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人之愚管窥偏见
一提到宋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成语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里的两个宋国农夫,他们的愚蠢在典籍中流传了二千多年,可谓愚名远扬。除此之外,《韩非》、《吕氏春秋》等古籍中也大量记载了宋人的愚蠢行为,其中“愚”得最严重的莫过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与楚军对垒时,楚军准备渡河,手下将士告诉宋襄公,趁楚军渡河之际应出兵攻之,宋襄公却大发仁人之心,恪守君子之道绝不出击;楚军渡河之后排兵布阵,手下将士再次建议进攻,宋襄公却不愿乘人之危,硬生生错过了进攻的最佳时期。这个志大才疏君王终于被自己的仁义所累,大败而归,还差点儿成了楚国的俘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过,我们不要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的“愚”基本就被定性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及其以东、以南和以北的一些地区,是商族发祥地及其附近一些区域,商朝归顺贵族微子的封国。春秋时期的宋国继承殷商文化的传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政治家、思想家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墨子与庄子这两位,按说宋国在历史上的文化地位非同一般,但宋国人为什么恰恰是当时大家揶揄嘲讽的主要对象,值得斟酌。
探究宋人愚钝的原因,也许并不是宋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源于偏见。当时宋国的邻居齐国和秦国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实力与日俱增,而宋国却在因循守旧中逐渐衰落,诸子百家一直将宋国当做一个反面典型反复研究,导致宋人之愚成为定论。另一个原因是宋国人一般都是故国遗民,两次分封均未受封姬姓而地位卑微受人讥笑。两种原因只能说明宋国在硝烟四起的春秋末年气数已尽,与愚无关。同为亡国者,买椟还珠的郑国人的愚蠢过犹不及,但世间偏见已经形成,所以宋国就担当了“愚”名。
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指出,这种对特定群体的概括就是定型。“定型就是将同样的特征强加到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而不考虑群体成员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这就是偏见。高玉宝杜撰的那篇名著《半夜鸡叫》,就是利用当时社会对地主阶级的偏见而倍受欢迎,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扭曲了中国近代史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将其推到一个极端的对立面。而稍有农业常识的人不禁要问:半夜去地里能干什么活?黑灯瞎火的是锄草还是锄苗?可见,偏见一旦形成,哪怕是最不合逻辑的事,人们也不顾事情真相,固执盲目地坚持。
对于宋襄公,司马迁早在《史记》中就为他正名,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么一个懂礼让、讲仁义的君主长期被当做蠢猪来看待,故此,一种深刻久远的偏见,不是一朝一夕就会被人正视,相反,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还要遇到像太史公这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态度的人来更正,否则,只能背负愚蠢之名在历史的长河中屈辱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