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巫宁坤和李政道的两种去向，两种命运 作者：海鼎

李熙

转帖者的话：
    在国内，李振道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但是知道巫宁坤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会太多。据说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他被视为和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等人同级的学者和翻译家。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投笔从戎，任空军英文翻译，曾一度在唐纳德将军的飞虎队里做过翻译。抗战结束后，于1946年9月进入美国曼彻斯特学院，继续攻读英美文学。1951年夏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返国接替一位因韩战回国的美籍教授。巫先生放弃在芝大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万里迢迢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曾翻译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狄兰•托马斯诗选、伊修武德散文等。
    我是在巫先生一家下放农村的时候，认识先生的大儿子一丁的。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又和他联系上了。正因为这些，我对巫先生一直比较关注，收藏过先生英文版的回忆录《A Single Tear》。1996年巫先生的女儿一毛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一书，她送给了我一本。巫先生目前和小儿子一村一起定居在弗吉利亚。
    下面转帖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写了巫先生回国以后的遭遇，令人深思。
    我手头有巫先生《A Single Tear》中文版的电子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下载阅读。
      巫宁坤回忆录《一滴泪》.pdf
  

巫宁坤和李政道的两种去向，两种命运   
                                  作者：海鼎

1951年新年，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读博士的巫宁坤，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的急电，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以及好友赵萝蕤教授的邀请。巫宁坤毅然抛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回归故国。他在回忆文章《燕京末日》是这样表述的：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巫宁坤先生文中提到的李政道博士，年纪大一点人如雷贯耳，1957年，31岁的他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最早获此殊荣的华人。1964年以后，他对某些弱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破坏时间反演不变性现象的解释，作出许多重要贡献。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的一生获奖甚多。如：爱因斯坦科学奖、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伽利略奖章、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和平科学奖、纽约市科学奖、教皇保罗奖章、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纽约科学院奖、日本旭日重光章命名等。1997年， 3443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政道星。他还是多国大学、科学院的特邀讲座和院士，世界多家知名大学聘他为教授或授予他为名誉博士。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接见过他。可谓华人中声名显耀的集事业、功名之大成者。
　　只是，李政道先生大概自己也想不到，他在送行同学巫宁坤上船回国时随口的一句“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却成了巫宁坤命运多舛——持续几近三十余年的噩梦的谶言……
　　回国不到六个礼拜，巫宁坤就体会到李政道说的“洗脑”。先是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当时政务院领导作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 “十一”刚过，思想改造就成了教师们的中心任务，大家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接下去是“三反”运动，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 ，不少人受到批判，从此都被打入了另册。
    之后燕大并入北大，巫宁坤被安排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在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中，性格耿直敢于直言的巫宁坤很快成为批斗对象，被诬为敌特，学院开了他的批判会。在1955年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南开文学院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 “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1957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年份。这年，李、巫两同学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李政道成了第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名誉声望如日中天，事业到达最高峰，迎来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巫宁坤却跌落于事业的最低谷，步入人生的最黑暗时期——在当年的“鸣放”中，在校领导、党支书多次“诚恳”动员下，巫宁坤以自己的良知表达了对自己受到的野蛮待遇的不满，并就若干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他被定为名列全校榜首“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1958年4月，巫宁坤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小城的沼泽遍布的小兴凯湖上的劳改农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经受严酷的劳动改造。
　　60年巫宁坤又被武装押解到河北清河农场三分场劳改，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很多人成了饿殍，他也饥饿难当，全身浮肿，奄奄一息，要不是夫人数次千里迢迢带上黑市上买来的食品前来探监，几乎要活活饿死。
　　1966年文革中，巫宁坤又被打成“牛鬼”，进了牛棚，屡受批斗。随后，他被下放到安徽农村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了五六年。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也下放到农村，还带着三个小孩。
　　1974年一月底，巫宁坤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1979年5月奉命调往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从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到 1980年改正“错划右派”，巫宁坤耗费了黄金岁月二十二年的!其间饱含了多少的血泪辛酸!
　　劫后余生，巫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三十年的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1979年10月，巫宁坤在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去看望老同学。在分别二十八年后两同学见面了。岁月无情，此时的他们都已进入中年，其身份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国之瑰宝、名扬四海的大科学家，一个却是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的沧桑苦命人。两人晤谈了一番，临告别时，巫先生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假设两人调换一下位置，当年在旧金山是他送李政道回国而非李政道送他，结果会怎样?李政道能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吗?能坐在中国政府的重要国宾席上吗?
　　历史自然不会因假设而改变的，但由此，我们可以作番推测：倘若巫宁坤先生真与李政道先生调换一下位置，就巫先生而言大约不会有这等苦难生涯，在事业、生活上等方面也许都有质的变化。当然，他是否也能拿到诺奖?这谁也不敢打包票。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政道先生是得不到诺奖的，不管他智力如何超群工作如何努力，也不管他有无巫先生的那样的遭遇。因为这是个不是以个人能力和意志而转移的且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问题。难道堂堂十几亿人口找不到一个有李先生这等智慧和勤奋者?可六十多年过去了，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一直是令中国人赧颜汗下的话题!什么原因?有很多诠释，或许从巫宁坤身上就可以找到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来。
　　1991年巫宁坤退休后移居美国，1993年出版了他创作的反映右派知识分子的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受难史回忆录《一滴泪》，轰动了西方世界。
　　巫宁坤先生是他们那一代海归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缩影，也是遗留于华夏儿女心中之痛楚，但愿这种可悲可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永远远离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偶是来看墓阁的

转帖，我一般感觉很没意思。因为，那无法和作者进行思想和观点的对撞。
从一种角度看，那是建国后的一个侧面。
可要是换一个角度去思索，也会得出另一种观点。
在一个一穷二白，又被列强封锁的贫穷到连吃饱饭都难以满足的国家，难以产生出诺贝尔奖得主，很正常。

可要是靠打压知识分子就能使得我们的国家从建国后就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不但独立自主的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还能在没有李政道，杨振宁的情况下，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粮食还能有基本的保障，使得联合国和列强们都认为是个奇迹。使得美国都不得不率先打开对中国的封锁大门。那就不正常了，那就成了神话。可历史不是神话！
和只相信神话或只用被洗过的脑子看问题的人辩论，只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

偶是来看墓阁的

毛伟人的“预言”，从共产党初期直到建国后的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都很准确无误。这些“预言”都不是凭借神算。

所以，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本世纪末，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却变成只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而这个小康社会还不是全民的小康社会，而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严重到需要靠巨额资本维稳的小康社会。
这该自豪还是悲哀？我不知道。

蔫怪

有句名言说，人生路很多，但关键的只有那几步。作者就是关键那步走错的人。一个人走错是个人的悲剧，而一个民族走错那就是不可承受之重了。我不能明白的是，文革罄竹难书，血泪斑斑，竟然现在还有人为之招魂辩解。

疯老爷子

我也爱转贴，多是转宁宁的

偶是来看墓阁的

蔫怪 发表于 2016-9-25 06:16
有句名言说，人生路很多，但关键的只有那几步。作者就是关键那步走错的人。一个人走错是个人的悲剧，而一个 ...

文革是一个全民族的疯狂。
为什么会由“无比英明伟大”变成“罄竹难书罪恶累累”？都是媒体舆论惹的祸。当只允许控诉，声讨，谩骂等一种声音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民族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反思，只会从一种盲目陷入另一种盲目。

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同为东方民族，但在反思上截然不同。
我们喜欢把所有的历史罪责都推到几个人身上，而日本人却全体人去承担。所以，日本人对过去的罪恶从不愿意认罪，拒绝反思。而我们却把罪恶都怪罪于替罪羊后不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