我说是你给我看的”
我装做惊恐的样子：“那你妈会说我勾引你，会打断我的腿。”
她哈哈大笑，不依不饶的向我扑来：“你就勾引我，你就勾引我…….”
我拦住她：“得了，要勾引也要等你大些。”她突然抬起头来，脸又红的象块红布：“等到多大？”
我一愣：“什么等到多大？”
她急了：“你说你要勾引我的，现在又赖”
我哈哈大笑，这一瞬间我真幸福：“不要说勾引那么难听好不好。”
她也笑了：“那你什么时候…那个啥…”
我故意逗她：“什么叫那个啥。”
“喂，你不要那么坏好不好”
我含含糊糊地说：“至少等你上大学吧”，她坚定的点头“那好，我等着。”
后来我曾庆幸自己没承诺，再后来又追悔莫及，现在想想真不知是承诺好还是不承诺好，我至今被折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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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6-18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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