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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红色经典的最后终结者？ [复制链接]

高原红4344

主楼

发表于 2011-2-20 21:3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高原红4344 于 2011-2-20 22:46 编辑

在悄然逝去的时光里，该有多少被生死所簇拥的灵魂，还飘零在这世上？那一刻，便又突然记起了一个日子：2008 02 20。当也同时记起了一个灵魂应该尚在的人：浩然。

浩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三年了。三年前的那个初春里，在还带点料峭的寒冷中，浩然走了。据说，浩然于植物人的状态下，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数年之久了；也据说，浩然是在毫无苦痛的情形下，因心脏衰竭，而安安静静地去了天堂。闻悉浩然归西之那一刻，我的内心曾涌出过一阵复杂的酸楚和难过，同时，也伴之生出了为一个常人而不常有的肃然起敬，这些皆因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浩然的儿童文学伴随了我的童年。真实地说，与浩然同代的当代作家群里的那些名字，能映入我脑海者已经寥寥了，惟浩然却仍是至今十分清晰的一个。

浩然于晚景中相随寂寞已近30年。其眼中之混沌，所见世态之陌生，使得这位当年红色经典的幸存者，忽一日，也成为了走进了历史的孤独者。历史的复杂性或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无疑，也同样会模糊了浩然的视线。当年的亲历者、过来人也并不全意味着能够完整地诠释历史的原貌。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沉寂多年后的浩然带入了公众视线。其中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则让读者看到了浩然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还有，伴随着浩然的人生经历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之巨大变迁。

在凄凄冷冷中步入晚境的浩然，于风烛残年中深居简出，多对过往讳莫如深，其苦痛与欢乐，愧疚与自豪，内心的真实与彷徨，又有多少可坦白于世？昭之于天？“文革”以后认识浩然并同在一个大院工作的作家苏叔阳的一番话，或可帮助世人读出对浩然的一种最平易的理解：“13亿人里只有一位作家，这不怨浩然，是‘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看上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呀！”

是的，使命那东西一当缠了身，又总是和命运息息相连的。这就难怪浩然日后也生唏嘘：“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唏嘘之中当也读出浩然的几分无奈，无奈之后，浩然仍要拾起自己的使命，还是要在当时的文坛上奋力前行，如浩然自己所言：“在那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浩然所言或是真诚的，在那些文化贫瘠的日子里，浩然的文学小说无疑成为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大餐。易中天先生在悼念浩然的文字中如是说：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月，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现在，斯人已逝，争论犹存，何妨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浩然”一名，实际上也是一个时代的标签，如同庄则栋、钱浩梁（又名浩亮，李玉和的扮演者）、刘庆棠、张铁生、陈永贵等等曾如日中天的名字一样，浩然带着时代赋予的红色标签，红遍了神州文坛。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处，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1974年，浩然奉旨写出了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此外，浩然先后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1976年9月，浩然被御定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这在当时是一种天大的殊荣！至于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见诸报端、参加外事接待以及出访国外，于浩然则属日常工作平常事了。

文革后，昔日大红大紫的浩然受累于文革的经历，声名渐落，乃至一段时间于文坛销声匿迹。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清查，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1977年离开北京，被遣乡下一处陋所隐居。

浩然生前曾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自1980年代以来，浩然的多部作品仍然被国内多家出版社所注目，并相继为其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三卷本的《浩然选集》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了国内为浩然文字所做的第一件集大成的工作，同时也为阅读浩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注脚。无论如何，想起在起落沉浮中历经荣辱洗礼的浩然，便总会勾起对“那个无书可读的年月”的回忆，总会让人们记起一位写儿童，写乡土，写新中国建设，写无产阶级阵营中的高、大、全形象的农民作家。

浩然先生于中国文坛，不谓不是一位有斤有两也有声有色的人物，其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其红色经典《金光大道》、《艳阳天》等长篇，单枪匹马，叱咤于几近荒芜，弥漫着深度冷寂的中国文坛。按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言：那日子的中国，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尚存的绿洲。这或于浩然，也正好承担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是凡历史的使命，谁可以断然无视？谁又能够断然拒绝？对浩然之作家生涯的拷问以及围绕浩然作品展开的学术探讨，甚至还有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关于红色经典的争鸣，直到现在，仍然还是当代中国文化社会的一个艰难话题。

被历史推上了风口浪尖，然后戴上了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桂冠，随后又背着“帮里的人”的时代阴影而被打入冷宫坐禅，尔后又东山再起，更官至北京市作协主席，且于2005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洋洋18卷本的《浩然全集》送上书架，这便成就了浩然传奇般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文坛、或曰是当代中国绝无仅有之“浩然现象”。

浩然身后，北京市作协拟出讣告：“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全委、著名作家浩然同志因病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凌晨二时三十二分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特此讣告。”读此北京市作协对浩然先生所作之盖棺定论之辞，我想，九泉之下的浩然先生，也当可以放弃留存于人世间之般般缺憾了。

还是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在文坛中沉寂了多时的浩然曾萌生过想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的想法。其实，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浩然”正气笑傲文坛———寻觅浩然足迹》里如是写道：“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如今，作为一个已经作古的文化老人，斯人已去，日子不复，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也就远离浩然而去矣。浩然该安静于九泉，其灵魂也终可放飞于天堂了！浩然先生，安息吧！

无论称浩然是“十七年文学”之最后一个歌者，还是谓浩然为“红色经典”之最后终结者，我以为都是可以成立的。作家茅盾曾以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来形容当时的中国文坛，在这个意义上，浩然之身后，红色经典的最后终结，或就成为了中国文坛之一个可能的命题。

我这儿说是一个“可能的命题”，是因为有些日子又闻风吹草动，据说“八个样板戏”那样一个与文革和四人帮唇齿相依、息息相连的概念，就要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学的教科书。如此之举，无视一个民族对一段日子之苦痛情感，几可称冒天下之大不韪！国人安能熟视无睹？无论你把“八个样板戏”如何地同中国的国粹“京剧”联系起来，国人总是会从刻骨铭心中生出大惑不解：从江青骨子里冒出来之红彤彤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其本质已然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无异，那样的东西如何可以走进国粹京剧之大雅之堂？于是，我也便又冒出了另一种意义上之呜呼哀哉：红色经典还得红多久呢？

只是这篇文字是为浩然祭，倘再为那“八个革命样板戏”生出些鼓噪来，岂不吵着了九泉之下的浩然先生，唯有打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