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大国之魂》

失败的匈奴

“仅仅几分钟后，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便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一架日本‘零式’飞机躲过护航战斗机的拦截，从高空卑鄙地袭击了运输机群。在我们右下方，一架四引擎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被击中了，它巨大的机身冒出浓烟，歪歪斜斜地失去控制，好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迅速往地面坠落。我紧紧捂住嘴才没有叫出声来。在那架飞机里，还有数十名年轻士兵的生命也在一起坠落。

    “大鸟终于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不见了，空中残留着一缕缕支离破碎的黑烟，仿佛那些刚刚消失的生命在人间留下的最后轨迹。我看见士兵的脸色全都难看极了。

    “强盗飞机还在到处追逐运输机，向它们开火。这时，一个更加惊险的场面出现了：一架阴险的日本飞机钻出云层，从上方扑向我们飞机。在它后面，有两架美军的护航战斗机紧紧咬住它不停开火。强盗的子弹大概打光了，他眼看无法摆脱战斗机的拦截，于是就对准我们飞机迎面撞来。

    “天啦！我惊愕地心脏也停止跳动，。路易斯边操纵飞机躲闪，边嚷道：‘上帝，这个日本狗准是疯了！！’

    “飞机猛烈一震，接着开始倾斜。巨大的反坐力把所有人抛起来，又重重跌在座位上，那种感觉，就像你驾驶一辆高速汽车迎面同一棵树，一根水泥电线杆相撞那样。直到有人把我重新扶起来，我才吃惊地发现飞机并没有完蛋，没有爆炸，起火，或者粉身碎骨。它仍在稳稳地飞行，只不过似乎比原先倾斜了许多。

    “领航员受了伤，，机长头上也渗出血来。路易斯大喊大叫，让士兵都回到座位上去。士兵们跌跌撞撞服从了命令，运输机很快又恢复了平衡。

    “路易斯兴高采烈地吹牛，说他把那家伙撞成了一堆碎片。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猜想那个日本人一定完蛋了。但等我往后一看，才着实吓了一跳，原来我们这架飞机也受伤不轻：翅膀缺了半截，还撞掉一台螺旋桨发动机。路易斯说没问题，剩下三台发动机照样能飞到密支那。

    “我不明白飞机撞掉半只翅膀为什么还能飞行？路易斯说这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如果飞机在地面上就没法飞起来了。他还说日本‘零式’飞机都跟非洲鸵鸟一样，外强中干。他们缺少金属，就用木头制造飞机外壳，再包一层铁皮。在南太平洋，日本飞行员就驾驶这样的木头飞机去撞向军舰，撞向盟军飞机。当然，如果被撞中要害，那也是很危险的。

    “我恍然大悟。日本是个自然资源及其贫乏的岛国，金属石油全靠进口，据说日本天皇曾下诏书命令国民捐献家中的铁锅来制造军舰。这样一来，我便很有些佩服日本飞行员的拼命精神了。

    “继而一想，又觉可悲。一个落后的东方岛国，干吗偏要选择战争，选择穷兵黩武，自以为能够征服全世界呢？这同那个以死相拼的飞行员一样，明知自己驾驶木头飞机，却偏要与金属飞机相撞，结果往往自取灭亡。

    “机舱绿灯亮起来，一闪一闪的，表示目的地快到了。滑翔机已经摘除挂钩，伞兵准备跳伞。士兵推开机舱门，一股强劲的高空气流扑进舱来，把他们的头发全都刮得飞张起来。一瞬间，我从洞开的舱门瞥见飞机下方绿色的平原，还有弯曲的河流和浓烟滚滚的城市。

    “密支那就在脚下，战场到了。

    “运输机开始盘旋。领队的军官纵身一跃，跳下飞机。士兵们紧跟着他，一个接一个飞快地扑向大地，扑向蓝天，扑向烽火连天的战场……

    “一刹那，我看见飞机下方绽开无数朵美丽的伞花，在白云悠悠的蓝天飘荡。我眼前起了一层水雾，一层激动的泪花。我只有在心里默默替他们祝福：

    “‘再见，一路平安……’”

失败的匈奴

…………

    一个营的伞兵从天而降。伞兵的到来及时加强了机场的防卫，此后，空降部队一批接一批顺利着陆。

    源源到来的主力部队立刻投入反攻。从运输机上卸下来的大炮、装甲车和反坦克武器马上就发挥了威力。运输机还给部队送来了急需的粮食、弹药和发电设备。美军前线指挥官米尔准将当天在机场里建立了作战指挥部，架起电台。同时，一个美军战地医院也在草坪上搭起帐篷，开始工作。发电机发出了强大的电流，机场各种设备被修复，塔台准确发出指令，指挥机群起飞降落。

    夜幕降临，机场四周燃起火堆，给夜航飞机指示着着陆目标。机场唯一一盏探照灯不停在夜空中划来划去，防备敌机袭扰。隆隆作响的运输机冲破夜的壁障，几乎不间歇地将成连成排的士兵、火炮和车辆卸在机场上。

    大规模空运持续了整整两天。

    至十九日下午，中美联军兵力已达两个半混合师，大炮二百三十门，各种车辆近百辆。日军弃下大批尸体，退回市区坚守。

    空降作战获得极大成功。

    密支那空降的消息轰动了亚洲战场和同盟国，盟国首脑纷纷致电美国总统表示祝贺。他们与其说庆祝空降胜利不如说更重视这个军事艺术的成功。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先派出一个观察小组飞往密支那总结经验，随后，盟军各战场军事观察员也纷至沓来。仅仅过了一个月，一场更大规模的空降作战被运用在著名的法国诺曼底登陆中。盟军先后出动五千架飞机和滑翔机，将三个空降师分别降落在德军防守薄弱地区，配合登陆部队一举摧毁了希特勒所谓牢不可破的“大西洋壁垒”。

    至少又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我们才看到善于学习的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在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几乎一丝不差地重演了密支那空降的全过程。有必要指出的是：苏联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的空降是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周进行的。

    最尴尬也最恼火的当属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勋爵一度反对进攻密支那，并断言史迪威将因此遇到麻烦。但是在五月的某一天，当他一觉醒来时，却被告知中美联军已经成功地实施了一次极为出色的空降作战，勋爵受到的震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不管怎麽说，史迪威和那支中国军队名义上隶属于他，是他的下级，因此当丘吉尔首相来电询问：“中国人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勋爵耸耸肩，不屑地回答：“那不过是我的副手指挥的一场有限的进攻。”（《史迪威出使中国》）

    历史链条的连接往往取决于一些表面上看似乎不相关的偶然性。过了不久，勋爵突然改变主张，决定亲自收复缅甸，这与上述“密支那受辱事件”并非毫无关系。

    勋爵后来也加入反对史迪威的多数派行列。

    五月十八日，也就是实施空降作战第二天，史迪威中将偕同他的一大群军事助手，还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团一起降落在密支那机场。美国将军看上去喜气洋洋，精神抖擞，他匆匆视察过机场，就冒着炮火进入前线指挥所。将军决心要给密支那之战打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我要你们在两周之内拿下密支那。”史迪威目光炯炯环视鸦雀无声的中美将校们，“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好的开头，因此我们必须完成一个更好的结尾。我绝不允许任何疏忽、松懈和畏缩不前，你们必须以军人的荣誉向我担保。”

    然而，事实上两周拿下密支那是不可能的。史迪威在空降成功的胜利心情鼓舞下犯了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他低估了敌人，低估了敌人的顽强意志和战斗力。月底，由于中美联军轻敌冒进，整整两个团的官兵在密支那火车站遭到不可挽回的覆灭命运。这是缅甸开战以来盟军遭受的最沉重打击，日军主力把盟军放进车站，然后加以分割围歼。密支那火车站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场，中美官兵尸骨狼藉，令人触目惊心。

    此后，盟军攻势一度削弱。随着双方援兵和缅甸雨季的到来，更加艰苦而激烈的密支那攻坚战便不得不持续了将近八十天。

失败的匈奴

8

    七月十二日，日军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少将突然收到一份措辞异常严厉的命令，该命令发自第三十三军司令部。

    密支那城防司令部：

    兹命令：

    一、军主力近日在龙陵方面发起攻势，密支那以北及八莫、南坎必须确保安全。

    二、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

    第三十三军司令官

    本多中将

    ——引自日本防卫厅著《缅甸作战》

    据日本历史学家称，在整个“圣战期间”，类似这样公然针对个人而发的作战命令实属罕见。出现上述违例命令的原因只有水上少将自己清楚，那就是他的性格同顶头上司本多司令官格格不入。

    少将原是一名工兵大佐，战前为熊本煤矿的爆破工程师，曾经留学欧洲。如果说本多司令官对少将有什么不满之处的话，那就是少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少日本武士那种杀身成仁效忠天皇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本多司令官是一位职业军人，信奉武士道，不大看得惯非军人出身的军官。他认为大本营把老百姓充斥到军队来是一种失误，尽管他以前也曾经做过老百姓。在围剿温盖特空降兵团的作战中，本多司令官曾严厉训斥过水上少将，原因是少将过分优柔寡断和爱惜自己的马匹。

    在本多看来，水上少将不配做一名帝国将军，他只是一个穿军装的老百姓而已。

    密支那战役之初，水上频频告急，请求增援。

    六月，少将报告：“阵地两面出现敌人坦克，急需一一五重炮及速射炮支援。”

    七月九日，本多司令官电询密支那近况，城防副司令丸山房信大佐答：今后可望坚守两个月。

    仅仅两天后，七月十一日，水上少将再次报告：“敌人大规模进攻，阵地设施薄弱，粮、弹均缺。请速增援，否则难以坚持。”

    本多司令官大为震怒。两相对照，他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找到水上少将意志不坚定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军人必须尽忠职守，战至一兵一卒。此时英帕尔日军已败，怒江前线两军对峙，倘若密支那军心动摇，缅甸前线必将出现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

    本多司令官亲自口述了上述电令。

    军部参谋长辻大佐迟疑地说：“是不是语气缓和一些好？”

    一个名叫安信的少佐参谋插嘴说：“应该把水上少将改为水上部队。”

    本多司令官眼睛一瞪，辻大佐立刻改变主意，连连说：“这样好，这样好。马上发往密支那。”

    水上少将的老上级，第五十六师团松山祐三师团长获悉电令内容后极为愤慨，他在前线通过电话向第三十三军发出强烈抗议。但是本多司令官一意孤行，不予理睬。

    一纸命令便决定了水上少将的最后命运。

    密支那的夜幕仿佛格外低垂，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好像伸手就能抓下一把来。城市里到处断壁残垣，空气中弥漫着浓烟焦糊的臭味。盟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市区，正在逼近水上少将的司令部。少将仰起脸，习习的夜风迎面拂来，他嗅到伊洛瓦底江水浓重的泥腥味。

失败的匈奴

密支那被围困已经两个多月了。七月以来，军部没有运进过一颗子弹、一粒粮食，上万名日军士兵浴血奋战，死伤枕藉。现在，守军仅剩三千余人，弹尽粮绝，最终只有靠“玉碎”来完成对这座城市的精神占领了。

    本多司令官的命令使水上少将断绝了一切欲念。作为军人，水上其实并不怕死，尤其他自认为对天皇忠心耿耿。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不应随便放弃生命，何况军人比老百姓更加懂得生命来之不易。可惜战场军令如山，不容置辩。水上没有把电报内容告诉别人，七月十二日，他以个人名义回电：“谨遵电令，下官定与密城共存亡。”

    城防司令走进一座旧仓库改建的大掩蔽部，这里是战地救护所，集中了近千名伤病员。浑浊的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酒精和血腥味，传来伤兵的痛苦呻吟。他向医官问了问情况，知道城里伤员总数已经超过两千人。

    也就是说，真正能坚持战斗的士兵还剩下不足一千人。失败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日本将军心头上。

    一个伤兵递给司令官一支纸烟。是树叶卷的。

    “能坚持住吗？”他拼命抑制住想要咳嗽的欲望，边吸着苦辣的树叶烟卷边问。

    “报告，能坚持住。”伤病很高兴能同司令官说话，他坐起来回答。

    “是北九州人吗？”他将一口热辣辣的烟雾狠狠吸进肺腔里，烟头照亮伤兵那张年轻的面孔。

    “报告，是福冈县。”

    “啊，福冈来的。以前做什么工作？煤矿里干过活吗？”他忽然产生了想同人好好聊一聊煤矿的愿望。

    “报告，是福冈一枝煤矿。排水工。”

    “排水工？那可是个很危险的活儿，我父亲早先也干过排水工。这里还有多少煤矿来的？都举手看看。”于是许多人纷纷举起手来，黑暗中好像许多摇曳的树枝。原来这里什么工种都有：采煤、掘进、立柱、爆破、通风、溜子、机修、电工，一应俱全。

    “真想不到，咱们可以开个煤矿啦。”水上司令官兴致勃勃地说，“我真想念九州的煤矿。我是爆破工程师，在矿上整整干了十五年。”

    “想不到司令官还是个工程师，真了不起。”伤兵纷纷说。

    “司令官，您的家属也在北九州吗？”一个伤兵怯怯的问。

    “在熊本的八代。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听家里来信说，儿子太郎已经当兵了，在南洋的婆罗洲。”

    “听说咱们九州天天都被敌人飞机轰炸，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一个老兵叹口气说，大家顿时情绪低落，沉默下来。

    水上司令官突然扔掉烟卷，大发雷霆。

    “混蛋！这是敌人造谣。敌人造谣难道你们也信吗？”司令官当然明白这不是造谣，但是他的职责不允许放任失败情绪蔓延。“今后一律不允许听信谣言，动摇军心要按通敌罪论处。”

    然而伤兵的话毕竟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他以极大震撼。尽管大本营一再封锁本土消息，但是真实情况还是随着日军的溃败在部队里流传开来。他走出救护所，遥望破碎的城市和燃烧的大地，感到有股沉重的苦涩滋味从嘴里和心头蔓延开来。

    现在，一个问题渐渐被突出来了：两千丧失战斗力的士兵将何去何从？毫无疑问，士兵将绝对服从命令，如果司令官命令“玉碎”，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重新投入战斗，直至被杀死或者自杀。

    然而两千伤兵的性命对于这场已经临近的失败战争完全无济于事。也就是说，这些伤兵除了白白送死，几乎不会对战争结局产生任何影响。敌人的坦克甚至可以在一小时内将他们统统碾成肉酱。

    难道白白送死比活下来更加合理吗？

失败的匈奴

人之将死，其性也善；鸟之将死，其音也悲。水上毕竟在欧洲上过学，受过欧洲人本主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与其他日本将军的不同之处大约就在于多一些人道主义的思想因子。当密支那的失陷已经不可避免时，他没有如上级要求的那样让士兵“玉碎”，而是做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惊人决定。

    既然本多司令官有权决定下级的命运，那么水上司令官当然也有权决定自己下级的命运。

    既然军部电令“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那么这道命令完全可以理解为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密支那守城部队。

    水上决定给予士兵们一条生路。

    八月一日晚，若明若暗的月光映照着宁静的伊洛瓦底江畔。密支那城防副司令丸山大佐奉命率领八百名士兵掩护两千伤员突围。发布该项命令的是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陆军少将。城内只剩下最后两百名敢死队员和司令官本人。

    凌晨三时，丸山大佐向司令官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登上运送伤员的木筏离去。水上少将久久伫立江岸，目送木筏隐没在夜色里，一动不动，宛如一尊塑像。

    六时，一抹晨曦映亮天际。前线出奇安静，大地万籁俱寂。一位身着古代武士服的日本将军独自走向江边一片古老的树林。他选中一株华盖如亭的大菩提树，盘腿坐下，闭目沉思，让生命在“玉碎”之前得到片刻的宁静和庄严的抚慰。

    半小时后，卫兵找到将军，他已经选择了切腹自杀。一柄御赐长刀帮助日本军人完成了这种从生到死的痛苦转变，而少将本人则在精神上实践了“死守密支那”的钢铁誓言。

    一周后，河边总司令在仰光得知水上少将殉职的消息，很受感动。为表彰这位在东南亚阵亡的第一位日本将军，遂命作战参谋不破博中佐乘一架侦察机趁夜色飞临密支那，空投一纸嘉奖令，以慰籍少将的亡魂。

    9

    公元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下午三时，响彻密支那市区将近三个月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中美联军经过浴血苦战，一举攻克这座千疮百孔的废墟城市，同时收复孟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密支那——孟拱战役中，共毙伤日军两万五千人，中美联军亦伤亡近两万。

    密支那的克复，标志盟军缅北会战（“人猿泰山”计划）取得决定性胜利，缅甸战场主动权转入盟军手中。对中国人来说，密支那的攻克意义更加重大，它意味着两条被阻断的生命运输线——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连通指日可待。

    为表彰史迪威指挥缅北会战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也为了表彰和奖励史迪威中将几年来为中国抗战所做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成就，八月二日，经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提升史迪威为陆军四星上将。这一殊荣使史迪威得以跻身于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四星军人的行列。

    缅北会战的胜利和上将军衔加强了史迪威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地位。八月七日，蒋委员长在重庆复电史迪威，批准中国驻印军扩编为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中将，下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和新五十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少将，下辖新十四、新二十二两师。

    孙立人的忠诚得到了如愿以偿的回报。

    九月二日，中印公路正式修通密支那。第一批三百二十辆军车从印度萨地亚出发，经利多、新背洋、达罗、孟缓、孟拱，浩浩荡荡把援华物资运往密支那机场。密支那的通车使“驼峰”航线的航程缩短了将近一半。短短数月，运往中国内地的援华物资成倍上升：六月份为一万八千吨，九月份接近三万吨，到十一月份就创下月空运量四万吨的历史纪录。

失败的匈奴

九月二日这一天，对于我的穿下士制服的父亲来说，也意味着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他被提升为上士，驾驶一辆运送给养的GMC大卡车单独开往密支那。刚刚通车的公路沿线，到处都能看见战争留下的痕迹：打坏的汽车和坦克，烧毁的树林和村庄，荒芜的田地和不及掩埋的尸体。所有的城镇几乎都变成一片废墟。无家可归的缅甸人用憎恨的眼光注视着外国军队的汽车，还有成群结队的当地孩子爬上汽车来讨食物。

    在密支那机场，我父亲又看见了乔大叔。总司令在一大群军官的簇拥下，佩戴四颗闪亮的将星走下吉普车。他要去重庆会晤蒋介石。史迪威看上去气色不坏，胜利使他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并且亲热地叫着部下的名字。

    这一天，我父亲还得到一个最坏的消息：他的威廉教官在战场上失踪了。

    也就在这一天上午十时，在距离密支那三千英里的太平洋战区海面上，一艘名叫“长须鲸”号的美国潜水艇及时搭救起一名被敌人炮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几小时前，这个落水的年轻人险些被附近岛屿的日军捉住，而战后获得的材料表明，这些守岛的日军竟然灭绝人性地吃掉了若干名美军俘虏。一位名叫恩塞·比尔·爱德华的摄影爱好者碰巧用小型摄影机摄下飞行员遇救的动人场面。四十多年后，这段默默无闻的电影胶片突然交了好运，许多美国电视公司争相购买版权。一九八九年初，全美广播公司的电视卫星又将影片变成电磁波发射到世界各地，让十几亿电视观众重新目睹了那个战争片段并记住了飞行员的名字。

    他就是美国第五十一届当选总统乔治·布什。

失败的匈奴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1

    一九四四年，昆明。

    元旦刚过，美军野战司令官兼Y军参谋长多恩准将就在他的密室里领受了一项来自华盛顿的秘密指令。

    指令内容非常简明扼要：必须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地除掉蒋介石。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把这项指令称作“蓝鲸行动”。

    弗兰克·多恩将军是一位完全职业化的美国军人，对上司忠心耿耿，不持异议，因此他一点也不为指令内容感到吃惊。相反，越是冒险行动，越是艰巨任务越能激发军人的才华和创造精神，因而也越能给军人带来荣誉和地位。从本质上说，军人是这样一种事业：它的成功在于野心和冒险，而不管冒险的后果。

    多恩将军为此感到光荣。

    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亲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没有解释指令的细节，只是再三告诫这位心腹助手：“蓝鲸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他还隐约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

    暗杀蒋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绊脚石，将中国抗战纳入盟军对日作战乃至全球战略的新轨道，这就是“蓝鲸行动”产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该指令被严格保密，不形诸文字，不留下证据，只限军方极少数高级将领知道。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预期自动失效。

    当年三月，蒋介石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途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委员长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人都不得不弃机跳伞。慌乱中，委员长夫妇将得到一副失灵的降落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三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事故消息。

    史迪威将行动方案呈报白宫，却迟迟未获批准。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全面进攻，战事吃紧，豫、湘、桂频频告急。委员长临时取消访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满，“蓝鲸行动”无限期搁置起来。

    天违人愿，这不知是中国人的不幸还是大幸，史迪威只好仰天长叹，引为终生遗憾。

    好几年后，多恩将军再度出任台湾首席军事顾问，与蒋氏父子共事十余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忆录里首次公开了“蓝鲸行动”的绝密内容，导致台湾社会舆论大哗。

失败的匈奴

这项暗杀中国蒋委员长的秘密计划被详细载入一本有影响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作者：【美】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中。

    这个事实说明，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铁幕政治已经逐渐曝光，蒋介石以一个半开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统治着一个贫穷落后的庞大帝国。美国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尽快打败日本人，结束战争。但是对委员长来说，他首先需要保存实力，以便对付他战后的敌人。

    于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国重庆。

    蒋介石由随身侍从换上黄呢军服。这是一套最新定制的军服：考究的呢料，精细的做工，加上五颗熠熠生辉的将星（一级上将）簇拥在镶金线的肩章上，使委员长瘦削的身躯看上去不仅挺拔有力，而且气派十足，威风凛凛。

    委员长是中国唯一佩戴五颗将星的军人。五颗将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资格，它表明委员长对军队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委员长这种权力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尽管委员长的军衔从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国，但是内容实质却大相径庭。在美国，三权分立，将军听命于总统，总统受制于议会；在重庆，党政军三位一体，政府听命于军人，军人听命于独裁者。

    今天，委员长的心情显然很好，他对着镜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开罗会议之后，太平洋战局继续好转。六月，美军越过菲律宾，登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土。缅甸方面，中美联军围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车在即。半月前，美军重型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继而把轰炸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陆，尽管日军“一号作战”攻势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沦陷，衡阳保卫战还在激烈进行，但是委员长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日军的攻势不过是强弩之末。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胜利最终将导致日本人失败。基于这一远见，他已密令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如果万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图保存实力。

    “曲线救国”并非委员长的发明，它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韬略之一。

    侍从为委员长戴上军帽，佩上短剑。委员长用手正了正帽檐，又将短剑抽出来小心拭了拭，然后插回刀鞘里。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剑，剑柄嵌有黄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来自日本皇室的礼物。委员长有佩剑的习惯，佩剑与佩枪不同，佩剑更能表现东方武士坚韧不拔的气概。我们不妨把这种个人习惯看作委员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直接后果。

    今天，委员长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庆各界“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陈布雷匆匆走进门来。他示意侍从退下，然后把一份急电递给委员长。

    急电来自大洋彼岸。发报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蒋介石阅过电报，脸色骤变。他忽然把电报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岂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军队都交给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讲和好了！”

    陈布雷对委员长发怒早有准备。他事先看过电报，知道美国总统给委员长出了一道难题。罗斯福以尽快打败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战场为理由，要求蒋介石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

    交出军队就意味着剥夺，剥夺地位、权利和一切。对中国领袖来说，交出军队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难。这无疑是场更大的危机，是几个月前那场“怒江危机”的继续。

    陈布雷低声劝道：“先生千万不要动怒。美国人虽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战场未见胜负，怒江和密支那战事正烈，还望先生审时度势，不要上了美国人的当。”

失败的匈奴

“难道美国人可以这样为所欲为么？”蒋介石气咻咻地说。

    “我以为这正是洋人短见之处。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岂能受制于区区史迪威？”陈布雷对蒋介石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知道蒋介石城府极深，绝非感情用事之人，所以就不失时机地用话暗示他。

    “畏垒有何高见？”蒋介石果然转过身来。在众多政客幕僚中，他尤其倚重眼前这位足智多谋的秘书长。

    陈布雷急忙趋前一步，不慌不忙吐出八个字：“以退为进，刚柔兼济。”

    这是《孙子兵法》十六字诀中最著名的两句。进非进，退非退，进退皆有定势；刚易折，柔易弯，刚柔兼济始成天意。

    蒋介石的脸色很快平静下来。

    一个侍从在门外报告：“夫人请先生一道上车。”

    蒋介石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猛地站住，说道：“畏垒哪，我今天不用你那个讲稿了。我要另外讲一讲抗战的意义。我看现在国民党里的孙立人不止一个，很多，我要给他们敲一敲警钟。”

    “是，先生。您的演讲已经安排现场向全国转播。”陈布雷毕恭毕敬地回答。

    十点，纪念大会在江北国会礼堂举行。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委员长登上主席台。领袖一如巨幅挂像上那样伟岸、威严，脸上表情矜持而坚毅。他在麦克风前站定，慢慢摘下军帽，露出那颗令人生畏的光头来。

    “各界朋友，同志们，同胞们：

    “今天是华北事变纪念日，是国难日，我的心情同你们一样沉重。我提议，首先让我们为在七年抗战中死难的烈士和同胞们默哀。（全体起立，默哀半分钟）

    “大会主席要我来讲几句话。今天这样的会，我是一定要讲几句的。有人替我写好一份讲稿，但是我不要念。（讲稿揉成一团，扔掉）我要讲一讲自己的话。（鼓掌）”

    蒋介石的声音高亢、尖利，声调里充满昂扬的战斗激情，仿佛在向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宣战。

    唯有陈布雷明白蒋介石在演戏。

    “一个了不起的演员。”陈布雷在心里暗暗赞叹道。他站在台下，身体站得笔直，直到感觉左腿酸胀发麻，才动了动心，把重心挪到右腿上。

    陈布雷听蒋介石演讲从来如此。他真心崇拜委员长，崇拜委员长的权利、手腕和意志。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位伟人，一位天生的领袖，但决不是完人。在中国，恐怕没有人比秘书长陈布雷更接近和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品格和心计了。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玩弄权术的阴谋家，残酷无情的暴君。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同样是个伟人。伟人是对国家、民族、政党、战争而不是针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言的。陈布雷清醒地崇拜着委员长，一如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那样坚定不移。

    史载：“陈布雷，浙江慈溪人，一九一一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曾任记者，译述员，《商报》编辑主任等。一九二七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历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总统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总统府自杀。”

失败的匈奴

委员长正在滔滔不绝地历数近百年来世界列强凌辱中国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无数苦难。这些仇恨如同古老的地火深埋在地下，一经点拨立刻就在听众心中喷发出猛烈而汹涌的岩浆来。委员长天生是口若悬河的煽动家，言而无信的政客，他轻而易举地把听众情绪带回一个仇恨外国势力和捍卫民族自尊心的出发点上。

    然后，委员长对自己的历史观加以发挥和总结——

    “因此，我并不赞成西方资本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他们的制度同中国的国情是相抵触的。中国当今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皆是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结果。国父在世之日提出拯救中国之大任，我现在还要重新提出，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就是国父倡导之三民主义。（鼓掌）

    “一个党就是国父缔造之中国国民党。（鼓掌）

    “一个领袖就是致力于完成国父遗志的中国之国家领袖。（热烈鼓掌）……”

    从本质上讲，委员长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尽管他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打败北洋军阀，建立中央政府，完成推翻帝制和结束封建割据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一个维护家族血统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蒋氏王朝。

    他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袖。一个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国阴魂所缠绕的封建帝王。

    “……本人曾在《中国之命运》小册子里说过：如果今日之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地说，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那中国的国家命运，亦就无所寄托（热烈鼓掌）……国民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打到帝国主义的特权，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委员长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戴上军帽，从容退场。

    演讲极为成功！

    仿佛为了印证委员长的预言，一阵沉重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这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应中国政府要求，于国难日出动B—29“空中堡垒”共一百二十架轰炸日本本土。美机掠过会场上空，渲染了胜利气氛，于是会场沸腾起来。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感到激动万分，仿佛中国的确已经强大起来，强大到可以象秦皇汉武那样睥睨夷狄征服世界了。

    陈布雷快步扶住委员长，递给他一支手杖。只有他心中明白，这是一个绝不打算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和交出权力的中国领袖的政治宣言。

    委员长决心向美国人发起反击了。

失败的匈奴

2

    九月初，踌躇满志的史迪威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件飞到重庆。

    这位新晋升的美国四星上将在一大群随从簇拥下大踏步走下飞机。他毫不掩饰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何应钦、商震诸官员稍事寒暄，便钻进汽车直奔下榻饭店。

    当晚，委员长夫妇在黄山别墅会见史迪威。据《史迪威日记》记载，会见气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员长以少有的热情和谦恭态度欢迎史迪威的到来，他甚至屈尊亲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国客人甚感吃惊。

    在会谈中，委员长诚恳表示他正在考虑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将中国军队指挥权移交史迪威将军。但他又表示移交应当慎重，有个过程，以免造成混乱，因此他建议史迪威先到南方战区视察。信以为真的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委员长建议。

    深夜，毫无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饭店阳台上眺望山城灯火，他感到一阵阵巨大的胜利喜悦涌上心头。现在，美国将军几乎毫不怀疑已经胜券在握，“花生米”必将屈服，因为自己有美国总统撑腰，由美国对亚洲和世界事务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力作为后盾，所以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获得成功。历史证明美国和美国总统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尤其对这个奄奄一息的亚洲盟国来说更是如此。

    这天晚上，彻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即由他指挥中美联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并进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来在缅甸前线的丛林中萌生并逐渐酝酿成熟的方案。史迪威无疑是个优秀的美国军人，他勇敢、坚定，具有无所畏惧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注重荣誉，同样也注重美国人的优越感。他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必须由美国人来解决，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制度，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浅和越俎代庖的错误。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从属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从属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全过程，任何企图取消或者越过这个过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愿望的反面。

    过了一周，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桂林视察。

    老谋深算的委员长开始同他的美国盟友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权力较量。

    公正地说，委员长是本世纪以来第一位参与世界事物的中国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战争，致力于加强集权统治和使他领导的国家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事业，“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这始终是一个封建领袖无法实现的帝国梦。即使在美、英、中《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委员长仍然没有被西方列强当成真正的大国首脑对待。会议期间，丘吉尔首相多次在背地里称呼他“部落酋长”，斯大林干脆拒绝会见中国人。

    不管怎样，委员长绝不打算向任何对手屈服，无论这些对手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早在七月，美国方面就开始加大压力，通牒式的电报纷至沓来。委员长始终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极高手，稳接八面来风，以柔克刚，运用中国古老的谋略之术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总统进行周旋。

    八月，委员长回电白宫，口吻极为谦恭，表示愿意考虑总统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提出，需要有一位总统信任的特使来华商谈有关移交指挥权事宜，该特使的身份必须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将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陷阱。它等于提醒总统注意，军队将领们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条由政治家来相互对话的渠道。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军人特使出使重庆的念头。他并非信不过他的将军，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职业敏感和判断力。他曾对助手霍普金斯说：“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个人物到重庆走一趟？他必须是个外交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三天后，委员长再次致电罗斯福，对特使提出附加条件，即来使权力须在史迪威之上并不受史控制。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其尊严，否决了对方条件。

失败的匈奴

但是，总统在确定特使人选和明确其权限时恰恰顺从了委员长提供的思路。他不顾马歇尔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任命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庆，而这位特使无论资历还是权力都在史迪威将军之上。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中一个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先生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昙花一现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一种接近总统的政治眼光同时考察史迪威和蒋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云层笼罩着暑热未消的山城重庆，赫尔利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尘不染，看上去十分洒脱自信，充满白种民族对有色人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使带给委员长一份总统签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来访规定为“高级会谈”。特使口头转告委员长，他负有调停蒋史矛盾和接受中国政府移交军队指挥权的全权使命。如果委员长真正予以合作，总统将通过外交途径使下列两项交换条件正式生效：

    1、战后美国承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义务。

    2、战后将没收全部日本企业并将其所有权转交中国政府。

    九月十一日，谈判开始。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委员长既然已经达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让总统特使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治属于中国人，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中国人虽然看重工业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统治权。（我认为，“统治权”应改为“主权”。军队的指挥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者）

    一个月来，美国特使同委员长频频会晤，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还应邀参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许多参观视察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赫尔利很快觉察出中美之间这场“指挥权危机”远比白宫和五角大楼估计的棘手。他还敏锐地从委员长身上嗅出一股阴谋家的险恶气息，他渐渐意识到正是这个阴谋家自始至终操纵着他们的谈判，并给谈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关键问题还在于委员长对于中国政治的巨大权威和影响力。赫尔利曾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东方政治，现在他更是深切认识到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派系林立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好比一张巨网，委员长就是经营这张网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制约和调整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他以他的绝对意志为中心轴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利磁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委员长则是国家，是领袖和神，是军队、警察、官府、土地、税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这种业已建立的权威如同天空的太阳，它的光芒几乎随时无所不在地覆盖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君临万方的封建领袖，这个同四亿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并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独裁者，你能试图用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军人来取代他的权威么？即使你能够废黜一个封建领袖，但是你能废黜根植在四亿黄种人大脑深处千年不变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么？

    赫尔利终于不无遗憾地看到，连罗斯福总统这样优秀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肤浅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赫尔利顺着政治家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场由指挥权引发的危机。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蒋介石，又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符号，他代表美援、枪炮、国际援助和强大的同盟战线，但是他永远不能代表中国政治。任何给中国人强加一个美国总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业已存在的中美关系。从战略的眼光看，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会超过本土以外，这是由中国的战争能力和政治需要决定的，任何试图依靠中国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失败的匈奴

勿庸置疑，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对中国政治以及这场指挥权危机的本质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他断然摒弃了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能免俗的种族歧视意识和大国优越感，冷静地评价了蒋委员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报告中再三强调：

    ……我的意见是：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您还将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

    在战争中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

    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

    国的一切陆军部队。

    ……

    ——摘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史迪威也许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渴望荣誉，希望亲自打败日本人，创造辉煌的战争奇迹，但他毕竟是美国军人，具有美国人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不懂得中国特殊的政治和国情。中国的军事从来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军队从属于政党，从属于个人，是个人实现政治统治和权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军队的领袖也都将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权力所赋予的一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方权力方程式，作为军人的史迪威也许一生也无法解开它，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只在一个月时间里便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当赫尔利特使不再坚持中国必须移交军队指挥权和怒江前线的战事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蒋委员长好像一个后发制人的高明拳师，突然向白宫摊牌了。

    十月二日，委员长在重庆温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全会。委员长情绪非常激动，几个月的克制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历数了美国人的种种劣迹，并且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国骂“娘希匹”。

    “美国人算什么东西呢？”委员长的目光越过与会者的头顶，愤怒地质问窗外。“他们住得那么远，在太平洋那边，却要来向我指手画脚，做中国人的总司令，谁批准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还不是他们运了一些东西到中国来，给中国人一点甜头，就以为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要对他们讲明白，我们抗日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租借物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要是同日本人讲和了，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看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娘希匹，都是帝国主义！”

    常委们屏气敛息，没有人胆敢打断委员长的讲话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要是我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就违背了国父遗训，有悖于三民主义的宗旨，同时，你们各位也都成了美国人的傀儡。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去投奔汪精卫算了。投奔汪精卫，你们有谁举手赞成吗？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人举手的。要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做了傀儡，那么几百万前线将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不要怕美国人！不要怕他们取消援助，撤走顾问团！不要怕这怕那！”委员长严厉的目光扫过常委。“没有美国人我们照样能过。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先决条件。你们不要担心华中华南日本人打得凶，我们军队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样能打胜仗。日本人迟早要完蛋，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我们今天要形成一个决议，要向美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找你们来开会的目的。”

失败的匈奴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失败的匈奴

3

    “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道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坚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点。马歇尔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马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头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强大的美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美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出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但是美国将军断然拒绝了。胸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户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

    深秋的重庆，寒风萧瑟，阴云密布。史迪威的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使得空旷的机场充满峡谷一样隆隆的回声。飞机开始加速，机轮在与地面跑道的剧烈摩擦中爆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震颤。这是人类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挣脱大地束缚时发出的痛苦战栗与呼号。很快，飞机昂起机首，机轮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挣脱地面，腾空而起。

    机舱里，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

    “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

    4

    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毫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抵达华盛顿机场。他一走下飞机，立即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严密看护起来。没有新闻记者，没有高级官员和将领来迎接他，也没有举行欢迎英雄的凯旋仪式，只有一名国防部上校公事公办地向他转述了总统和总参谋长的问候。

    此前，史迪威已经得到警告，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因为此刻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换届大选，罗斯福总统不想给他的政敌有可乘之机。

    一连几个月，史迪威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监视，房屋四周有宪兵站岗。为了防备那些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捣乱，联邦调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门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愤怒到极点。但是无论他怎样大发雷霆或者抗议也无济于事，昔日军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销声匿迹，连马歇尔将军也借故不愿见他，他们全都慑于白宫那个大人物的权威。

失败的匈奴

“天哪！”史迪威在日记中咒骂到，“难道这群混蛋真的以为我成了杀人犯？！”

    唯一使得将军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团聚。妻子温妮和两个女儿，还有小儿子本恩形影不离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园里散步，给他讲述这些年来家乡的种种趣闻。到晚上，一家人还有那条叫基尔的大耳狗都围在壁炉旁，听本恩长子小约瑟夫从南太平洋前线寄回的信件。但是无论家庭生活多么温馨也无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创伤，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孤独，更加暴躁。他的身体开始明显变坏，胃病和肝区疼痛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

    史迪威被解职软禁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忘恩负义的中国人的消息还是透露到报界。一时国内舆论大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为此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好在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总统的竞选对手杜威议员尚未来得及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期三天的全国公民投票就开始了。投票结果，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九四五年元月，连任的美国总统解除了对史迪威的秘密禁令，并在白宫召见他。满面春风的总统邀请客人共进午餐，并宣布授予约瑟夫·W·史迪威上将“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各一枚，以表彰将军在中国和亚洲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有记者当场追问：既然史迪威将军指挥了一场出色的战争，那么怎么解释将军突然被撤职一事？总统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轻松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职，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将军的身体不大适应那里的气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线开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把这条国际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消息传到美国，史迪威名声大噪，再度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罗斯福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任命史迪威担任美国本土陆军部队总司令。郁郁不乐的史迪威始终念念不忘打败日本的夙愿，在他的坚持要求下，同年六月获准转赴南太平洋战场，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亲自参加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的受降仪式。这是他作为军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一切个人的委屈和辛劳都得到了报偿。

    将军心中的伤痕部分地得到了抚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恶化住进医院。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多处肿块，确诊为胃癌晚期并扩散到肝脏。医生无法解释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何以会那样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战场上。政府和军界要人闻讯纷纷赶到医院同将军诀别。当副总统问及病人有何心愿时，史迪威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获得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人们俱感大惑不解。因为在将军一生中，他已经获得过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荣誉勋章，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过战场的士兵都能得到的这种普通纪念章。

    十月十一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满足了将军这个渺小的愿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5

    一个哲学家这样写道：

    “历史苛求个人固然是个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个人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除了知道一个白求恩，还应当知道更多的外国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应当知道更多的被称作“历史”的那种东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员长在总统官邸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基督教追悼仪式。事先没有发布公告，没有邀请各国使节，只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委员长刚刚出席完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满脸倦容。他在牧师做完祷告后划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十字，然后请大使向美国政府及史迪威亲属转达他的悲痛之情，随即匆匆离去。

    悼念仪式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

失败的匈奴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1

    鉴于密支那和松山、腾冲相继失守，日本第三十三军执行“断”二期作战的重点目标便转向防御缅北另一座重要城市八莫，目的是坚持切断中印公路，组织和击破中国驻印军与国内远征军会合的战略企图。

    日军有四个番号的师团投入了八莫大会战。

    八莫城位于密支那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八莫平原上，为缅甸第二大城市。八莫市区座落在伊洛瓦底江和大盈江汇合处，三面环水，江面宽阔达千余英尺，易守难攻，地势十分险要。

    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即密支那被攻克三个月之后，在缅甸北部山区和中印公路通过的沿线地区，到处都能看到从印度基地开出来的中国军队的行进队列。

    十一月四日，中国新六军一个师在廖耀湘军长指挥下隐蔽运动到八莫西南一百英里的瑞姑，然后利用森林和大雾掩护，出其不意发起渡江作战。激战两日，日军弃下千余具尸体溃退。中国军占领瑞姑，切断八莫日军的水上退路。

    担任正面进攻的新一军分左右两路出击到巴朗、曼昌一线，向八莫守敌展开攻势。十一月上旬，新一军基本扫清八莫外围据点，对市区形成包围态势。

    十一日，孙立人军长进入前线指挥所，一线部队开始向市区突进。至十三日，新三十八师一部突入市区，占领市政大楼和一部分民宅，另以一个营强渡大盈江，攻占南郊飞机场。守军出现支持不住和溃败的迹象。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突入市区部队突然遭到敌人大举反攻，阵地得而复失。随后得到报告，巴朗当面的南坎至八莫公路上也出现大批敌人机动部队。天亮后查明，增援之敌为日军新调来的第二、第四十九师团。

    八莫战事再趋激烈。

失败的匈奴

2

    在密支那，孙立人得知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如雷贯耳，不禁呆立半晌。最初当他风闻史迪威将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时，心情大为振奋，以他和史迪威这段患难之交，以他在中国高级将领中唯一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非凡资格，将来青云直上也未可知。但是史迪威的倏然消失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郑洞国在总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孙立人先到一步，。当他看见廖耀湘从吉普车里钻出来时，立刻一改以往倨傲态度，主动迎上前去亲热地同老对手打招呼。

    身体臃肿面色红润的廖耀湘显然心情不错，他眯起眼睛望望天空，眼神中透出一种洋洋得意和不加掩饰的怠慢意味来。

    “今天天气不错，孙军长，我看咱们加尔各答或者孟买好好玩一回才是。”

    在驻印军中，孙廖二人明争暗斗几乎尽人皆知。廖耀湘为人圆滑，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孙立人受史迪威的倚重，，不免盛气凌人。由于美国人处处偏袒孙师，无论武器装备后勤供应都予以优先，连孙立人的吉普车都年年更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新车，因此引得其他将领大为不满。廖师则时常受到美方的歧视和刁难，廖耀湘的吉普车还是美国一九四0年生产的旧车。分配不公造成两支中国部队积怨甚多，他们碰在一起常为小事起摩擦，有时甚至出现在战场上坐视不救的情况。

    孙立人好像突然看见廖耀湘的旧吉普车，立刻大声吩咐副官：“马上派人把我的‘Q·L·JEEP’新车送到廖军长的军部去。”

    廖耀湘打着哈哈说：“何必呢孙军长，我这车也蛮好，蛮好嘛。”

    孙立人执着廖耀湘的手，恳切地说：“过去的事，若有不周之处，请廖军长多多海涵。”

    廖耀湘当然明白孙立人何以如此谦恭，他也不想得罪孙立人，何况孙立人眼下还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

    “孙军长说到哪里去了，兄弟我今后还要仰仗孙军长多多关照。”廖耀湘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亲热地说。

    十一月十五日，郑洞国、孙立人一行进入八莫前线新三十八师指挥部。师长李鸿报告，经过两日反复争夺，新三十八师在城南的阵地已经巩固，敌人退到市区。现已查明，增援八莫之敌虽然番号有两个师团，实际兵力不足一万人。另据空中侦察报告，日军有大批后续部队在畹町以南腊戌一线集结，估计是第三十三军增援八莫和怒江的总预备队。

    此时怒江前线中国远征军已经攻克龙陵、芒市，正沿滇缅公路向畹町及缅甸境内推进，日军虽节节败退，却处处顽抗。本多司令官将总预备队留在腊戌机动，说明他还在犹豫，还没有下定会战的决心，因为他随时可能遭到来自远征军和驻印军的两面夹击。如果驻印军以一个师摆在南（坎）八（莫）公路担任阻击，另以新一军主力全线出击，全歼八莫守敌当有绝对把握。

    郑洞国当场批准孙立人的作战方案，并将新六军第十四师调往八莫作总预备队。

    十七日，新三十八师第八十八团从巴朗出击南坎，切断八莫至南坎公路，摆出关门打狗的架势。

    同日，美机连续三天轰炸八莫市区，B—29“空中堡垒”携带的重磅炸弹几乎夷平了城里的所有房屋。日军只能依靠地下工事和断壁残垣进行巷战。

    此后一周，中国军队向八莫发起总攻。由于坦克受阻于后方山路，不能及时开上前线，因此攻城部队只能在炮火掩护下与敌人进行逐房逐楼的争夺。双方均伤亡重大，攻坚战呈白热化状态。

    二十日，大批日军突然出现在南坎方向，并且发现敌人坦克纵队。第八十八团阵地多次被攻破，团长及营以下军官伤亡逾半。师长唐守治亲率另外两个团投入战斗，然而日军攻势有增无已。原来狡猾的本多司令官虚晃一枪，把总预备队三万人全部投入八莫战场。

失败的匈奴

战场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孙立人一面给唐守治下了死命令，一面火速驰电郑洞国，请求新六军立即从瑞姑向南坎侧背发起进攻，以解南坎之敌对八莫会战构成的严重威胁。

    就在这时，一封重庆急电送到孙立人手上。

    史迪威的继任艾尔·魏德迈中将是个生性温厚处世周全的美国军人，他善于同各种上司周旋而很少出差错，因此一直受到重视稳步晋升。史迪威的前车之鉴无疑使魏德迈大受裨益，他推荐自己的副手萨尔登将军接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一职，但是他告诫萨尔登，驻印军不是美国军队，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萨尔登严格遵循魏德迈将军的指示精神，将武器装备和作战飞机大部分转移到盟军其他战区。这样，委员长虽然巩固了权利，但是从此运进中国的美援物资却逐月递减，后来连前方战场的飞机支援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有求必应了。

    委员长不在乎这些损失。对委员长来说，重要的是他打败了史迪威的挑战。日本迟早要被盟军打败，那时，谁拥有军队，谁就拥有中国。他在乎权力。

    十月，日军在广西发动最后一次桂柳会战，连续攻克桂林、柳州、南宁，另一路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贵阳。重庆政府调集二十个师进行反击，将日军逐回广西河池。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日军再无力发动进攻，基本取守势。中国军队转入攻势，陆续收复广西柳州、桂林，湖南、湖北两省及江西、广东等部分失地。

    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萨尔登到职第二周，早有戒心的中国委员长为了防止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在收复缅甸的战斗中再次利用驻印军作炮灰，于是不顾蒙巴顿勋爵的强烈抗议和魏德迈将军的劝阻，借口国内战事吃紧单方面命令新六军空运回国。十二月一日，最后一批新六军士兵在印度萨地亚汀江机场登机完毕，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降落。半年后，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御林军”，再次空运到首都南京受降，令饱受日寇蹂躏的南京人民大开眼界热血沸腾。

    然而这一纸电令却使鏖战正酣的八莫前线总指挥孙立人呆若木鸡。

    对孙立人来说，委员长釜底抽薪意味着一种警告，它使孙立人立刻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他必须独立支撑八莫会战。如果战斗失败，他将对此承担严重后果；如果他放弃会战，那么他又将承担畏敌不前和延误修通中印公路的重大责任。孙立人打个寒噤。他从电报里分明看见了委员长那双阴沉沉的不信任的目光。

    电话铃响了，是廖耀湘从机场打来的电话。

    “孙军长，我先走一步，委员长有令在先，兄弟不得不告辞。”廖耀湘声音里透出掩饰不住的喜气，孙立人能够想象出廖耀湘那种得意洋洋的模样。

    “廖军长此去鸿运高照，前程无量，真是可喜可贺。”两相对照，孙立人心里愈加酸溜溜的。

    “哪里哪里，孙军长劳苦功高，还望多多保重。”对方打着哈哈说。

    孙立人费了一番踌躇，终于下定决心，用一种不大自然却直截了当的口吻说：“廖军长提前回国，兄弟本该当面送行，奈何公务缠身，不敢松懈。即刻派人到机场，送上印度产鸡血石一颗，密支那产绿翡翠一盒，还望廖军长笑纳。”

    “兄弟无功受禄，如何敢当孙军长如此厚意？真是惭愧惭愧。”

失败的匈奴

“廖军长今后是委员长身边的人，还望替兄弟多多周全。”

    廖耀湘自然明白孙立人眼下的尴尬处境。他不露声色地暗示道：“依兄弟之见，孙军长在美国人手下做事何必太认真，打不到鱼儿还不能把鱼儿赶跑？缅甸将来终归是英国人的地盘嘛。”

    好个精明的乡下佬！孙立人一拍脑袋，顿时大彻大悟。这就是说，委员长绝不愿意看到驻印军与日本人拼实力消耗，缅甸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中国人何必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呢？

    孙立人只消付出最小的代价把日本人赶跑，赶到曼德勒以南英国人的战区去，让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就算圆满完成委员长交给的任务。

    挂断电话，孙立人立刻发布命令：攻城各师暂缓进攻，新三十师退出南坎公路，网开一面。新一军主力在巴朗、曼昌、唆基一线摆开阵势与日军对峙。

    现在，胸有成竹的孙立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只消等到中国远征军打到畹町、瑞丽一线，敌人就会不战自退。那时候，他就稳稳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3

    二十日，新三十师前沿阵地遭到猛烈炮击。炮火过后，成群的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第八十八团一营占据的丁康高地大举进攻。

    营长王礼垓从望远镜里注视着敌人的坦克。敌人坦克不多，有十几辆，好像一群难看的铁乌龟在地上慢慢爬动。

    王礼垓是个久经沙场的步兵指挥官，他知道该怎样对付敌人的铁乌龟。他一面频频调动炮火，一面指挥轻重气枪消灭敌人的步兵。敌人坦克在呼啸而来的密集炮火轰击下，有的被炸翻，有的起火冒烟，剩下的掉过头仓皇逃窜。中国军队以炮火优势压制敌人，当天，敌人的三次进攻均被打垮。

    入夜，狡猾的敌人以一支精悍的快速部队穿过南坎公路，从侧背袭击了第八十八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天色微熹，当一队日本坦克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后方阵地时，人们全都因为猝不及防而乱成一团。日本坦克冲进步兵指挥所，击毙军官多人，摧毁炮兵阵地两座，缴获一五五远程榴弹炮和野战炮三十余门。丁康高地失去炮火掩护，于当天下午失守。

失败的匈奴

丁康高地扼南坎八莫公路要冲。高地一失，新三十师正面就被撕开一个大缺口。唐师长连夜赶到一营。师长盯着头缠绷带脸色煞白的王营长，仿佛打量一个不中用的废物。

    “限你明天之内收复高地，否则不要回来见我。”师长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礼垓，少校军衔，二十六岁，英国普茨茅斯军校毕业生。他此刻已经三处带伤，浑身血污。他的部下还剩下不到一半人。这些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有许多已经英勇战死，永远躺在异国冰冷的土地上。如果现在再把剩余的士兵驱赶上高地同敌人拼命，他认为这样做未免太不人道。

    但是师长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王营长悲壮地集合队伍，迎着旭日的曙光向死亡高地走去。

    激战又进行了整整一天。

    黄昏时分，一营终于夺回高地，全营官兵还剩下不到四十个人。王营长身负重伤，被士兵抬上高地。他噙着热泪向师长报告一营已收复高地的胜利消息。不料师长不为所动，竟然命令一营放弃高地，退回巴朗待命。

    王营长困难地抬起头来，望着天边一片血红的晚霞。晚霞辉煌地映照着战场，映照着高地下面漫山遍野的弹坑和中国官兵的尸体。他大叫一声，吐血身亡。

    对于我的渴望干一番大事业的炊事兵的父亲来说，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某日傍晚，注定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轰轰烈烈和终身难忘的时刻。

    这天他奉命往八莫前线送给养。临刑被告之那里的部队已经打了几天几夜，他必须在天亮前把给养送到团指挥所。

    然而他在途中却遭遇到了意外的事故。

    当他和助手驾驶一辆GMC十轮大卡车沿着崎岖山路颠颠簸簸地赶路时，突然从附近山坡下面传来猛烈的机枪射击声，夹杂着手榴弹爆炸和人的喊叫。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我父亲神经高度紧张和亢奋，他把车开进树丛中隐蔽，然后拎起卡宾枪钻出驾驶室，匍匐着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坡。

    原来有一辆敌人的游击坦克正在袭击过往车队。

    这是一辆日本“三·五式”超轻型坦克。我的父亲虽然没能当上坦克兵，却始终对坦克怀有浓厚兴趣，因此对敌人坦克的情况了解很多。严格地说，这种轻型坦克不能算作坦克，它状如一只方铁箱子，正面装甲只有主战坦克的一半厚，没有旋转炮塔，只配备二至三挺大口径机关枪。坦克战斗全重仅四吨半，能装在卡车上运输。如果遇上美国的三十二吨“谢尔曼式”或者五十吨“潘兴式”坦克，不用开炮也能把它碾成一堆废铁。英国人在一九四0年出版的《不列颠军事百科全书》中公开嘲笑这种日本坦克，称之为“母坦克”（亦译“雌性坦克”），意即没有坦克炮的坦克。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人惜铁如金，因此在设计这种微型坦克时不大在乎外在形象而更注重它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三·五式”坦克能够灵巧地穿越丛林和水田，能在山区的崎岖小路上通行，不用加固道路和桥梁，隐蔽性能好，往往能在敌人不易发觉的地方突然发动袭击。在一九四二年的太平洋战场上，骄傲的英美士兵正是被这种其貌不扬的小坦克打得丢盔卸甲。而在中国战场，这种坦克更是所向披靡，把缺少重炮和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从东北一直撵到贵州。

    现在，这种专干偷偷摸摸勾当的卑鄙家伙又溜进盟军后方，大肆扫射盟军车队，屠杀没有防备的后勤人员。

    对于我从未打过仗的炊事兵父亲来说，这种残酷的战争场面还是初次经历。他看见有几辆军车被打得起火燃烧，腾起大团黑烟。张皇失措的中国士兵纷纷跳下公路躲藏，机枪子弹无情地追逐他们，把他们打得浑身都是窟窿……有的士兵开始还击，冲锋枪子弹只在坦克上碰出一串火星，手榴弹也无济于事，没有炸药包，没有反坦克炮，那只丑陋的铁乌龟轧轧地爬来爬去，如入无人之境。

    “我想我得干掉这家伙！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得干掉这家伙！”我浑身发抖的父亲伏在地上，绝望地想道。

    恐惧很快便消失了。面对敌人坦克的猖狂挑战，我父亲开始感到不可遏止的冲动：与敌人决斗，消灭它！他开始动脑筋。

    从地形上看，他们隐藏在山坡上方，敌人坦克在下方。公路在山坡下转了一个急弯，形成一个大大的“S”，“S”的外侧是一道深陡的溪谷。敌人坦克占据了这个险要地形，用火力封锁了公路。

失败的匈奴

敌人占有火力和装甲优势，而我父亲隐蔽在敌人上方，占据地形优势。他驾驶的GMC大卡车自重三吨，载重七吨，八缸发动机，一百三十匹马力。如果他出其不意地冲下去，以十吨的重量加速度猛撞那辆四吨的小坦克，是有可能将其撞翻或者撞下山沟里去的。但是如果敌人及时发现并开枪扫射，或者汽车中途熄火，或者力量不够充足，没有撞上，如此等等，那么我父亲就会变成一个血肉模糊的机枪靶子。

    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各占一半。

    GMC开动起来，发动机呜呜作响。我的心跳如鼓的父亲憋住气，悄悄把汽车开出树丛。当那辆坦克还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追逐人群时，他把脚下的油门猛地踩到底，驾驶大卡车冲下山坡。

    许多年后他才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当时他大脑里一片空白，心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手指痉挛地抓住方向盘，眼前只有一辆怪模怪样的坦克幻象在晃动。全部感觉好像是一场梦，又像是腾云驾雾。

    他听见耳边呼呼风响，觉得仿佛过了一世纪，其实战斗全过程不超过几分钟。

    敌人坦克完全没有料到会有一辆汽车从山上冲下来拼命，等驾驶员发现复仇的大卡车隆隆逼近时要掉转枪口或者逃跑已经开不及了。只听见一声结结实实的闷响，小坦克被巨大的冲击力抛起来，翻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跌下沟底，轰地起火燃烧。

    我父亲受了猛烈震动，昏厥了几分钟。他的大脑受到损害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终身落下一个脑震荡后遗症的毛病。等他被助手救醒过来，才发现卡车引擎盖已经全瘪进去，汽油漏了一地。他们刚刚来得及躲开去，那辆汽车就燃起大火来。

    由于我父亲报销了一车给养，导致那支部队在战壕里整整饿了两天，因此他险些受到军法追究。好在有助手作证消灭敌人坦克一辆，功过相抵，才没有上军法处或者挨板子坐禁闭。只是这个结局不大公平，使他和当英雄的光荣与梦想失之交臂。

    我父亲还对我说过，他的同学龚壮丁就是在八莫之役英勇阵亡的，那个地名好像叫巴朗，记得只是一片浅浅的山丘。

    好像为了证实父亲的记忆，许多年后我下乡到云南建设兵团当知青，地点就在弄巴，与缅甸巴朗街隔一条小河相望。无论白天夜晚，都能看见对面山坡上许多闪闪发亮的铁皮房子和灯光。巴朗街是我们这一代的大地方，当地人不叫巴朗，称“洋人街”。我们到边疆接受再教育，下车第一课就是敌情教育课。团部保卫干事列举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当年砍掉徐学惠双手的土匪就是从洋人街派来的。还参观实物，有图片、血衣、铡刀什么的，擦得人人眼睛雪亮。日子长久了，有知识青年犯自由化，偷偷跑过去赶街，回来却说应有尽有，好玩的很。

    龚壮丁是瞄准手，炮兵的眼睛，他们的部队是在密支那战役后期上前线的。听说龚壮丁表现很英勇，八月份提升为上士班长。我父亲曾在运输途中遇见过他，看见他坐在炮车上，黑了许多。两人都大叫，汽车就飞快地错过，一如人生中许多不及回头的场面。

    龚壮丁阵亡的噩耗是打完仗才传来的。听说他们阵地遭到敌人炮火袭击，一发炮弹直接命中炮座，全班士兵当场阵亡，有的人只剩下一只胳膊或者几片破衣衫。打完仗后，凡能找到的官兵尸体都被运到八莫掩埋。孙立人命令在八莫城郊修公墓一座，将机会的日军坦克、汽车近百辆统统堆在公墓外面，围成一堵墙，带有炫耀战绩和以敌人首级祭祀烈士英灵的意思。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战车公墓”。一九七三年我途经八莫，公墓已成一片乱坟冢。由于行色匆匆，未能亲往瞻仰，引为憾事。

失败的匈奴

后来我父亲回国路过八莫，特地上那座战车公墓凭吊，大哭一场。还点燃纸锭一串，高香一炷，用这种最迷信的方式同他的亡友告别。

    十二月，中国远征军猛叩国门畹町，取胜无望的本多司令官腹背受敌，被迫结束“断”作战。十四日，八莫日军自动撤出市区，新一军亦不追逼。

    十五日，八莫遂告收复。

    4

    一九四五年元月，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攻克畹町，日军退守腊戌。同时，中国新一军主力前出南坎，准备与远征军会师。

    由于第十一集团军继任总司令黄杰有心偏袒旧部，欲把会师头功让给第七十一军，引起另外几支部队不满。于是收复畹町第二天，各部队都不听号令，各自抢出国境，希望抢先与驻印军会师。

    第二军第九师上尉连长解云祥，四川罗江人，保定军校十九期毕业。二十四日，奉命率搜索连开出过境，沿畹（町）、木（姐）、南（坎）公路全速前进。参谋长口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与新一军会师。

    可是眼下谁也不知道那支来自印度的友军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从南坎到畹町至少有五六条大小道路可通，因此谁能抢到头功只好看各人的运气了。

    出了国境，缅甸的公路都是柏油马路，柏油被太阳烤化了，滋滋地冒烟。许多中国士兵没见过柏油马路，因此大出洋相：有人被柏油粘掉了草鞋，有的被烫伤脚板，还有人摔倒在柏油里，一连几星期都洗不干净。尽管公路上热气腾腾并且有股臭味，但是行军的士兵还是个个兴高采烈热情高涨。

    沿途山头仍有小股日军向公路射击。南坎方向，敌人还有成建制的兵力在逐次抵抗。然而在畹町通往南坎的马路上，这支连三百人的中国军队竟然大摇大摆地行军。如果日军有意设下伏兵，那么这一队得意忘形的中国草鞋兵就会厄运临头了。

    问题在于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的日本皇军确已变成惊弓之鸟。他们被盟军飞机从天空扫射着，被中国军队从地上追赶着，再也无法重现战争初期一个大队（营）消灭中国一个师的奇迹。因此一连三天，这队长驱直入的中国士兵都得以大模大样地在公路上行军，有的士兵脱光膀子，有的把步枪吊在脖子上，还有的更加吊儿郎当，赤条条地跳进河沟里洗澡。有时被敌人冷枪打恼了，架起机枪小跑一阵猛轰，日本人立刻就变成兔子，逃得无影无踪。

    第三天傍晚，来到一处路口，山坡上有几间空草房。解连长命令宿营。不料睡到半夜，到处纷纷嚷起来，掌灯一看，原来屋子里跳蚤如云。解连长正疑惑，师部派人送来急电，通报各部队提高警惕，说在芒市、遮放已发现敌人投放的的细菌弹。连长吓一大跳，急令队伍退出，然后将草房付之一炬。

    缅甸气候温差极大，白天暑热难耐，下半夜却起了雾，落下一层薄霜。士兵衣衫单薄，且破烂，冻得直哆嗦。有人去捡了枯树枝烤火，连长也不制止，只叫加强警戒。于是山坡上到处有了烟头的红光和一堆堆篝火。

    凌晨时分，哨兵突然听见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车开进的声音。解连长刚刚打了个盹，一时心都不跳了。按照常识，如果来犯的是敌人增援部队，那么敌人早在一里外就发现了他们。

    解连长伏在地上，倾听坦克履带越来越近的碾压声，心中充满恐惧和悔恨。他后悔不该疏忽大意，贪功冒进，抢不抢得上头功事小，断送性命和一连弟兄事大。

    搜索连仓促应战，引来坦克一阵炮击，打得山坡上飞沙走石。好在月黑风高，坦克盲目射击，只炸伤几名炊事兵。

    炮击之后，公路上出现戴钢盔的步兵，黑压压地冲锋。解连长看不清敌人的面貌，心想反正豁出去了，不如弄个明白。于是派了个大嗓门士兵向山下喊话，说你们哪部分的，是不是驻印军？

失败的匈奴

山下突然停止射击。有人回答，说山上你们是哪部分的？解连长听得清楚，山下明明是中国话，而且是四川口音。

    为了防备敌人耍阴谋，解连长躲在石头后面坚持反问：“你们先说是哪部分的？”

    山下回答新一军先遣营。又说你们是不是远征军？

    这下子山上的士兵全都高兴起来，也不管暴不暴露目标，都站起来纷纷乱嚷。解连长派了两名士兵下山联络，对方果然是新一军。昨夜里刚打下南坎，正在追击残敌。

    公路顿时热闹非凡。友军会师，闹了一场误会，因此分外亲热。搭乘坦克和汽车的驻印军拉着国内兄弟的手，望着他们破破烂烂的衣衫和脚下的草鞋，心里涌出许多同情和怜悯，就慷慨地取出香烟和压缩饼干慰劳战友。

    正在热闹，一辆装甲车戛然停下，身着美军制服的中将军长孙立人走下车来。当他得知双方发生误会各有一二十名士兵伤亡时，险些把吓得半死的解连长送交军法处。后来他才弄明白这并不是谁的过错。误会是由于联络跟不上。联络跟不上是因为远征军平均每个团才有一部电台，而在他的部队里，每个连都配备无线电台，并且还有足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

    公元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在缅甸边境一个名叫芒友的地方举行X军（驻印军）——Y军（远征军）会师阅兵仪式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这一天，缅甸上空碧空如洗，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士兵们在河滩上搭起校阅台，在山坡草地上竖起许多红红绿绿的彩旗，给中印公路通过的这座人烟稀少的缅甸山谷增添了隆重的节日气氛。

    上午十时，庆典开始，两路将领登上校阅台。先由卫立煌宣读将委员长从重庆发来的祝贺电。蒋委员长在祝贺电中勉励中国官兵再接再励，驱逐倭寇收复国土，并高度赞扬中美英盟军浴血奋战互相支援的伟大友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南亚盟军最高总司令蒙巴顿和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均未派代表出席会师庆典。在他们看来，日本人还在缅甸，庆祝为时尚早。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人单方面给战争打上一个句号。

    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美式装备大检阅。最先出场的是新一军机械化装甲师。九十辆美制三十二吨坦克排出整齐的队形从山谷中隆隆开出，尘土遮天蔽日，每辆坦克炮塔上都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国旗。铁流滚滚，战车咆哮，检阅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白鼬式”六吨装甲车、罗通战车防御炮、“一五五”远程榴弹炮，GMC八缸柴油运兵车，福特无线电通讯吉普车一一通过校阅台，还有摩托化步兵团、工兵团、运输兵团和特种喷火兵团，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步兵一律头戴钢盔，手持美式冲锋枪，搭乘运兵车通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国内Y军只有第二百师参加了阅兵式。尽管他们也头戴钢盔，排成整齐的方阵，但是他们灰暗的土布军装和肩上笨重的中正式步枪使这支国内久负盛名的精锐之师看上去更像一支地方民团武装。

    九架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美国战斗轰炸机呼啸着从河滩上空掠过，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弧，然后去轰炸南方一百英里外的腊戌。一队运输机向河滩空投了两连中国伞兵。天空中突然绽开许多五彩缤纷的伞花，把庆典气氛推向高潮。

    孙立人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他的部队正在隆隆地行进，他肃立，向他的队伍行庄严注目礼。盛大的会师庆典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喜悦和激动，相反，一回到中国灰色的大地上，一回到身边这些大腹便便的国内同僚中间，他就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压抑和孤独。

    唯一的安慰是新一军。他创建了它，因此它们是属于他的，一如他身上的制服和勋章。但是新一军委实太出色了，出色得令人担忧。重庆那帮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早已对它垂涎三尺。

    战车在通过，队列在延伸。

    历史之路也在延伸。

    孙立人依旧肃立，忧郁的目光越过河流，越过山峦，投向烟雾迷茫的历史深处。正因为他无法把握命运，所以才投靠史迪威；投靠史迪威的结果是更加无法把握命运，这就是他不得不对未来感到巨大忧虑的深刻原因。

    过了半年，欧洲盟军总司令，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指名邀请孙立人考察欧洲战场。孙所到之处，受到盟军破格接待。艾森豪威尔赞誉孙将军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又过了一年，蒋委员长借口孙立人作战不力，剥夺其军权，派往当时中国最不起眼也最偏远的台湾省任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新一军并入老对手廖耀湘部下。

    一九四九年，委员长兵败大陆，退避台岛。蒋唯恐孙记恨前仇，孙唯唯表白：“台湾的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蒋亦受感动，发誓“蒋某从此息影田园，不问政治。”孙即出任陆军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

失败的匈奴

此后，蒋对孙的亲美倾向仍旧耿耿于怀，终以“整军不严，治军无方”为借口免去其陆军总司令职务。再半年，又强加其莫须有的“兵谏阴谋”，剥夺一切权力，囚禁台中市。株连者高中级军官一百三十余人。此即台湾轰动一时的所谓“孙立人谋反案”。

    报载：三十三年后的公元一九八八年三月，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上将亲往台中市向上路寓所拜访囚禁中的孙老将军，并宣布平反，即日解除禁令。将军终于恢复自由。

    孙立人此时已是八十八岁的垂暮老人了。

    元月二十八日，在印度阿萨姆邦边境小镇利多，印——缅——中公路通车剪彩仪式隆重举行。筑路兵团总指挥皮克少将向驻缅美军司令萨尔登将军大声报告：

    “运输车队已经组成，请将军下令开往中国。”

    第一队二百五十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在装甲车和战斗步兵的护卫下，缓缓驶出印度国境，开上经过战火洗礼的利多公路。

    一周后，车队开进锣鼓喧天的云南省会昆明，受到社会各界及市民群众热烈欢迎。蒋委员长专程从重庆赶来昆明，主持剪彩仪式，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委员长在讲话中宣布道：

    “……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困……为了表彰和纪念我们的朋友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对此作出的卓越贡献，还有他领导的盟军在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代表国民政府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二月初，会师后的中国远征军奉命停止前进，返回国内休整，其中大部分部队陆续投入收复广西和湖南的战斗。新一军留在缅北，名义上仍然归蒙巴顿勋爵指挥。

    此时英印军正在进行收复缅甸南方的艰苦战斗，新一军按兵不动，以“屏护中印公路安全”为理由拒绝调遣。于是气急败坏的蒙巴顿勋爵从印度飞到重庆，试图说服蒋委员长顾全大局，支持他把收复缅甸的战斗进行到底。勋爵的努力几乎等于白费，顽固的中国委员长从来对恢复大英帝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不感兴趣。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的会晤之后，最后还是由勋爵的私人朋友蒋夫人出面斡旋，委员长才勉强给了英国人一个面子，同意让新一军“有限地配合盟军作战”。但是，作战区域决不超过“曼德勒以北地区”。

    下旬，新一军第五十师奉命南下作战，沿仰（光）密（支那）公路向曼德勒推进，仅仅一月便连克南帕卡、锡箔、猛岩、腊戌、南渡、西保、叫脉、眉苗等大小数十座城镇，并于四月初与英军在皎克西会师。遂停止前进，驻守原地待命。五月一日，盟军收复仰光，驻印军奉命返国，各军师恢复建制，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取消。

    这样，从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又三个月，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

    二次大战后，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方面在中缅印战场上先后投入兵力达四十万人，其中还不包括相同数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军投入陆军三十万人，飞机两千多架，坦克装甲车三千四百多辆；日本帝国累计投入军队四十万人，飞机八百多架。

    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最大，累计伤亡接近二十万人，约占参战官兵人数的一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在中印缅战场旧址（国内部分）保山、腾冲、松山、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地修建中国抗日烈士国殇公墓和纪念碑（馆），以昭后人，告慰为国捐躯的二十万烈士英灵。

    该命令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热烈响应，许多社会名流和富豪乡绅纷纷解囊。第二年即有多处公墓、公祠、碑（馆）竣工落成。据云南地方史志记载：滇西各县区共建有此类纪念祠、堂、陵园计大小一十三处，其中以腾冲国殇公墓尤为著名，工程最为巨大，修建最为雄伟壮观。

失败的匈奴

公元一九八七年岁末，我往滇西搜集素材曾在腾冲驻足数日。我看见国殇公墓业已修复完毕，忠烈祠和纪念碑均粉刷油漆一新，原国民党要人手书真迹题字题辞经过精心复制，几与原件不差分毫。公墓占地数十亩，园内风景优雅，松柏成林，另辟有陈列室、茶园等。现已被当地政府正式宣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翌月，我回农场，委托一个叫万华侨的老知青替我到八莫办件事。万华侨原先也是我们一道下乡的知青，因为好逸恶劳，就勾搭上一个洋人街那边的女子，过去入赘，成了华侨。有知道底细的人悄悄透露，说老万在那边过得并不见怎样发达，时常还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见得华侨并不见得人人都是腰缠万贯的阔佬。

    万华侨抽了我一盒“红塔山”，又吃光两海碗杂碎米线，然后拍着胸脯说要替老同学两肋插刀。其实我拜托他的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无上天入地的艰难，只是请他到八莫替我拍张“战车公墓”的照片回来，以聊慰我那老父的缅怀之情。

    过了一街（五天一街），老万果然如期而至。他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诉苦，怨声载道，仿佛我害得他倾家荡产。原来他费了一天时间去寻找什么“战车公墓”，而那一带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条高速公路，还有一座炼胶厂，因此他白白荒废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认倒霉，就赔偿老万二十元人民币。

    5

    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毕业就被光荣批准到一个很遥远的云南边疆去当知青。登车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点半钟，距离三十四年前那个震惊全国的历史性时刻还差几个小时。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五·七”干校赶回来送我。请假是特许的，那时候他还在住“牛棚”，是九种人。父亲显然老了，饱经沧桑，四十几岁的人，佝腰驼背，两鬓挂霜。只是情绪还好，脸晒得黑红。

    我极豪迈地指着地图，把那块将属于我们去保卫战斗的疆土划了一个圆圈，让父亲观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处，人烟稀少，与缅甸相邻。不料父亲盯住地图愣了半天，突然说那地方他去过，不是从中国，而是往印度那地方来的。他还证明说那些地方风景很优美，很原始，有许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当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饮，亦喜食鸦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亲的话令我愕然。我从大字报上知道父亲有一段历史污点，并且子女亦为此屡受株连，就愤愤地责问父亲是否交代清楚了？父亲枯坐良久，凄然一笑，说别问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亲背包袱。倘若你要独自走很长的路，就相信你父亲一定没干过回事。

    那一晚，我听见父亲在隔壁吸了一夜烟，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干校。

    关于学生从军的那段话题也即我父亲后来留下历史污点的那段经历似乎还缺少一个辉煌的结尾。我现在掌握的确凿资料证明：蒋委员长对学生信誓旦旦的诺言并没有兑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兵戎相向，内战在即，全体从军学生包括我父亲被强行留在军队里，失去重返校园的机会。

失败的匈奴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亲不再是炊事兵而是运输兵，他们那支车队奉命开往东北打内战。途径湖南长沙，几个同学买通长官，一齐弃车逃入城中躲起来。后来营长闻讯，提着手枪带人在城里搜查一整天，总算侥幸躲过，开成小差。听说也有被捉回去的，当众执行枪决。那时候枪毙逃兵是很常见的事。

    三天后，我父亲登上回家的轮船。同学们也纷纷告别，各奔前程。他记得那是个阴雨天气，湘江呜咽，橘子洲头好像一个黯淡的幻影，隐现在浩茫烟雨之中。轮船离岸时，我父亲站在拥挤的甲板上，脚下堆着简单的行装。冷雨霏霏，雨丝濡湿了他的衣衫和头发，寒风刺痛了他的面颊和眼睛，他久久伫立，向岸上几个同学告别，同时也向人生中一段虽不辉煌却也轰轰烈烈的岁月告别。此刻，他的心中全无走向新生活的喜悦和激动，反而充满一种沉重的失落，一种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未来的深深的悲观。

    这是他人生乐章中第一个惨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扬起手臂，朝着刺骨的江风和灰蒙蒙的城市使劲摇晃。他摇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仿佛在和笼罩在心头的巨大忧伤和孤独搏斗。但是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孤独的阴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哭了。

    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以为悲剧性的命运主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反复弹奏，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种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肠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部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师恩如山，我心奈何？”

失败的匈奴

第五部 魂归何处 尾声 天祭

一九八七年岁末，龙年将临，我独自登上中缅边境的一座山峰。这是一座无名山峰，它坐落在国境线上，峰顶归两国共有。登上峰顶，能够一目了然地鸟瞰五座紧挨在一起的高山“坝子”。这些坝子好像奥运会的五只圆环，其中有三只属于中国，另外两只原先属于中国，现在主权归缅甸：一只叫八莫，一只叫密支那。

    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让习习的凉风和尼古丁一起熨平心中的狂澜，然后平心静气极目远眺。

    密支那最远。此刻它被大气中的尘埃笼罩着，天宇之下，只能隐隐约约望见一些破碎的山影和闪烁的紫色光斑，有如窥伺宇宙一样很遥远很神秘。八莫则近在咫尺。我看见坝子里有隆起的山丘和蜿蜒的河流，河流象一条青白的带子，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亮光。八莫河来自中国，它的上游叫南宛河，我曾在这条河边生活了七年。国家把河流拦腰隔断，于是我永远无法到达下游，重新采访留下我父辈鲜血与足迹的土地和城市，凭吊那座业已不存在的“战车公墓”。

    我心中突然起了一种类似无知的苍茫感。

    天也沧桑，地也沧桑，历史如江河，滔滔不绝。我觉得天很明净高远，地很深沉博大，太阳也很热烈很灿烂，宇宙和星辰都很永恒，只有自己和人生十分渺小短暂。数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流星，如火炬，如水花，如尘埃；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人于历史，之于进化，或在于寂寞，或在于一弹。于是心胸受到一种来自天地万物的阔大感召与鼓舞。我拾起一块石片，在石壁上刻下一行浅浅的记忆：“惟天地与业绩并存——邓贤祭于世纪之末。”

    然后下山。

    然后告诉父亲，我确实祭奠了那座公墓。用我的那颗最最虔诚的心灵。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0年三月修改

    八月改毕于成都

失败的匈奴

第五部 魂归何处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方婉拒。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象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地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入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作战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级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划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撼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抔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见一九九0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祭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才现场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岐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自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岐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么？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

    邓贤

    一九九0年九月三十日急就于成都

    （全文完）

失败的匈奴

第五部 魂归何处 远征军印缅抗战大事记
一九四一年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

    9日*英、美相继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发表对日、德、意宣战文告。英、美、中、加、荷、澳、新（西兰）、法等国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

    22日*蒋介石令第五、第六两军入缅，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

    23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筹建中国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

    26日*蒋介石又令第五、第六两军暂勿入缅。

    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由蒋任统帅，蒋同意接受。并拟组联军参谋处，在统帅指挥下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