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名叫母亲的河
（五十三）
两千年春节刚过，因为当时我的家庭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新房子落成不久，姐姐与我都陆续升学，我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里，经济压力陡然紧张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大舅蒋克刚、小舅蒋克东他们两家都在北京打工，尤其是我的大舅一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们得知我的家庭状况，虽然经济压力颇大，但是我与姐姐还算是比较争气，母亲年龄也高了，留在在家里做农活，一是做不动了，其次，一年到头也挣不到几个钱，所以，在舅舅、舅妈们的建议下，母亲思忖再三，还是毅然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
那一年，母亲已经五十九岁了，母亲本身就体格弱小，她的个子也不是很高，对于农村里怎么也做不完的家务活，对于母亲来说，轻一点儿的，母亲还能应付得来，繁重一点的，母亲真的是做不动了！母亲平安地到达北京以后，一时半伙之间，由于母亲年事已高，找工作哪里有那么顺利的呢？所以过了一两个星期，母亲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是暂时地寄居在北京海淀区某个四合院套房里的哥嫂家里。
而在母亲未到北京打工之前，母亲一直是在家乡附近的一家濒临倒闭的留桥砖瓦厂里上班，母亲与父亲一起，做得是给拖拉机上砖的重型体力活，不上砖的时候，就在窑厂里和其他工人一起，做一些其他的零杂活儿，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与父亲在这家窑厂里，至少工作了五六年，他们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力气，为我们的家庭里贡献出辛劳的血汗钱，父母真的太累了！
那个时候，农村里推倒土墙瓦屋，修建新房子的趋势逐年提高，也许是每家每户都经过若干年的沉淀，手头里都有了一些积蓄，农村人又好讲究面子，所以，一个村庄里，几乎每一年，都有几家几户人家要大兴土木，想想也是，那种并不结实的土房子，特别是到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子里面就下小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罐子水缸什么的，都要拿来接水，真的也是让农村人住怕了，谁不希望自己住的房子宽敞明亮一些呢？
母亲和父亲一起，平时农活不忙的时候，他们便整天在留桥砖瓦厂里上砖。母亲这样的年龄，在那些大多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女工人里，算是比较大的了，母亲又是一位体格弱小的女性，然而，母亲做起活儿来，却是十分地麻利，丝毫也觉察不到母亲的柔弱，每当小四轮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垒砖的堆子前面靠拢过来的时候，母亲就与那些工人们一起，慌忙不辙地朝着拖拉机的位置簇拥而去，赶紧给拖拉机上砖。
上砖的工人们用的是特制的砖夹子，这种砖夹子一次性地可以卡住五块砖头，一共合约三十斤左右，上完满满一车，需要一千块砖头，有意思的是，这种砖夹子每次必须要夹五块砖头，少一块还就夹不起来。
一般情况下，上砖的程序是这样的，一辆小四轮由两个人负责，一个人站在砖坯子旁边，用力地往车子上面拎砖头，另一个人，则站在车子上面码砖，两个人的速度还需要保持一致，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就算与你合作的那个人嘴里不说，你自己心理也是过意不去的，我一贯要强的母亲自然是不情愿输给别人的，她也不想让别人说她闲话，于是，母亲总是奋力去做，无论是拎砖还是码砖，母亲都是鼓足了干劲的，常常一整天的砖头码下来，母亲晚上回到家里时，总是累得腰酸背痛、动弹不得，然而，辛劳的母亲还要精心地照料我们整个家庭，她既要烧麦煮浆洗，又要养鸡养鸭，母亲通常忙碌到很晚才能上床休息，第二天刚朦朦亮，父母便又起床，收拾好家务，两个人便又去窑厂夹砖头去了。
那个时候，父母的在窑厂的工资是以量计算的，上完满满一车子的砖头是四块钱，还需要两个人平分，因为一车子的砖头，不是一个人就能够码好的，所以，真正摊到两个人头上的费用，也只有紧巴巴的两块钱，所以可想而知，我的父母为了挣钱养家，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那一夹子一夹子赚来的微薄的血汗钱，倾注了父母多少的力气？
那几年，可能是窑厂的恶性竞争太过激烈，光是赫店镇一片，就有好几家砖瓦厂，比如董刘窑厂、平安窑厂，在这种情况下，留桥砖瓦厂的经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在我的记忆里，留桥砖瓦厂的砖头十分便宜，我家在1997年建房子的时候，一块砖头才不到一毛钱，最贵的时候，砖头也不过三毛钱，然而，窑厂里的砖头还是要成批成批地出窑，毕竟整个窑厂里，还有那么多的工人要养活。
当时，留桥砖瓦厂的厂长蒋其谣决定背水一战，与其眼睁睁地看作苦心经营的窑厂濒临倒闭，还不如破釜沉舟，为拯救厂子而作一番垂死前的挣扎，所以，蒋其谣厂长决定，将窑厂里炼制出来的砖头卖得比其他任何一家都便宜一些，事实证明，蒋厂长的这个措施是 “英明”的，因为砖头降价之后不久，窑厂里的采购户络绎不绝，形成了短时期的繁荣景象，而父母这帮工人们每天的体力活，也无疑是加重了许多，我的父母变得更加地辛苦了！ |
楼主: 清风剑客
雷达卡
发表于 2015-3-13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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