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3-2-14 21:06 编辑
文/归隐宋朝
对于宗教我一直不感兴趣,我更崇尚自然。看了愚夫的《儒、道、佛、基督之比较》,一直没敢言声,露怯是个原因,再有就是我始终认为宗教的发展历史并非像其本身那般纯粹。桂子的《关于宗教的问题》里面有一个词汇——“宗教实践”——让我想到了宗教的另一面,忍不住想与二位探讨几个问题。
首先,我很奇怪愚夫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命题?大家都知道,作为世界范围有影响力的宗教一般是指“四大宗教”或“三大宗教”,儒、道被拿来作比较显得有些勉强,是因为这是本土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愚夫想要阐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错综复杂的信仰情结?不可否认的是,除了伊斯兰教,还有儒、道以外,其他宗教已经在它们的发源地式微,却在别处得以传承和光大,这是否是由于桂子所说的“宗教实践”的原因?
我原则同意“宗教实践”在宗教传播中的意义不亚于宗教本身的作用(只是不知这是否是我所理解的“宗教实践”),但奇怪的是,这种实践却产生了不同的令人费解的结果。伊斯兰教自从走出沙漠,才有了得以向外延展和普及的机会,但千百年来,信徒们却在周而复始地前往圣地麦加朝圣,所以时至今日麦加依然是伊斯兰教的中心。然而,基督教的发展却是扩张性的,甚至为了回归巴勒斯坦不惜发动古往今来的多起战争,引发了两大宗教的激烈冲突,甚至到了今天仍然存有这样的祸因。佛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不知道这是学习和取经的结果,还是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们谨慎选择的结果,但其发展的内敛性是存在的,而更为内敛的儒、道甚至一直是在东方世界做小范围的徘徊。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宗教实践”,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曾出现过“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的现象,现在的伊朗依然如此,而在西方则早已绝迹,但“黑暗的中世纪”影响了西方几百年。佛教只在西藏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包括它在内的其他信仰从未作为一种形制登上过中国的权力顶峰。这是由于“宗教实践”得不彻底吗?
说到儒教,有一个例子不得不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儒家思想被从日本主流思想体系中剔除的过程。“脱亚论”的倡导者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首次对传统的儒教进行挑战。继而以维护儒教为代表的元田永孚与摒弃儒教为代表的伊藤博文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期关注点就是针对“国之根本”的教育,随后,众多知名学者如福泽谕吉、西村茂树、杉浦重刚、加藤弘之、能势荣等都卷入这场有关儒教的论辩之中。直至1890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这场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论争才逐渐平息。《教育敕语》明确提出其制订原则是“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虽然贯穿明治社会的儒教之争最终以一种折衷的方式终结,但是,儒教已经在事实上从日本的主流思想体系中被剔除了。有两个事件可以作为佐证:一是,伊藤博文成为日本政府的第一任首相;二是,日本政府出台了“清国征讨策略”。这两件事足以证明儒教在日本的衰落,以及对于仍然坚持儒教的大清帝国的蔑视。当然,我也不想深入此话题,我想问的是,儒教的式微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真的已经成了阻碍我们发展的羁绊了吗?
知识储备有限,问题自然肤浅。叨扰二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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