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人说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大多是传声筒，原来还有不少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发一篇网文如下：
关于“划江而治”
作者： 席卷兽穴的风暴
今天看到 @蒋梦珊 桜萝莉跟人吵49年国共和谈，谈到据说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阻止人民解放军全中国，就突然想着写写这个，蹭蹭热度。（注：以下资料的解读纯属个人意见。）
首先应当谈谈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一贯同情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希望中国劳动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希望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演讲时讲到：
在政治局2月会议上，莫洛托夫同志给我们详尽地论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我同意他所作的结论，但是对当前世界危机的原因的判断，我还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前我曾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由掌握着金融资本、剥削地球上大多数人的那些人所组成;另一个阵营则由殖民地和附属国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所组成。很自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头领，而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苏联，则成为后一个阵营的领袖。由于两个阵营的各自目标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
准确地讲，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所以，寻找两个敌对阵营和解的办法是徒劳的，理由很简单，它们各自的观点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除非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投降，否则，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早晚要发生，绝不可能避免，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
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是我要重申，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期将要来临。同志们，那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应当毫不拖延地増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种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别的出路。许多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阵线的指导和联合，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阵线早已存在，虽然我们对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还不满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尤其应当对西班牙和南美国家给予特别的重视。
……………………
我们最重要的王牌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亚洲。千百万受奴役的群众在本世纪已经觉醒，不管殖民帝国主义者玩弄怎样的诡计，它们都无法扼杀千百万群众争取自由和享受独立生活的愿望。所有的殖民帝国都已面临末日，它们的彻底崩溃仅仅是一个不远的将来的问题。显然，我认为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要以十倍的努力进行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作巨大的努力以加快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对我们来说，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它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肯定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第5辑 第45-51页
科瓦廖夫（他48-49年是斯大林派到毛泽东那的私人代表）回忆道：
斯大林认为 , 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1948年5月他给我看毛泽东请求帮助的来电后说 ,“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 , 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 , 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 , 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 , 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 , 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И·В·科瓦廖夫，肖萤译
为此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里省略）。但在当时并不能非常露骨的表示出来，因为这很有可能引发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大规模干涉。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47年以前，苏联报纸，例如《真理报》，高频率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但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站稳脚跟以后，这些宣传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苏联大力宣传自己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立场，释放各种烟雾弹。
斯大林等少数人秘密和毛泽东进行联系，对共产党进行援助。而苏联外交部则接到另外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在一切场合均声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斯大林与中国》第54页）。
安德烈·列多夫斯基，1942-1952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驻北京总领事、驻沈阳总领事。他后来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指出：
现简述毛泽东和斯大林来鸿去雁的特点。信件是通过无线电传送的，属于绝密。对于莫斯科和延安间的联络在苏联高层领导层，除了斯大林之外，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位战友知道，其他人既不知道秘电的内容，甚至连有这样的联系都毫无所闻。无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苏联驻华使馆，都根本不知晓此事。在莫斯科，无线电通讯是通过苏联国防部的总情报部进行的。由总情报部派专人将斯大林的秘信发至延安，再收受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秘信并面交斯大林。毛泽东的电报则由斯大林派往那里的联络员卫生勤务上将阿·雅·奥尔洛夫传递。他就是为完成此使命带了一部秘密电台奉派到延安的。在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上他签名用的是“杰列宾”。
顺便说一句，内战正酣时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我们在使馆工作的人一向奉行不得干预中国内务、不得干预国共两党关系的原则。确切说，行动要十分灵活，实为保护中共，可又不能授人任何把柄，从而受到站在共产党一方插手国共两党冲突的指责。在处理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以及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中都要如此灵活，还需同时把这种外交上的灵活性同维护苏联利益的坚定性结合起来。
《斯大林与中国》第51页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关于“划江而治”的谣言，其实最早就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放出来的，他在1948年末到处散布此类说法：
（1948年）年末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南京向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坦率地说：苏联对中共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唯恐他们将来会采取类似铁托那样的行动路线。罗申还认为，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们政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理想的办法是苏联单独或与美国共同调停以结束中国军事冲突状态。
（1948年）12月1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透露“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们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
……………………
（1949年）1月6日 国民党政府的张治中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456-458页
毫无疑问，这与苏联的实际外交政策完全不吻合，只能是蓄意散布出来迷惑国民党和美国人的烟雾弹，以显示苏联在中国内战中毫无牵扯。但有趣而又遗憾的是，似乎有人把这当真了……
_划江而治_的风源
www.doc88.com/p-3941624417143.html
（原本这下面有很长一段文字，涉及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大意为虽然斯大林从未提出“划江而治”，但毛泽东可能基于某种认知（例如，我们都知道他受了王明不少气，他到死都认为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实际上这完全是个误会），不信任斯大林，因而相信了罗申放的谣言，错误的理解了斯大林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在阻止他渡江。现在我发现这个可能性依然还是存在的……）
————————————————————
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乌有之乡
来谈谈金东吉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着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他断言“中共领袖多次强调斯大林曾“劝阻渡江”，必然有事实根据”，然后引用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意图进行佐证，比较实锤还是周恩来那条。
1955年，周恩来在与即将赴任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及其夫人张毅的谈话中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在这次谈话时，周恩来特意交代刘晓不要作记录，用脑子记，周恩来还说：“今天把张毅请来，是因为她年纪轻，记忆力好，可以帮助刘晓记在脑子里。”由此可见周恩来讲这些话是很谨慎的。刘晓：《出使苏联》（第1部分），《世界知识》1987年第3期，第15页。）
这个回忆靠不靠谱呢？对照下其他资料发现回忆为假的概率比较大。
同样是周恩来，他在1960年北戴河会议上作过一个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报告，据说报告从列宁时期一路讲到赫鲁晓夫时期，其中提过斯大林在1945年所谓的不许革命和1949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但从未提起斯大林要米高扬阻止中国共产党渡江。（《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1页，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1990年5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然后，米高扬自1949年1月30日来到中国，2月8日离开中国，期间与数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会谈，这些会谈记录现在已经公开并被翻译为中文，从这些会谈记录中也根本找不到什么“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因此金东吉在这里换了一个手法，他在文章中宣称：
他劝告毛泽东赶快渡长江夺取南京和上海，并遵照联共（布）中央指示，建议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从表面上看，米高扬的这些建议是为中共着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在联合的基础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须将无往而不胜的解放战争停顿下来，将主要工作集中在建立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上。占领上海或南京后立即成立联合政府，绝对不利于彻底扫荡蒋介石势力的斗争。
这种无中生有的本事很让人无语，我觉得很有托洛茨基的风范。为什么“在联合的基础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须将无往而不胜的解放战争停顿下来呢？在4月份解放南京上海后立刻在北平成立的联合政府怎么会阻碍解放战争呢，不利于扫荡蒋介石残余势力呢？过早的成立联合政府，顶多也就是策略上的不合适，怎么就是停止内战了呢？稍微了解一下本位面的历史就知道这种质疑是很没有道理的。
摆脱掉这种没道理的质疑，就会发现刘晓的言论与实际公布的米高扬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发生了巨大的冲突。按一般的原则，显然应当采信原始档案的说法。（米高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会谈记录请自己去翻《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第1卷》，因为太长，这里不放了。）
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陈广相：《关于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8页。）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中还提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
1958年7月22日，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毛泽东曾多次直率地表露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你要是说这个“国际上的朋友”是指斯大林，我信，我一直都信。但这里终究没有实际指出是谁。我硬说这个人是 常凯申 常公，其实也没啥违和感。作为证据，这是不够格的。至于剩下的两条，除了发泄下对斯大林的怨言外，于“划江而治”问题完全无涉。
唯一像那么点样的确实只有王方名的言论
1979年1月2日，王方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的文章。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主席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主席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我无法判断此事真假，考虑到70年代末的政治气氛的话，有可能是假的。1956-1960年这几年间，毛泽东非常热衷于批评斯大林，批评次数比此前此后都多，认为他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有时讲的很难听。但除了这里以外，我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在别的什么地方谈过斯大林阻止他渡江……
最后应当补充下，不管毛泽东他们怎么看，斯大林从未主张过“划江而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哪一天找到了真的找到了毛泽东等人声称斯大林阻碍他们过江的实锤，有麻烦的也只会说毛泽东他们。因为这是在造斯大林的谣，最起码，也是误解了斯大林……
此外，关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言行表现，国内基本上一边倒全面采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国民党方面加工渲染，用于在外交场合给自己营造“国际声势”放出的一面之词。而中国对苏/俄方材料对罗申的记载却极为缺位。
以至于沈志华在论证“罗申搞划江而治”时，找出来的两份苏方档案是——罗申打探美国对蒋军援、及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可能性的……完完全全的文不对题。
“毛主席说的”？《毛泽东选集》、《语录》还是《万岁本》？如果又是什么“身边人回忆”、“口述”的话——中苏关系的一号见证者、主席的亲信，为主席与米高扬、斯大林、赫鲁晓夫会谈提供贴身实时翻译的师哲都明确表示“南北朝”是国民党的提法，斯大林不背这锅：
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经进入北京一个多月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交出首要战犯(指蒋介石等)，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是和谈后，谈成了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毛主席给正在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赠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南京政府得知我党的回答后则说：“中共在谈判中的条件每次都在加码,逼人太甚!简直要我们跪下求饶。不干了！”这就是谈判的最后结局——破裂。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懂“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都不懂，怎么会提出“南北朝”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旁》370-371页。
所谓49年劝解放军不要过江的说法也不存在啊。这也是在毛主席的原文中找不到的东西，更不符合事实。存在的事情是45年斯大林建议中共和果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也是毛主席说的所谓斯大林不许革命，但是当时中共的根据地规模尚小，又何谈划江而治呢？
1.如今1945-1949中苏关系密档已经尽数公开，其中并无苏方要求中共“划江而治”、“停止进攻”之电文、记载。
这些论调要么是90年代中期俄罗斯将苏方档案公开前，中国方面“奉旨写史”的笔手一方面秉持党历史“去共（共产国际）反苏（苏联）”的“映射史学”XX正确，一方面则是由西方、台湾渗透至我国知识界“反思革命”的“河疡派”立场上混杂而成。此外中、苏方一手档案极其严重的缺位也使得历史工作者绕不出“靠口述、回忆录搞研究”的荒诞现象。
至于俄方密档公开后否定了先前各类所谓“回忆”、“采访”、“口述”的说法之后，也就是金东吉这位韩国人对着黑纸白字硬说“斯大林搞划江而治”。
感情只有一个当了一年半副研究员的人能算社科院学者，中国中共党史人物学会理事李良明教授的观点不算数？然后您就一串不能得出结论和扣王明的帽子。无非是人家反驳了您的观点，您自己没事发明个国籍问题来搅屎罢了
补充一点，关于那个“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有些人把这当成斯大林推卸责任、自以为是的证据。请看这一段。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见到毛泽东后赞不绝口，连声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听后有点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就他当年的失误当面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西方斯大林学研究》
至于斯大林本人对“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是什么态度呢？1946年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
半个世纪来，官方史书对苏联要求划江而治的说法一直是接受的，可从未说过是苏联的大棋。还有毛别说不信任苏联，他对共产国际就不信任，因为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可坑惨中共了。还有，苏联在二战后在东欧的作为，还有外蒙和中长铁路问题，以及尝试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都说明了苏联从来都自己国家利益优先，这些可不是大棋能解释的
这个官方史书可没接受过，至于你提的第二个论点，共产国际有官僚主义造成的内争，但是中国革命在三十年代的重大损失严格意义上还是党内早期领导人自己不行（李立三博古等等，甚至要包括任弼时）。最终党内对共产国际的定性关键还是因为博古的态度很好，而王明拿着鸡毛当令箭日常瞎揣度国际的思路反毛，最后当国际对于王明的态度是控制使用这个态度一亮出来，王明就完了。但是为了党内还是将许多问题定性给王明和国际。至于最后那一段，分裂新疆至少斯大林时期是没法给定性的。其他问题是主观问题
补充一点。
根据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会长米洛凡•基拉斯的回忆录，斯大林对南共代表团成员说：“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我们曾邀请中国的同志们来就如何能同蒋介石订立一项暂时性条约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他们在口头上同意我们的意见，但实际上，他们回去后却自行其是；他们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不对。”
还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爱德华•卡德尔在回忆录中提到，1948年斯大林对他们说：“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了。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给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
1945年的斯大林，确实认为中共不能取得胜利，建议中共走类似法共的道路。但后来，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实际情况，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结合楼主的资料，至少在1948年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是完全支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了。所谓1949年还要划江而治，完全是无稽之谈。
意共和法共在4546年选举中虽然早期民调占据巨大优势，但是因为过于冒进，没有和情报局做好沟通准备，使得大败，意共甚至没有进入内阁。也因为这事慈父同志留下了阴影。使得慈父晚年的推行革命变得温和得多。
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次大战时期都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军队，并且控制了不少地区，但是在战后，却在国内外的压力放下武器，改为走议会道路。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希望他们不要以武力夺取政权，以免引起美英的干涉，把苏联卷进去，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这样做对不对不去说他，但是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确实不具备武力夺取政权的力量，一来他们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式的军队，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军队，二来法意两国是西欧的核心国家，美英绝不会允许这两个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一定会出兵干涉，而当时两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力量战胜这种干涉。美国因为引诱法意共产党缴枪的成功，想要对中国也来这一手，但是中国情况与法意完全不同，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与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完全不同，因此美国的图谋没有成功。
|
楼主: 闻所欲闻
雷达卡
发表于 2024-3-31 20:43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