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决战 作者：孙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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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一直坚定地认为德国与美国免不了有一场较量。

　　希特勒战略的秘诀是：远和近攻，并且一次只攻一个。因此，收拾“山姆大叔”只有等到收拾了英国佬和俄国佬之后，才能动手。

　　希特勒清醒地看到，随着战争的残酷进行，交战双方在人力物力上大大消耗，远在太平洋西海岸的资本主义暴发户美国，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令人望而生畏。

　　阻止美国参战是希特勒全球战略的一贯原则。

　　1940年9月的轴心国军事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企图恫吓美国，阻止其在幕后煽风点火，偷偷摸摸支持中、英等国。这一举动，却被罗斯福政府将计就计，作为法西斯集团对美国文明的挑衅和战争威胁，向美国报警，以期赢得全国民心一致，支持政府参战。

　　希特勒派驻华盛顿的大使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贿赂国会议员，试图津贴作家和资助“美国第一委员会”，来支持美国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在战争中不参加到法西斯侵略者的敌人方面去。

　　1941年上半年。

　　希特勒在决定进攻苏联，而尚未发动之前，低估了俄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凭德国的军队，可以轻易打败苏联。于是，竭力怂恿和鼓动日本进攻英属新加坡，其目的在于迫使英国迅速屈服，从而使美国不参战。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认为，只要日本在太平洋英殖民领土上狠狠教训了英国人，却尊重美国的利益，就会使美国更加害怕战争。同时，美国由于受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威胁，就能有效地将美国的兵力牵制在该地区，而无法帮苏联的忙。

　　为了给日本的南进打气，希特勒向日本驻德大使松冈将军许诺说，一旦日本南攻英属领地，造成日、美冲突，德国将对美宣战。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以五千多架飞机，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三千公里战线上，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疆土之辽阔，兵力之雄厚，抵抗之顽强，是他的纳粹军无法一口吞得下去的。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希特勒马上改变了要日本南下攻英的打算，在纳粹军进攻苏联的第六天，就迫不及待地要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急电德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要他尽一切努力使日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伯利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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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德军在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德外长再次给驻日大使去电，以更加迫切的心情要求日本出兵，会攻苏俄，他说：“我要求你用一切办法继续要求日本尽早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参战越早越好。德、日两国的目标当然仍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会师。”

　　当时的日本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能使希特勒的战略企图如愿以偿。

　　一方面，日本陆军几乎大部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抽兵北进。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却热衷于南进太平洋。随着东条英机控制日本局势并于10月就任内阁首相以来，他认为日本陆军久留中国战场，不能再有大的作为，但陆军配合强大的海军，在太平洋上还可以大显身手。因此，日本政府狂妄的南进计划，已经付诸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准备步骤。而对希特勒的要求，则虚与周旋，这就是日军不出兵西伯利亚的真正原因。

　　斯大林通过多方渠道基本摸透了日本的意图，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西伯利亚抽调了五十多万大军，转到西线，大大加强了西线苏军的反击力量。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

　　日本终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棋盘上，投下了一颗最冒险的棋子——奇袭珍珠港，向美国人开战。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

　　当天，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对美、英两国宣战。

　　珍珠港事件的同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宣布，此日为美国国耻日，发誓领导美国人民报仇雪恨。美国朝野内外，各阶层人士的意志一下被珍珠港的火海给熔炼成一块。罗斯福政府顺利通过了国会审核，并于第二天宣布对德、日、意法西斯处于战争状态。

　　日军奇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的消息传到中国，艰苦抗战的中国军队，从前线阵地到后方重庆的街头，将军和士兵都一片欢腾，庆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12月8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告急电话，立即返城，上午八时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决定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宣战。同时，决定向美、英等国提议，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并提出三项原则：

　　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该同盟。

　　2．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3．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对日媾和。

　　日本在珍珠港的大轰炸，在希特勒看来，他的这位亚洲伙伴简直是神经错乱，是发了疯。避免同美国开战，是他从战争初起直到现在，都竭力努力的事。但是，现在大错铸就，无可挽回。为了将日本更紧地捆在他的战车上，也为了鼓舞德军士气，他不得已而于12月11日硬撑面子，对美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进入了全球战略性的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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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下旬。

　　罗期福邀请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共商反法西斯战争大计。英、美三军参谋长取得了一致看法，认为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因为只要德国一失败，意大利的失败和日本的崩溃必然跟着而来。这就是同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方针。

　　1942年元旦。

　　美、英、中、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决心共同对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媾和。

　　《共同宣言》的通过发表，标志着反法西斯的世界力量正式结成牢固的作战实体。自此以后，各国反法西斯军队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统一部署，逐步取得并扩大战役、战略主动权，直至最后取得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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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动用海陆空军，像切豆腐块似地，轻而易举地把美、英、荷苦心经营的南亚诸岛国，一块块地切了下来。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数万英军向日军第23军投降；

　　1942年 1月2日，日军占领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月23日，日军南海支队在拉包尔登陆，并占领该市；

　　1月24日，日军攻占巴厚巴板；

　　1月30日，日军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岛；

　　2月4日，日海军航空队对爪哇海域荷属东印度舰队进行攻击；

　　2月9日，日军占领望加锡；

　　2月10日，日军占领马辰；

　　2月14日，日空降部队占领苏门答腊岛；

　　2月15日，日军攻占英军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军司令官白西华向日军第25军投降。日军攻占新加坡时，缴获各种山炮三百多门；高射炮一百门；要塞炮五十四门；步枪六万多条；汽车一万多辆（比中国全国的汽车还多一倍余）；向日军投降的英军各级将官和士兵共十万多人。

　　日军统帅部在开战前判断，攻占新加坡至少需一百天时间，实际战斗整整缩短了一个月。攻占新加坡要冲，日军实际上已突破南方要域作战的关键。

　　5月初，日军南方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域。至此，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关岛、威克岛、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岛等，尽为日军占领。

　　1941年12月13日。

　　这是个异常寒冷的日子。

　　皇宫内，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正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天皇报告第23军进攻香港九龙的情况。他说：“第23军对香港方面的进攻，比想像的要顺利得多，我军于12日轻易地夺取了九龙市区，正向半岛其他地区扩展战果，扫清残余英军，可以预料，香港指日可下。”

　　一提起香港，天皇心里不禁掠过一丝阴云，这阴云来自中国军队的巨大威胁。天皇问道：“进攻香港，是否考虑到中国军队向广州或九龙半岛方面反攻？”

　　这倒是个不容轻视的问题。很快，杉山元就得到来自中国的报告：在长沙附近，暂编第2军8日以后开始移动；在岳州东南地区，第4军也好像要经株州南下。

　　日军大本营立即指示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阿南中将：

　　重庆方面以大集团军向广州背后方面移动，企图牵制我军。大

　　本营期望你军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以牵制敌军。

　　阿南将军决定向第九战区发动进攻，旨在牵制中国军队增援香港。但无论是大本营还是阿南军司令官本人，都没打算要进攻长沙。

　　阿南以第11军主力第3、第6、第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以及泽支队，配以飞行第44战队和军直炮兵、工兵、战车和海军舰艇部队，从岳阳方面向长沙进攻。同时，命令第34师团和独立第14旅团从南昌方向在南浔路一带佯攻。

　　12月23日。

　　阿南将军发出进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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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第6、第40师团从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第3师团，独立第9旅团和泽支队随后投入战斗。

　　日军来势凶猛，意在创造一个大陆上的胜利奇迹，与太平洋上的奇迹相媲美。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日军的进攻不屑一顾。在这之前，九战区曾与第11军进行过两次大会战，薛某早已摸透了眼前这匹“野驴子”的脾气，成功地总结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

　　“天炉战法”即后退决战。根据长沙地区的地形特点，在后退中创造“天炉”，即彻底破坏道路，中间地带实行空室清野，在伏击地区纵深配置兵力，以逆转敌我战斗力对比。待敌侵入决战地区之后，从四面八方以强大火力聚歼之，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敌烧为灰烬。

　　薛岳摆下的“天炉”阵如下：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部分兵力配置于新墙河南岸至汩罗江地区，以诱使日军进入“炉中”；

　　王陵基第名0集团军主力，从武陵、修水调到平江地区；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上高调到浏阳、株州，醴陵一带，与王陵基集团军在长沙东南面形成百里侧击态势。第73军从益阳推进到宁乡，在长沙西面处于机动态势。

　　素有打硬仗著称的第10军坚守长沙城。在长沙城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上配署155毫米榴弹炮兵一个旅，支援城防作战。

　　此时，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电话，指示薛岳，“我第二线兵团应由战线稍为后退配备，占领外线有利位置，以主动把握战机，容敌先攻长沙，我则乘其进攻受挫时，集中全力从各方面攻击敌人。”

　　显然，蒋介石的意图与薛岳的“天炉”相吻合，两人构思的部是一场在后退中包围敌人，再行歼灭的大战。

　　此次会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1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第九战区各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第二阶段：1942年 1月 1日至 1月4日．日军进攻长沙城，钻进“炉中”，第九战区各军将敌包围。

　　第三阶段： 1942年 1月4日至 1月15日。第九战区“烧烤”日军，敌军决计突围。

　　第一阶段战斗。

　　1941年12月24日，夜。中原大地。风雪弥漫，天寒地冻。

　　阿南为了就近指挥，把军指挥所推进到岳州，在这风雪交加的夜里，他向集结于新墙河北岸的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

　　第6、第40两个师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徒涉冰冷的新墙河，向南进攻。

　　杨森集团军第20军之133师和134师，在新墙河南岸第一线即设阵地上，顽强阻击，使敌无法进展。

　　25日拂晓。

　　阿南命令第3师团和泽支队投入进攻，并增强炮火力量。天亮以后，第44飞行战队的的飞机也一齐出动，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掩护地面部队进攻。

　　守军第20军在第一线与敌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杀伤，随即按照预定计划撤出战斗，退避侧后。

　　12月26日。

　　阿南司令官根据飞机侦察的情报，对汩罗江南岸的第37军，作出了错误判断。该军本来是在此吸引敌军主力，阿南却完全上了当，对他的部队发出这样的命令：

　　敌第27军以第60师、第95师在瓮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线，又以第140师以花门楼至周家湾一线，占领阵地，企图长期战。……

　　于是，阿南命令第3、第6、第40各师团主力，加快进攻速度，向汩罗江岸推进，务于12月29日天亮前，向汩罗江南岸进攻，以迂回包围第37军，并吃掉该部队。

　　日军这三个主力师团争先恐后向前突进。第3师团跑得最快，于27日上午就赶到了滔滔作浪的汩罗江北岸。于当天下午，提前强行渡河。

　　第37军99师与敌第3师团勉强打了一下，便不知撤向何处去了。

　　阿南见第3师团攻过了江，大喜过望，决定扩大战果，命令其他师团加紧渡河，快速迂回包围37军。

　　但是，当第6师团和第40师团赶到汩罗江畔时，江水却陡然上涨，不能涉渡，江上的桥又被中国军队给炸了。日军这两个兵团只得冒着严寒在汩罗江上进行艰苦的架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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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正急于歼灭第37军的阿南中将，猛然发觉自己以前的判断有问题，因为第37军的三个师不但没有要在原来的阵地上作长期死守，连短期战也不准备打了。其中第60师已由大湖岭、梧岗源、大平岭一带退去；第95师的情况更复杂，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弄不清楚，好像是往麻石山、大头岭方向去了；第140师的情况也不太明，好像要以金井为中心，在象鼻桥东侧南北高地一线，向西配备。

　　其实，薛岳已将第37军调归玉陵基集团军。王司令正指挥该军向侧面山地后退，以便空出大道，让日军去攻长沙城。

　　日军各主力兵团根据阿南的命令，渡过汩罗江后，由于找不到攻击目标，处于彷徨之中。

　　是进是退？阿南也彷徨了。直到12月29日下午5时许，侦察机才从天上向他报告：“敌军正向长沙方面退却，”

　　进退维谷的阿南司令官，狠了狠心，决定向长沙进攻。本来，像进攻长沙这样远距离的大兵团作战，是需得到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和东京大本营批准的。可是现在，阿南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他亲率大军出击，已在新墙河岸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就这样灰溜溜的退回去，未免太损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了。

　　12月29日，傍晚。

　　阿南又一次错误判断中国军队的运动，以为是在退却逃跑，于是，发出进攻长沙的命令。

　　一、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

　　二、本军司令官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各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争功取胜心切，又争先恐后朝长沙扑来。

　　第3师团士气最高，昼夜兼程，一路上未见到一个中国兵的影子。一路顺风，于12月31日下午，赶到了浏阳河畔，争相涉水过河，向长沙城挺进。

　　第6师团于12月30日下午进至麻石山、鸭婆山地区，遭到37军95师阻击，只打了几个钟头。日军见中国军队甚少，无意在此纠缠，直向长沙奔去。

　　第二阶段战斗。

　　1942年元旦。长沙地区浓雾紧锁，寒风凛冽。

　　第3师团大队人马在浓雾中向长沙城挺进。一路上风声鹤唳，仍不见一个中国士兵的踪影，都以为中国军队已被大日本皇军吓破了胆，逃得无影无踪了。将到长沙市郊，日军便看到了他们的飞机从天上投下的一面标志占领长沙的太阳旗。

　　第3师团数万官兵顿时欢呼雀跃，狂呼大喊，今晚将在长沙城热热闹闹地庆祝元旦。

　　上午11点钟。一颗信号弹划破浓雾紧锁的天空。日军第3师团在丰岛中将指挥下，开始向长沙城进攻。

　　日军前面出现一些零散的中国军队。他们见了日军，掉头就往市区里跑。

　　日军见了这情形，士气更加高涨，不顾一切地穷追猛进。丰岛师团长据此估计，最迟到本日黄昏，便可占领长沙全城。晚上限可在城里放军休整。 其实，这些零散的中国军队，是第10军的前哨警戒部队，其任务是故意逗引敌人的。 第3师团前锋的野联队猛追到城边，突然遭到守城的第10军猛烈射击。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赶到，陆续投入攻城战斗，直打到黄昏6点半，仍未能前进一步。

　　丰岛中将命令师团直辖的夜袭部队——加藤大队投入攻城。

　　加藤大队长亲自带领部队趁黑夜“摸夜螺丝”，结果，被守军全歼。加藤本人也被打死。加藤身上带有日军出动以来的计划、命令等重要文件。丰岛恐其落入守军手中，组织大批人马抢尸，结果，加藤尸体被守军抢去。

　　守军从加藤尸体身上搜出重要文件，当即送交战区司令部。薛岳从这些文件中判断出日军粮袜弹药将尽的情况，禁不住拍案大喜“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

　　第3师团在城东南苦战两夭两夜，死伤盈野，仍然毫无进展。

　　1月3日，拂晓。

　　第6师团主力赶到，从城东北发起强攻。下午1时许，日军一部攻占了城外阵地。日军正在阵地上欢庆胜利，湘江西岸的守军榴弹炮群突然怒吼起来，炮弹如急风暴雨般落到城外阵地上，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一千多名日军向湘雅医院守军进攻，被岳麓山上飞来的炮弹，尽数炸成肉泥。

　　攻城已经是第3天了，日军弹尽粮绝，只能靠飞机空投接济。有的部队子弹打完，只得和中国军队拼刺刀。

　　第11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失败泄气情绪。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们，都一致主张中止攻城，尽速撤退。

　　阿南司令官火爆爆地把部属们狠狠训斥一通：“第6师团今天早晨才刚刚投入攻城战斗，自然还未取得战果，现在中止攻击，实属过早不当。”

　　阿南将军还蒙在鼓里，他的厄运在五天前就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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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30日下午。

　　薛岳向第九战区各部队下达命令：

　　一、敌已渡过汩水，企图进攻长沙，我军决定采取向心攻击，一举围歼敌军。

　　二、杨森副司令长官应以第58军自长乐向安沙，以第20军自清江口向石子铺搜索并攻击敌人。

　　第一次、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如下：

　　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在湘江东岸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长沙构成半图形包围圈。具体位置为安沙、赤石河、春华山及郎梨以东、东山以南一线。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在第一次到达线内侧，具体位置为石子铺、望仙桥、长桥、朗梨市、东山一线。

　　三、王陵基副司令长官应以第37军自瓮江向望仙桥，以第78军自三角塘向长桥搜索并攻击敌人。

　　四、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应以第26军主力自洞阳市向朗梨市，以第79军主力自金潭向黄花市，根据情况向朗梨市，以一部向渡头市或东山，以第4军向长沙南侧分别攻击。

　　五、第10军固守长沙，第73军固守岳麓山，待各兵团进至第二次攻击到达线，即应断然反攻。

　　六、第99军第197师应防御湘江，洞庭湖岸。第92师应自三姐桥，第140师应自粟桥。分别专攻捞刀河之敌。第99师应固守湘江东岸阵地，并派一支有力部队向粟桥、福临铺攻敌侧背，截断其补给联络线。

　　七、各军以1942年1月1日零时为期开始攻击，4日夜前即应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1942年1月3日。

　　日军攻城第3天，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朝长沙压来，

　　东南面，罗卓英的第79军、第26军、第4军各部，已快迫近长沙；

　　东北面，王陵基指挥的第37军和78军，分左、右两路，沿金井至长沙的公路，快速挺进，也已迫近长沙；

　　西面，第73军守卫在湘江西岸，随时准备反攻；重炮兵旅居高临下日夜轰击着攻城的日军。

　　北面，杨森的第20军和58军，已断日军归路，并配合二十万民众，大肆破坏日军后方公路。桥梁：日军后勤运输已被完全卡断。

　　1月3日，夜。

　　阿南终于感到情况不妙，下令撤退。

　　1月4日。

　　蒋介石致电薛岳将军：“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薛岳向蒋介石回电表示：“本次会战岳已抱定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薛岳向所属各部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长、师长，务必确实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定按革命军人连坐法重处，决不姑息宽容。如果敌人从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脱，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月4日，拂晓。

　　长沙城郊东南角天空出现红色闪光信号弹——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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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战斗。

　　1月4日下午。

　　第3、第6两师团，在长沙城郊丢下累累死尸，向北突围。却被罗卓英、杨森两集团军分割包围，并分别加以痛击。

　　日军处于极大困境，而且各部队都拉扯着大批轻重伤兵，行动更为困难。从长沙城外突围时，仅第3师团司令部就躺着七百多名伤兵，有的部队情况更严重，拖累更大。

　　4日深夜。罗卓英所部第53师在沙湖桥附近，将第3师团的野联队团团围住，发动勇猛攻击，两军短兵相接，互相混战。中国军队接连打出照明弹，竟相投掷手榴弹与敌拼杀。

　　第3师团司令部和石井联队经过一夜苦战，于5日凌晨来到浏阳河畔，又陷入张德能第4军的重围。中国军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朝敌人冲杀。敌军旗被中国军队迫击炮弹炸飞。两军在师团指挥所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敌又一个联队赶到，才把丰岛师团长救了出去。

　　经过四天四夜反复拼杀挣扎，第3、 第6、第40师团只向北挪动了几十里路，均未突出重围。

　　1月8日。

　　阿南决心来一次困兽斗。向重围中的各兵团下达命令，“坚决围歼青山市以北地区之敌。”

　　青山市以北主要为杨森的部队。

　　是日，第6师团按照阿南司令官的命令，全力向青山市以北迂回，结果，被从郎梨市、黄花市追击而来的罗卓英集团军第4军，第26军和王陵基集团军之78军包围。全师团立即被中国军队斩成三块，层层围住，分别给予毁灭性打击。

　　与此同时，奉命由北南下策应大军突围的独立第9旅团，也在青山市以北影珠山钻进了杨森之20军的“口袋”。其先头部队山崎大队，自大队长以下于当日被全数消灭。

　　第6师团各部被分割包围，互相不能救应，且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有的冲进民房抢食生米、生菜。

　　阿南司令官派飞机前来救应第6师团，但双方混战成一团，飞机在天上团团打转，不知把炸弹往哪儿扔。

　　阿南接到飞机上传来的上述报告，万分震惊，立即命令第3、第40两师团火速前往救援。

　　此时，第40师团在白沙桥一带正被37军围攻，不能自拔。第3师团残部趁中国军队主力围攻第6师团之机，终于脱出重围，逃至汩罗江岸。但该师团已死伤惨重，毫无战斗力，不敢再南下救援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了。

　　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围中血战至 1月12日，大部被歼。后在大批九七式轰炸机的轰炸掩护下，神田师团长和其残部才侥幸逃出重围。

　　1月15日。

　　残敌在飞机和炮兵掩护下，逃过新墙河，本次会战结束。整个会战，日军死伤共为：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27集团军总司杨森的部队在打扫所辖地区战场时，因日军尸体太多，无法处理，便令平江、长沙、湘阴三县出动民工若干，挖了三个大土坑，将日军尸体集中掩埋，一个坑即有数千具尸体。杨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万人坑”三字，以作标记。

　　此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英国《泰晤士报》评道：“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伦敦《每日电讯报》刊文：“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美国记者福尔门实地采访湘北战场后，撰文报道：“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日军中央统帅部认为，此次惨败，使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阿南军司令官对自己独断进攻长沙；造成如此惨败的后果，曾向日军统帅部表示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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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出色战斗，提高了蒋介石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当长沙会战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建议将中国和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划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1日3日，蒋介石复电美国总统，表示愿意就任此职。当日，同盟国宣布了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决定，并委任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联合国军计划参谋部参谋长，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部队作战。

　　长沙大捷后的二十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以援助中国抗战。

　　美国如此慷慨地出钱援助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四年多来的战争证明，中国人特别能战斗。这对于拖住日军，缓解西、南太平洋美军压力，完成“先欧后亚”的同盟国军事计划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美国政府宣布贷巨款予中国的当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说：

　　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

　　和一切其它爱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

　　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

　　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

　　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它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

　　都受到激励……

　　1942年2月9日。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突然飞抵印度访问。此事立即引起日本方面的猜测、恐惧和不安。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满腹狐疑，心里嫡咕道：“在我军攻占新加坡前，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访问印度，其目的何在？”

　　这位总司令官百思不得其解，便令其总参谋长连夜去见汪精卫。汪精卫也摸不着头脑，搔着脑门说：“我对重庆方面的情报一无所知。不过，蒋介石此行目的十分明显，其一，对印度民众表示友好；其二，就从英、美获得借款之事进行磋商。”

　　（火田）俊六大将认为，事情肯定并非汪精卫说的那么简单。他在心里继续嘀咕：“元首既然亲自出马，必有重大目的，是不是为了实地看看印度有无实力参加同盟国的协同作战？”

　　蒋介石此行目的到底何在？（火田）俊六大将仍吃不准，又把纳粹德国派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史塔玛请来共进午餐，借此分析蒋介石之行的真正目的。

　　这位聪明的日耳曼人说：“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与本次世界大战总的战略格局有关。德国自伊朗东进，日本自缅甸西进，携手压迫印度。这是希特勒元首的理想和战略。因此，蒋介石访问印度。目的在于形成重庆、缅甸、印度的联合屏障。”

　　（火田）俊六大将这才恍然大悟：“唉呀！蒋介石是要组成使印度参加而排除日本的泛亚细亚同盟！也就是要在亚洲组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军事大同盟，来对付日本和德国！”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马上向中央统帅部提出对策：“倾全力向缅甸进攻，以切断印、中之间的联系。同时，在攻取缅甸时，必须向中、印两国中的一方或两方扩大战果，即尽量将日军占领的中间地带扩大。否则，中、印的联合，不但打破德。日的亚洲计划，还将使日本在亚洲的既得军事成果也陷入两面夹击的困难境地。”

　　蒋介石印度之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战略目的。这一点也正如德国人所分析的那样。

　　当时，日军南进节节取胜。 1月21日，东条英机首相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提出建设大东亚的构想。接着，在日军继续横扫太平洋诸岛国的情况下，东条首相向太平洋沿岸尚未遭“横扫”的国家发出恫吓声明：“缅甸、印度、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如果自愿参加日夺的大东亚建设，谋取独立，日本将予以协助。”其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国家如果起来反对统治他们的西方宗主国，日本不但不对他们进攻，而且还会大力协助他们的“民族革命斗争”，赶走殖民者，让他们“获得独立自主”。

　　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随着民族压迫的加剧，其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其民族主义者和各政治党派分为两大阵营；以甘地为代表的阵营要求印度独立自抬，与英国有矛盾，但同时又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以拉斯·毕哈利·鲍斯为首的一方，则明确企望依靠日本的武力，赶走英国人，从而实现民族“独立”。

　　日本政府在1942年1月间，决定在日本占领区内编成印度独立军。此事得到流亡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斯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大力支持。此人挺身而出，投身于推翻英印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在日本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印度独立联盟会，拉斯·毕哈利·鲍斯为会长，并被推为印度国民大东亚代表，以迎合日本的大东亚建设。此人发表声明：依靠日，印合作向印度的民族独立前进。东条首相也宣布了日本援助印度独立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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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制定并得到天皇批准的对印工作：即是以反英宣传争取印度民心，使之成为倒向日本一边的国家。

　　处于如此复杂矛盾旋涡中的印度，如果弄不好，就将成为一个反英和日的国家。

　　蒋介石既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东方战场的战事，深感拉拢印度的重要。他在分析了东亚各国情况之后，于1942年 1月托罗斯福向邱吉尔转达他的意见：其一，鉴于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英国应明智地主动允许印度独立自治，以缓和英、印之间日益尖锐起来的矛盾；其二，如果英国同意蒋介石以上意见，蒋介石将亲往印度，调解英、印矛盾，劝说印度各党派参加反侵略阵线，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

　　罗斯福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邱吉尔。英国政府方面对如此尖锐的印、英矛盾，亦深恐印度发生民族战争，使其目前捉襟见时、自顾不暇的局面再扯开一个口子，因此对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也表示欢迎，并希望蒋介石在离印时发表劝告印度人民与同盟国全面合作的宣言。

　　在这种背景下，蒋氏夫妇于2月9日由重庆起飞，经云贵高原及缅甸，于第二天午间到达加尔各答。分别与印度各党派领袖人物会晤。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向印度民族领袖们反复申明：“倭寇之所谓东亚新秩序，只是一种掩护侵略的手段。倭寇之目的，完全在奴役各民族以自饱自肥，印度人民不要受其欺骗”等等。

　　蒋介石在转达了邱吉尔政府关于允许印度自治的许诺后，对消除英、印隔阂起了和解作用。印度人民的“圣雄甘地”，当着蒋介石的面表示：“我们不与英人合作，系有限度之不合作，主要在于英人不给我们自由平等地位。现在，英人既然同意给印度以自由平等地位，英、印联为一气，共同抵抗侵略，绝无问题。”

　　蒋介石在印逗留期间，还与印度其他朝野人士及盟国驻印度军政头面人物恳切会晤，尽力把仇恨之火引去烧日本侵略者。

　　2月21日。

　　蒋介石离印前，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希望中、印两大国同为人类自由努力，对于英国致诚挚之期待，深信必能从速赋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实权。蒋介石在声明中称：“余夫妇此次访印，留驻半月，得与印度军政当局，以及一般友好，开诚商讨吾人之反侵略计划，与彼此共同奋斗目的，幸获一致之同情与全力赞助，殊觉愉快。……”

　　同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离开印度，飞往缅甸腊戌前线，视察中国战区缅甸战场战况。

　　此时，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编组了远征军，已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第5、第6、第66三个军入缅作战。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身份，威风凛凛地察看了阵地，接见了部分官兵，听取了杜聿明的汇报，并作了指示。然后，带着夫人和随员登机回国。不料他的座机刚飞上云端，就被一群日本飞机咬上了。

　　座机内顿时紧张异常，人人感到未日来临，宋美龄已开始作升天祈祷。

　　蒋介石也瞅见了敌机，黑压压一大群，一共是十八架。心里也是一阵紧张，但他一转念：我身为一国元首，东方战区最高统帅，若惊慌失措，有失威严。再者，生死在天，命中注定，怕死是死，不怕死亦是死，何不听其自然，死了也留个英名在世。这样一想，他心头的慌乱也就烟消云散了。蒋介石干脆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军人的威仪，还拿出书来，自顾专心默读，强压住心头那七上八下乱撞的念头，似乎对眼前的厄运不理不睬。

　　机上随员也为之肃然。

　　也可能真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其座机竟然奇迹般地逃脱敌机群的追击，安全返抵昆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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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42年10月10日。

　　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之钟，敲响了三十一下（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日），为中华民国政府，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遥致祝贺。

　　是日，在重庆举行的国庆大典上，蒋介石以激动的心情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越战越强的伟大力量，使得西方政府和军队上中层人士不得不改变鄙视华人的观念，中国以一个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于反法西斯阵营之中。

　　美国军方认为，承认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四大列强之一，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世界人民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罗斯福却以更远的眼光，对中国的地位作了更加全面和确切的评价：没有中国人的抗战，世界将被法西斯打垮。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把这些地方拿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掉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若真到那步田地，所谓的同盟国阵线将不复存在。

　　基于当时侵略与反侵略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从这种世界大格局考虑（罗斯福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支援扶助下，可以建设像美国那样的制度，成为美国在亚洲取代日本地位的强大而忠实的伙伴），罗斯福决心力排众议，坚定地把中国拉入美、中、英、苏四大强国之列。

　　罗斯福提出，战后应把世界各地的许多岛屿和殖民地从弱国手中收回。由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机构来管理。其实，他要把殖民地从原来强大而现在变得软弱了的老殖民主义手中夺过来，交给由美国、中国这样的新的强国（也就是新殖民主义大国、强国的代名词）来统治。划分中国战区时，罗斯福就把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诸国全部囊括在中国战区范围，就是其真实意图的毫无掩饰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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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7日。

　　时任驻美大使的魏道明向蒋介石发来密电一道，说罗斯福希望战后同蒋介石面谈，商讨美、中共同管理西南太平洋诸国的大事。密电如下；

　　今日访美总统，除接谈情形已摘要电部外尚有表示，性质较为机密，谨另陈如下。总统谓建议甚欣慰。彼对大局与钧座意见完全一致，甚望战后与钧座面谈西南太平洋问题。如越南迟早均应独立，然越人不知自行治理，恐须经过一训练时期。暹罗情形稍好，战后或可即行自治．瓜哇可于范围内任其自治，波罗洲则迥然不同；马来情形亦甚困难。吾人决无统治他地之心，如菲列宾前曾要求独立，奎松先生来时，对其原则予以承认，但须有相当时期，俾具自立能力。此事关系太平洋前途甚大，故希望能与钧座商决之。

　　1942年5月以来，美、英两国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转达，愿意主动废除近百年来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另订平等条约。

　　10月，魏道明大使又一次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蒋介石：

　　今日美国务卿面交关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草案约共十八条，要点如下：（一）取消领事裁判权。（二）1901　　年9月7日辛丑条约认为应当废止，同意在此协定下美国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并将与中国合作向他国政府商洽解决北平使馆区域移交问题。（三）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认为应归还中国管理，同意美国所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并将与中国合作向他国商洽解决该两租界移交问题。（四）规定互相内地杂居及通商。（五）依照国际公法原则与应有例重定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务卿声明两点：（一）美政府草拟此条约从最大范围着想。

　　（二）在商洽期内草约内容表示严守秘密。

　　蒋介石对这件事可真正激动了一阵子，在当天的日记本上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亲手达成，心中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

　　罗斯福在同英国领导人商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机构时，提出由四大强国组成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并拥有和行使联合国警察的权力。罗斯福主张由美、中、英、苏行使管理和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当然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主张，但中国能享有如此特权，在那之前的历史中，尚属首次。

　　美国人竭力将中国树为列强之一，当然是基于中国是美国的伙伴这一前提，就像先前美国是英国的伙伴，后来英国又成为美国的伙伴一样。

　　中国能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决非某个伟大人物的个人作用，它是千百万血性的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称道和骄做的！但是，可惜中国却没有在列强行列中站稳脚跟，是谁葬送了四大列强之一的地位？其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经济基础太脆弱了；其二，是战后蒋介石实行的没有民主、自由的独裁统治，致使中国再次陷入血与火的内战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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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942年4月18日中午。

　　在暖融融的阳春气氛中，日本人正在快乐地享用午餐。不少国民都陶醉在南进部队节节取胜的捷报声中，大和民族在太平洋上的无敌行动带来的无尚荣耀和自豪感，在不少日本国民脸上都能看到。

　　12点15分。

　　在东京中央大本营陆军部的一个大院内，高参们已用过午饭，正在大院里踱步和交谈，突然，天空中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呜声，仰头一看，只见一架大肚子飞机贴着房顶迎面冲来，一张令日本、人“厌恶”的白种人的面孔从机舱露了出来，向下张望。

　　高参们惊愕不已：那不是美国人吗？哪里来的美国人？他怎么可能出现在日本本土的上空？

　　那架大肚子飞机连同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从他们头顶上一晃而过，消失在林立的房屋后面。飞机过后，平地卷起一股强大的狂风，把庭院的花草小树都几乎给吹折了。

　　轰！轰！几声巨响。

　　高参们还没回过神来，那架大肚子飞机扔下的炸弹已经在房屋群中轰然炸响一大片，房屋像乱七八糟的破片，飞上半空，又缓缓落下。

　　接着，又有三架同样的美国轰炸机，超低空呼啸而来，机上的机关枪像魔鬼眨眼似地闪烁，一路扫射过去。

　　东京的警报终于开口大叫起来。真是一呼百应，霎时间，整个东京都是怪叫的警报声；全市一片混乱，市民都在惊慌失措地抱头鼠窜。

　　这些美国飞机像平地刮起的一股旋风，把日本的太平世界搅得七零八落。它们从水户方向飞来，席卷了千叶、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户、以及新泻等地。

　　日本飞机慌里慌张地起飞迎战，但终因美机飞行技术太高超，大低空，没法追踪攻击；日本的防空高炮，对这批身怀绝技的美国佬，也因其超低空飞行之速度变换，难以捉住目标而无可奈何。任其在大半个日本的领土、领空上姿意乱转，扔炸弹、扔燃烧弹、打机关枪。

　　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都倾泄完了，才从日本南端的九洲上空，向中国大陆方向速然离去。

　　日本陆海军部里吵成一团：这些家伙从何而来？他们的飞机到底是多少架？有的报告说只有两架，有的说有几十架、有的报告说一共有一百多架。有的猜测是从美国本上横跨太平洋而来。不可能，因为太平洋大宽了，当时无论哪种飞机也飞不过这漫漫无际的太平洋。

　　有的说从阿留申群岛飞来。也不是，因为日本海军早已对阿留申方面进行了严密监视，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动静。

　　日本陆军部认为，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某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日本海军部却坚决不认帐。因为自南进以来。海军方面一直在向国内报捷，千百次地宣布已把美、英军打得落花流水，仅有的一点力量，被日本海军赶得远远的，日本本上以外辽阔的海疆已成为日本海军的领地，绝无美、英舰只，更谈不上航空母舰了。

　　海军部还倒打一耙，说袭击东京等地的美国飞机是从陆上飞来的。其理由有三条：第一，空袭日本的美国飞机是陆上飞机而非海军舰载飞机，陆上飞机不可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第二，这些飞机空袭日本后，飞向了中国大陆；第三，只有从中国大陆起飞，才有可能轰炸日本后安全返航。况且在1938年时，中国轰炸机就曾有过类似的冒险行动。

　　美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说法占了上风，日本陆军部感到汗颜。

　　美国飞机实际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满了神秘的冒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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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和竞争精神或许可以说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因而引起冒险家们开发这块不毛之地时，就注入了美国人的血液中。由于这种精神，使美国在百年之中，由十万人的乌合之众，而且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迅速地通过战争而获独立自由，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暴发户。从而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迅速地超过了头号资本主义的英国，坐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把交椅。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美军的士气。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以一次大的冒险行动，袭击日本本上。组成了一支由十八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挑选曾数次打破飞行速度纪录的冒险家、海军中校詹姆士·杜立特为队长。

　　杜立特的冒险轰炸机队，由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运至日本东部海域，待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不声不响地返航而去。因此，美国轰炸机从何而来，就显得神秘莫测。

　　奇袭取得圆满成功。杜立特中校指挥着奇袭队朝中国大陆飞来，于当夜分别降落于江西、浙江的玉山、衢县、丽水等机场以及桂林机场。有一架飞向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安全着陆。有一架飞机在浙江省象山海面不慎坠落，三名机组人员跳伞后失事，不幸身亡。还有一架搞错了方向，于18日半夜降落到了南昌机场，当即被南昌日军包围，五名高鼻梁小伙子被日军俘虏。

　　19日中午，对美国飞机来路仍摸不着方向的日军大本营，得知在南昌俘获五名美军机组人员，立即命令派遣军总部严加审讯，查清敌机起飞地点。

　　五名倒霉的美国飞行员当即被飞机载送南京。由（火田）俊六总司令亲自组织审讯。在动用了各种刑具之后，美国飞行员们忍着拷打折磨的疼痛，一个个仍然吊儿郎当地胡乱“招供”。

　　有的招供说是从中途岛的海哀尔（法国的地名）岛起飞的。有的说是从莫莱尔（西班牙的地名）岛起飞的……

　　（火田）俊六大将只得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供词，如数电报大本营。

　　大本营陆军部认真研究了审讯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轰炸机可能是从中途岛、阿留申群岛、澳大利亚等地方起飞的，到底从何处起飞，还是说不清楚。

　　原来，被日本人描绘为世界上最自私的美国人，其自我牺牲精神倒也是很顽强的。杜立特等人出发前，上司曾交待，在未脱离日本空军攻击前，如果被日军得知轰炸机队是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大黄蜂”和同航的“企业号”航母将遭到日军报复而覆灭。

　　这几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日本法西斯的严刑拷打下，誓死不吐真情，使美军以两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庞大舰队安全脱离了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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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五名美军俘虏被押送东京。在日军大本营进行了连续四天四夜的突击审问后，仍一无所获，后来，在确信航空母舰安全返航消息之后，他们才说出真正的起飞地点，日军觉得受了这些该死的美国飞行员愚弄，不禁恼羞成怒，不久，便将他们杀害了。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这次空袭成功，今后，美军将以广阔的太平洋某个岛屿或航空母舰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大陆降落，或者从中国大陆起飞轰炸日本。又据可靠情报，中国空军在美、英扶持下正在重建。

　　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大陆各地的机场中，在浙江、江西省的机场群，特别是丽水、衢县、玉山等地的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

　　大本营决定进行轰炸浙江机场群的航空作战，从南方军抽调飞行第62战队（重轰炸机）至南京，飞行第90战队（轻轰炸机）至广州；又将南方军飞行第84中队（双座战斗机）的主力调至广州。隶属中国派遣军指挥。

　　东条英机觉得仅用空军轰炸还不够。于是，又派步兵从陆路进攻，以彻底摧毁浙江机场群。

　　4月30日。

　　大本营命令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大将，以步兵四十多个大队兵力，配合航空兵摧毁机场群。

　　（火田）俊六大将接到命令却不以为然，认为浙江方面的第三战区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歼灭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这位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根本不买他的后任东条英机的帐，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八十二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准备以东西夹击的攻势，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这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至1942年问，第二次使用这么大的兵团作战。（第一次是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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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5日、

　　东线开始进攻。

　　日军第13军第70、第22、第15：第116、第32五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等部，共五十四个大队，从浙江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随后又增派三个大队投入战斗。。

　　5月31日。

　　西线开始进攻。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第11军第6，第3两师团，经过五个月的补充整训。已恢复了战斗力，第6师团竹原支队和第68师团之井手支队从南昌向三江口进攻，以牵制第九战区在该地区的部队，掩护第3师团和第34师团主力沿浙赣铁路向东进攻，

　　第11军地面部队有二十五个大队投入战斗。

　　海军驻南昌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进攻。

　　蒋介石和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最小兵力配置于浙赣铁路西段，对付第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的衢州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游击战破袭战，袭扰第13军后方。

　　大战初期，第三战区仅以小股部队节节抵抗，日军因此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了金华外围。并从东、南、北三面对金华形成合围态势。

　　日军第13军司令官决定于5月25日开始，对金华发起总攻。

　　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正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于我不利。遂命令在金华的第10集团军等部，于5月23日夜，向衢州转移，不与敌决战。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地区阻止、迟滞敌人。

　　5月25日。

　　日军未察觉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第15、第70、第22三个师团和第40师团之河野旅团，全力向金华、兰溪进攻。

　　我第88军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进攻的路线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四天四夜，仍未能拿下金华和兰溪。

　　5月28日上午。

　　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人员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约三公里处，战马踩响地雷，连人带马坠人血泊之中，酒井中将左腿被炸飞老远。接着，附近又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尽被地雷炸死炸伤。

　　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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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日军主力同中国第88军血战五天五夜。终于攻取了金华和兰溪。这时，他们才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围歼住第三线战区主力，连第88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去了（第88军完成阻击任务后，便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去了）。

　　5月30日。

　　第13军此时才弄清，“敌第三战区军主力集结于衢州附近，显然企图进行顽强抵抗。”

　　（火田）俊六大将决定在衢州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令第11军两个多师团沿浙赣线向东进攻，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战略构想是：两军干衢州地区会师，包围夹击第三战区主力。

　　6月1日。

　　第13军主力沿衢江两岸浩浩荡荡齐头并进。北岸：第32、第116两个师团；南岸：第15、第22两个师团和河野旅团。

　　6月3日。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家乡浙江的这场大战，十分重视。日军使用牛刀杀鸡战术，出动了如此多的地面兵力，目的是要找第三战区主力决战，以便一举歼灭之，决战，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于是，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司令长官，原定在衢州的决战不打了，立即放弃衢州，主力转移外线，争取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主力向衢州南北山区转移，仅留部分兵力利用现有阵地，打击敌人。

　　日军预定于6月3日夜包围衢州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和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河水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

　　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各路大军受阻于江河岸畔；望洋兴叹，江河上的大小桥梁，在这之前尽被中国军队炸毁；民船也早已坚壁清野，见不到个影儿。

　　日军冒着瓢泼大雨，在洪水和泥浆中与即设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苦战四天半，付出了惨重代价，于6月7日早上，扑进衢州城，这才又一次发现，第三线战区主力早不知遁向何方。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其战略目的彻底失败。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尽苦头，损兵折将，为此还创造了陆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师团长战死沙场的记录。于是，恼羞成怒，在占领区内大肆清剿、屠杀百姓以复仇，同时，还狠狠地破坏衢州等地的飞机场，把水泥跑道也挖了个底朝天。最后，竟撬走了二百公里长的浙赣铁路钢轨了事。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

　　因受杜立特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四十几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开始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了八十二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8月19日开始拆除，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原计划的三倍。而且由于突然发动作战，不容选择时机，在雨天的恶劣条件下作战，部队甚为疲劳，这是只有日本军才能完成的艰苦作战。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吧！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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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942年5月上旬。

　　在日军南进的凯歌声中，鉴于对华和平工作已经绝望，日军大本营提出了进攻重庆，彻底灭亡中国的设想。

　　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火田）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50号作战），以大约五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西安平原胡宗南的主力，攻战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统帅部计划于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51号作战）。设想以八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战成都平原；以三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51号作战的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

　　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按照50号和51号作战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田中，是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关键人物。他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唯一办法。

　　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和田中作战部长等统帅部上层，都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但统帅部的一些课长，班长们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日军不一定能攻下重庆，即使攻下了重庆，也不一定能使蒋介石丧失抵抗力。6月27日，第11军司令官阿南将军得知统帅部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固为他作为在华日军野战主力长江主战场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

　　6月15日，陆军部起草了进攻四川作战的计划大要。即：从关东军抽调一百五十架飞机，加上华北、华中原有的三百五十架，共为五百架飞机；作战所需陆军地面兵力：合计为三十四个师团，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的宜昌方面。

　　6月底，统帅部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取消50号作战，将两个作战计划统称为51号作战。即西安作战为进攻四川的序战。设想中的51号作战，直接用于地面进攻的陆军为十六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空军为两个飞行师团。其规模超过整个太平洋作战的兵力。另外，在中国占领区需部署十五个师团和十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作为对付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游击部队以及进攻四川的预备军，总计需用地面部队四十二个师团以上。

　　中国这块骨头，确实难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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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后，由于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逐渐受到美、英军强有力的抵抗，以及中、美空军的联合和加强，日军大本营深感将受到太平洋上和中国大陆两面夹攻的危险，对进攻重庆的作战准备加快了步伐。

　　8月25日。

　　杉山参谋总长指示将51号作战改为5号作战，26日，召集将参战的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11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5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

　　派遣军各部最了解中国军队实力和战斗意志，对5号作战提出了非难。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第一、质问大本营，5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

　　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11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

　　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11军以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一百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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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火田）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2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 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火田）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火田）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最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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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42年下半年以后，美、英军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遂步开冶反攻，日军由风卷残云似地进攻转为节节抵抗，日本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日军大本营认为：1943年是决定日本盛衰（胜败）的关键一年。其对战局演变的判断是：美英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中国军队即使不发动大的反攻，就目前这样拖住日军，日军也将受不了。因此，整个局势对日本将愈益严重，面临倾国家民族之全力以决定日本兴亡的大决战。

　　天皇和大本营预感到形势的险恶，而惶恐不安。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将面临危险境地。

　　日本谋求从中国脱身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第三国斡旋和通过“谍报路线”，企图与蒋介石和谈，停战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国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冲，企图灭亡中国，或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迫其坐到谈判桌上来。其三，通过扶持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人则趁机抽身他顾。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针对美、英树立重庆政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则大力树立汪精卫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汪精卫的“新政权”对抗蒋介石的“旧中国”，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具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同时，把原属美、英等“敌国”的在华租界收归“新政权”，废除这些敌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等等。

　　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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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今后日本新政策的基础必须向中国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卫为对手，也不是为了与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日本通过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以全中国国民为对手，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蒋介石借以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借口。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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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张；于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东条英机首相认为，《同盟条约》的签订已把中国人抬上了非常体面的舞台。签约的当天，他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

　　……帝国政府期待遵循日华新条约的根本精神使两国关系有划时期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国完成独立自主，今后将不惜给予一切支援……

　　同时，汪精卫也发表了长篇声明；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过去日华两国的方针不能相容，今则完全一致树立起永久友好的关系。现在所需要的唯有重庆方面重新予以考虑。这从大局来看，当然也对中国本身有利。因为日本履行撤兵，中国领土内的战争状态将立即解消。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已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及民众应该明确认清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为时尚不为迟。延迟一日即贻误一日……。

　　不管日本人和汪精卫耍出何种“把戏”，做出何种姿态，对蒋介石来说，你日本人把中国人打了一顿，又扶置了一个想取代我的汪某政府，现在想屁股一拍，一走了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2

　　中日经过几年交战，日军死伤严重，兵员枯竭，战力下降。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战前 1936年度，日本武器生产只占国民收入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一5％。日本经济界认为。武器生产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刺激国力增长，保证国家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步发展。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日本的军工生产急剧上升，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1938年增至12％；1939年增至16％：1940年增至26％； 1941年增至30％； 1942年增至35％；到了1943年，整个日本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厂矿在造枪、造炮、造子弹。造成日本工业的骤然衰退，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极度贫乏的工业国家。由于美国的废钢铁、石油等物资对日禁运，其他国家也步美国后尘，纷纷与日本断交禁运，使日本工业断了源，完全被卡住了脖子。

　　1940年，日本和所属殖民地朝鲜等地严重干旱，稻谷产量大减产。这就使日本的大米和食盐供应出现了恐慌。以后，逐年感到吃饭困难，只得依靠在外国的占领军就地抢粮和掠夺被占领国的资源过日子。

　　日本人自己吃不饱肚子，却背着个大大的包袱——汪精卫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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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还都”不久，南京城内闹起了米荒，物价飞涨，市民震怒。不仅贫民百姓买不到米，连伪南京政府的官员、警察都买不到米。汪精卫只得向日军请求紧急援助。

　　1943年以后，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疆土上，更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日本人不得不倾囊相助，以防止南京政府崩溃。7月14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华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由日本向华中和华北灾区，一次运送黄金二十五吨。

　　作为对日本的报答，汪精卫号召伪区人民大量捡拾破铜烂铁，支援日本。

　　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到处都可看见收购废旧金属的人。

　　在武汉市，日本侨民团组织了许多妇女小分队，到处开展献铁宣传。有的小分队守候在各剧场门口，要求入场的观众凭票捐出废旧金属一块。无论是一个硬币或其他什么破铜烂铁，多少都得带一点，否则，不许进入剧场。

　　汪精卫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县政府，都成立有合作社。伪南京政府命令合作社在各地强制收购五金物资，以供日本造枪造炮造子弹之用。

　　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第五天，武汉地区的日本宪兵配合警备队，半夜以后突然宣布特别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禁止街上居民向楼下张望。日军却趁机开出大卡车，分别将武昌和汉口市区的下水道的多孔铁盖板全部撬走，装上轮船运回日本。

　　汪伪人员将武汉城所有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如铁门、铁梯、铜铁栏杆等等下了个精光，

　　汪精卫为了把献铁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令各地成立献铁委员会，专管此项活动。伪南京市府的献铁委员会更是一马当先。积极活动，大收烂铁若干卡车。

　　伪上海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回收废金属运动。提出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吨，铜类五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有色金属若干吨。上海公共租界共有铁门二十八扇，每扇重达三吨，全部被献铁大军席卷而去。旧租界铁制路牌共计八百零八块，也被献铁运动全部掠光。

　　被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大日本帝国的日子，绝不比蒋介石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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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汪精卫对同盟国宣战后的需要，日本方面允许并帮助其组建、扩编包括保安队、警察部队在内的九十万人的伪军。

　　1943年3月6日。

　　日军大本营就组编汪精卫的伪军一事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1454号指示，即《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指导纲要》。指出扩编整训后的汪伪军由原来“维持和平”、“治安”的职能，转变为野战军性质，担负协助日军作战和独立地对蒋介石军队作战。

　　1943年春季，以武汉地区汪伪军打头阵，发动了对鄂中玉劲哉的进攻和围剿。这次战事是汪伪军转变职能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大规模作战。

　　中国陆军第128师师长王劲哉，是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人物。王原为杨虎城西北军的一个旅长，抗战初升为新编第35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在徐州会战中立下战功，曾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并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荣誉纪念日颁予王部，命名为陆军第128师，拨归汤恩伯集团军序列。武汉会战时，汤司令将该师尚有战斗力的第382旅调去充实其他部队，第128师剩下的兵员连同轻、重伤兵共计不足一个团，受令开到湖北咸宁、蒲圻一带自行整休补充，对此，王劲哉对汤恩伯恨之入骨。

　　王带着他的残部来到鄂南，好一阵子也没把队伍恢复起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部队纷纷后撤；汤恩伯命令他撤退到湖南去。但他想，我现在是个光杆司令，到哪儿去都一样，便决计不买汤的帐，就呆在鄂南算了。

　　谁知他却等来了大好时机。

　　旷日持久的武汉大战后，丢失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间，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种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从长江两岸日中两军大牙交错的中间地带冒了出来。大的纠合成几千人到几万人，中的几百人到千把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这些武装都扯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开展敌后游击战，

　　王劲哉见有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心里激动不已，决心脱离汤司令的制约和管辖，占山为王，“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斗争。

　　是年冬，他满怀信心地带着他那几百号人、几百杆枪，从鄂南乘虚插入敌后的沔阳地区，以铁的手腕，迅速吃掉了周兴、管子芳、周干臣、潘尚武等几股武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将队伍扩大到十五个团，不久又扩为九个独立旅，占有鄂中六个县的地盘，成为鄂中的霸主。 王师长可称得上真正的“独立”。他靠手中实力在日本人占领区建立起独立王国，实行的是王劲哉主义。他狂妄他说：“国难当头，谁是英雄？当今中国只有三个半，一个是蒋介石，二个是毛泽东，三个是汪精卫，半个是玉劲哉。我王劲哉谁的帐都不买，要学希特勒，独断独行，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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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劲哉住所的大厅中央，并排挂着两个人头像，一个是蒋介石大元帅，另一个是王劲哉师长。

　　王劲哉处处与蒋介石比高低，亲手题撰对联一幅，贴于两巨幅头像侧。上联：你蒋委员长若抗战到底；下联：我王劲哉誓死不做汉奸。

　　在王劲哉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筑起的那个独立王国里，他的话成为军队和民众的法规。谁违反了不但本人要被杀头，而且还观定：一人犯法，杀其全家，杀其保甲长，杀其左邻右舍，烧其旁屋。王师长的法规，就是他一时心血来潮，随口编就的十五句口号。这些法规（口号）是：

　　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

　　我是良心人，良心人是我。

　　我是勤苦人，勤苦人是我。

　　杀少人，救多人。

　　杀坏人，救好人。

　　实行勤苦，绝对听命令。

　　吃饭不做事的人，是国家的罪人。

　　营私舞弊的人，是国家的敌人。

　　抗战两年，失国土大半，羞愧万分！

　　当了汉奸的人，儿子儿孙不能在人前说话！

　　听师长的话，服从我们师长的命令！

　　绝对能打胜仗，绝对战胜敌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掀起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王劲哉从来都是言出法随，绝不马虎。

　　裁缝陈某因做的子弹袋不合要求，犯了王师长“没良心”罪，被下令当着千百个老百姓的面，用刺刀捅死。第49师师长李精一的参谋副官闯入了王的领地，被判为“来摸128师底”的罪，给活埋了。王师长的老师——西北讲武堂教官刘修文千里赶来投靠他，被他下令用刺刀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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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整饬他那松松散散的军队，杀鸡给猴看，王师长突然集合队伍，宣布要杀他的亲表兄——第128师767团团长李保蔚。弄得李保蔚和全军官兵摸不着头脑。后来，他说出了原委，“现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抗战不力的，惩处了一批”，于是。他也要惩办一批，杀李的理由是“他妈的迟了两分钟开炮”，犯了王师长的“没良心”罪。

　　李保蔚作战勇敢，在官兵中很有影响。师部八大处长，以及驻师部的旅、团长和集合在场上的一千多官兵，一齐跪下为李求情。

　　王师长非要扮演一场“大义灭亲”戏不可，于是亲手将李表弟枪毙了。第二天，不知是他良心的仟悔，还是再演“挥泪斩马谬”戏。王师长又用一口漂亮的油漆棺材把李表弟的尸体装了，供在台子上，集合队伍开追悼会。王抱棺大哭，并致悼词，称李“是为党国而死”。

　　经王劲哉那一系列的杀人威摄，无论他的军队还是王“管区”内百姓心目中，只剩下个王师长，什么法呀纪呀都是假的，只要王师长需要，真是六亲不认，拿人血整风纪。王师长就是唯一的法纪。

　　王劲哉实行彻底的独立路线。他打着抗日旗号，实际上是抗共、抗蒋、抗日、抗汪，谁侵犯了他的王国，他就打谁。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游杂部队欲染指鄂中，被他毫不客气地一顿好揍。连军统别动队金亦吾的主力也被他吃掉了；新四军第5师4团在天门遭到他袭击，双方狠狠打了一仗。王向“管区”县、区、乡长们下令，发现“奸匪”（对新四军的污称）活动和过境不报与留生人住宿者，一律处死。日本人和伪军多次跟他交锋，都被他打得哇哇乱叫。

　　玉劲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企图筑成他王国的铜墙铁壁。从沔阳老城到陶家坝、施家港一带，每隔三华里修碉堡一座，十米远筑土堆一个，所谓横墙阻隔；遍地挖掘壕沟，沟深二米。在鄂中大地上纵横交错，南通北达，直抵师部核心堡垒。为了修筑工事，征伐鹿寨，见树就砍，沔阳地区的树木，被推了个光头。城墙古庙拆毁一空。民众一年到头苦于军差，炎暑寒冬还得加紧施工，被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

　　在“王国”内实行严密封锁，所有交叉路口均设有递步哨所。名为防奸防特，实际上是限制人民的活动，实行法西斯统治。递步哨都有保甲长和当地老百姓担任。

　　王劲哉经常指派部下化装查哨，若查出民哨不负责任者，就将其全部杀死在哨所内。一次，他叫一个老大婆提个破竹篮，篮里藏一支手枪，去一个哨所试探，哨所的人见是个蹒蹒跚跚行步的老妪，未加盘查，让其走了过去。躲藏在附近的查哨人马上走了过去，将哨所的哨民全部处死。又一次，派出一支部队伪装成日军，乘着黑夜偷偷摸向一个哨所，民哨见是日军，无力抵抗，夺路而逃。事后，这个哨所的哨民全部被抓起来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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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实际上是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统治。王劲哉可以得心应手地强迫民众服务干他的淫威。于是，日本人认为他很有治军治政才干。武汉警备司令官古贺太郎派了四个汉奸前来“王国”劝降，那四个汉奸拿出古贺司令官的亲笔信呈递王师长，只见上面写道：本部已请示南京最高司令长官，只要王师长投降日本，就封你做湖北二十万皇协军的总司令。

　　王劲哉见信大怒。在信封背面批个“死”字，又画上一把刺刀，交给一个汉奸来使。骂道：“去告诉古贺，我王劲哉的战表就是刺刀！”

　　其余三名汉奸，被王劲哉命令卫士推出去“用刀”。

　　古贺太郎火了，纠集一批日、伪军进攻王劲哉。地上用平射地轰，天上用飞机炸，然后是坦克开道，日本兵在前，伪军在后冲锋。日、伪军天上地上的火力都很猛，打得”王国”官兵抬不起头来。王劲哉急了，提着手枪跑到前沿阵地上，挥着手枪骂道：“他妈的，那么多雀子在天上拉屎，怎么一点也没拉到我头上？不要怕飞机，尽力冲呀!”

　　官兵受到鼓舞、拼死战斗，打死日军四十多个，打伤一批，还有几辆坦克也陷进了壕沟。王劲哉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蒋介石认为王乱了军纪，破坏了统一；日伪军认为他是卧榻之侧的一头饿虎，都欲将其搞掉。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王劲哉桀骜不驯的本性感到难以驾驭，遂密令第128师382旅旅长古鼎新除掉王。事成后由古升任该师师长。古鼎新为了向王表示忠心，竟将陈诚的密令告王。哪知古的这片忠心，反而使王产生了对古的猜忌。王认为受人策反的人，必有反主的可能，暗下决心要将古杀掉。

　　王劲哉对睡在自己身边这只猛虎，这颗定时炸弹越想越害怕，便提笔给38旅旅长潘尚武写了道手令：“潘尚武，务必严密监视古之行动，相机歼灭之。劲。”

　　哪知，像机器人一样听话忠实的传令兵，却是个智能欠佳的木偶，竟将38旅和382旅搞混了，把王师长这道机密得要命的手令，送交到古鼎新手上。古展读之后，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去武汉与日军联系反王投日之事。古贺见古旅长自动来降，满心欢喜，封他为汪伪军新编第6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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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某日。

　　古贺太郎拜访驻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军委会委员刘国钧，古贺道：“新近王劲哉手下劲旅古鼎新率部来降，王部实力尽为我所掌握。本军决定发动进攻，彻底解决鄂中问题。刘将军的意见如何？”

　　刘国钧略思片刻，答道：“鄂中江汉三角洲，是武汉皇军进出宜昌的咽喉，王劲哉盘据于此，扼住了皇军向西的发展，同时，亦对武汉核心部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王劲哉这个钉子迟早都要拔掉。现在既然有如此大好时机，就应下大的决心，将其歼灭。”

　　日、伪军头目对歼灭王劲哉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实，刘国钧是蒋介石的人。他是由蒋介石亲自策划派遣，于1939年夏季，打进武汉日、伪军营垒以便为重庆服务。刘打入武汉后，得到当时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的信任，先后担任伪军华中剿匪军参谋长；黄卫军副军长，军长；定国军军长等要职。此前，刘国钩接到军统头子康泽的秘密指示，要他想法借日伪之手，搞掉鄂中“王国”。

　　日军武汉警备司令部定下了打王劲哉的决心，不过，这次应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主要由中国人（伪军）自己来打。

　　日军只出动了第13师团（六个大队）；第40师团（六个大队；第58师团（四个大队），共计十六个大队，不到两万人。却调集了定国军、中国人民自卫军等五花八门的伪军数万，共计日伪军十万之众，配以五十架飞机助战。第一次在大战役中由伪军打头阵，开始了向“王国”的进攻。

　　王劲哉的部队在江汉平原上同日伪军打阵地战。结果，劳民伤财搞起来的那些碉堡工事，和沟沟坎坎，尽都变成了王军的葬身之地。

　　古鼎新对“王国”的布防和兵力、火力配备了如指掌，他引导着一支伪军，从王军防守的薄弱处直插王劲哉的司令部，将王劲哉活捉了。

　　经过十来天的战斗，王部官兵战死八千六百零四人；被俘二万三千二百十四人。

　　鄂中“王国”如过眼烟云，彻底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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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军摧毁了王劲哉鄂中所据地盘之后，大军推进到长江北岸，其第3师团和第17独立旅团，突破第六战区第44军和第87军江防阵地，占领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实际上突破了江南战略要地常德的第一道防线，取得了向常德进攻的桥头阵地。

　　常德是湘北军事要地，湘米就是从这里运往鄂西第六战区和重庆内地的，被称作第六战区和重庆的补给命脉和粮仓。同时，它在战略上亦有重要意义，日军若占领该地，东南可窥伺长沙、衡阳，西可窥伺鄂西、川东。

　　蒋介石深恐日军进攻常德，电令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组织部队反攻，在十天内务必将突人江南之敌打回江北去。

　　孙连仲把战斗指挥所推进到常德附近的桃源，以便就近指挥反攻作战。。

　　1943年3月16日，蒋介石飞抵常德亲自指挥反攻。

　　3月17日，第29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一部，对南岸之敌发起反攻，双方在洞庭湖西北的水网地带展开殊死搏斗。敌火力强大、猛烈，反攻部队伤亡甚重。

　　4月1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停止反攻，双方就地咫尺对峙。为加强北面防线，孙连仲将玉耀武第74军等精锐调到常德附近。

　　湘北长江两岸又平静下来。

　　5月5日，清晨。

　　江汉平原万籁俱寂，晨风习习，紫气冉冉；广阔的洞庭湖水，碧波荡漾；江河港叉，芦苇森森，晨雾漠漠。

　　守卫南县的第73军151师哨兵，肩挂长枪在九都大河堤岸上慢吞吞地溜达，尽情地呼吸这宁静早晨的新鲜空气。突然, 哨兵发现河面上，有一支黑压压的庞大船队，正向这边驶来。不觉大吃一惊，立即鸣枪报警。

　　晨雾迷朦的九都大河上，突然划起一颗血色信号弹。船队上的轻、重机枪一起吼叫起来，弹雨像狂风似地刮了过来……

　　在此同时，守卫南县东南的第73军暂编第5师，守卫安乡附近的新编第23师，以及附近第44军各部，均在晨雾中突遭蜂涌而来的日军攻击。

　　正当守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之时，大批敌机又骤然而至，对守军纵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第73军的背后三仙湖地区也出现了日军大批舰艇部队。这些日军在三仙湖附近登陆后，立即向北强攻。至此，第73军各部完全陷入优势日军的包围之中，各部被分割包围于洞庭湖西北面的河湖港叉、水网地带，相互不能呼应救援，完全处于孤立被歼状态。

　　日军采用了显然与过去不大相同的战术：严格而巧妙地隐蔽战略企图，以突然闪击手段，将对方第一线主力部队“钳住”、歼灭。

　　担任此次出击的日军为第3、第40两个师团和第17独立旅团。在同一时间里，第3师团从石首向安乡以西出击；第17独立旅团从藕池口向安乡以东出击；第40师团小柴支队由管家埠附近强渡九都大河向南县出击；户田支队由华容向南县东南出击；钟谷支队配以舰艇，于5月2日即从洞庭湖秘密向三仙湖迂回。

　　第73军各部分别在重围中苦战。安乡于5月7日夜幕降临时落入日军手中，南县于5月9日被敌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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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杉山元参谋总长亲临武汉视察，指挥鄂西会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沙市前线。

　　5月11日，在第87军和第44军侧击救援下，第73军残部才从河湖港叉中拼死突出重围，到达常德东面的西港、沅江等地。

　　此役，日军成功地使用闪击战术，在短短七天里，钳掉了第73军大部。中国军队死伤一万三千多人。

　　常德大门已被撞开，危在旦夕。

　　第六战区长官部和重庆统帅部顿呈紧张局面。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是新近才从第五战区调来六战区，对本战区情况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战区原有精锐郑洞国第8军，李延年第2军，方靖第66军又于此前抽调去云南远征了。

　　蒋介石急得坐立不安，决心再次亲临常德前线指挥督战，保卫常德要地。

　　正在云南和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远征军司令官的陈诚，闻讯第六战区告急，赶紧飞回重庆，力阻蒋介石作常德之行。

　　陈诚说：“六战区抽走三个精锐军，兵力空虚，目前第73军又受重大损失，士气受影响，常德能否确保，已成问题。你若前去指挥，丢了地方，有损你全军统帅的威望，我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汤蹈火，义不容辞，理应我去！”

　　蒋介石大受感动，便打消了亲往常德念头。

　　陈诚连夜拟定了个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将国防研究院的几位他熟悉的研究员接去征求意见。

　　国防研究院是由军委会、蒋介石亲手创办的，它的研究员仅有三十来人，都是经过实战考验的中、高级将领，其性质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入培养成新一代的全能将帅，更重要的是充任最高统帅部战略智囊团的角色。陈诚点名接去的研究员是郭汝瑰、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四人。

　　陈诚指着地图介绍了六战区敌我双方目前的兵力态势，以及他关于守卫常德的作战方案。恭请诸位发表意见。

　　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三人先后发表意见，亦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抢占常德粮仓。在完全同意保卫常德作战方案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的兵力运用问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唯有与陈诚一样被人叫做小矮子的郭汝瑰，从在沙发里，盯住壁上巨大的军用地图，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