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进入了1989年。八十年代是国家转型的初期,是近代政治环境最为宽松、言论最为自由的一个时期,那时的讲台是开放的,各种论坛、演讲的海报贴满布告栏。我们除了学习之外的很多时间是在看报纸,听讲座和讨论,学生自办的一些刊物也很活跃。大学生们关心时政的热情非常高涨,期盼国家迎来美好未来的心情非常迫切,乃至急于求成。
被封闭太久的古老国度正在焕发着同我们一样的青春,被压抑太久的诉求被唤醒着,民主思潮汹涌澎湃。大礼堂里经常有比看电影还多的人,方励之、刘宾雁、谢晋等人的演讲让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位大人物履职上海市委书记,也要到各大学去演讲,他进同济大礼堂说的第一句话是:“Guten Tag!”因为同济当时几乎都有德语课。他充分展示了语言功底和技巧,先后用普通话、上海话、德语、英语、日语,甚至是罗马尼亚语演讲,听得我云山雾罩。
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度。“风波”是在校园掀起的,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民主、自由”的呼声喊了出来,“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提了出来。那时路边的老百姓只是看热闹,有的甚至会问:“腐败是啥?啥么子瓦塔了?”其实,风波平息之后,腐败才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青年学子们都将热情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活动中,现在可能无法理解和想象当时的情绪,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大家投入的程度,大家都放弃了儿女情长,校园里见不到了卿卿我我,舞会也没有了。
我跟小黑也不见面了。
6月的事件发生了,风波也到达顶点。朱时任上海市长,他当时通过电视向全市人民发表了一个讲话,我牢牢地记着他的用词:“北京发生的事情,历史会有评价的。”朱在上海威信很高,一个电视讲话让上海的事态慢慢平息了。学生们也都沉默了,然后纷纷离校回家了。
校园里一下子空了,只剩下我们毕业班,因为我们还要等着分配和拿毕业证。那时还是分配制,那一年,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工厂,我跟系里说:“把我分回山东就行了,单位我自己找。”空空的校园安静得吓人,没有课堂,没有老师,没有电影,没有舞会,甚至没有声音。我们除了在寝室睡觉就是到处瞎逛。
一天下午,我和老乔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溜达,他突然提议:“我们去外院吧!”我的心砰的跳了一下,很久未见的小黑的身影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消失了很久的那份情愫突然又回来了。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奔向了外院,外院的校园同样是一片死寂,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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