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音 于 2025-1-10 13: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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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刚到办公室,马泰依就把两只巧克力球往我桌上一放。他是那么激动,连招呼也没给我打。他穿的是他在城里工作时穿的衣服,不过没打领带,没刮胡子。我把雪茄烟盒往他面前一推。他拿起一支点燃了。
“这些巧克力是干什么的?”我问,给他弄糊涂了。
“刺猬。”马泰依回答。
我瞪着他,手里转动着巧克力小圆球。“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他解释道,“凶手给葛丽特利·莫赛尔巧克力球,她把它们说成是刺猬。那张儿童画的谜都破了。”
我笑了。“你怎么能证明就是这样的呢?”
“因为这事又发生在安妮玛丽身上了。”马泰依答道。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立即就相信了。我让人叫来汉齐、费勒和四个警察,给他们下达了指示,又通知了检察官。接着我们出发了。加油站阒寂无人,海勒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自己到工厂去上班了。
“海勒知道这些事吗?”我问。
马泰依摇了摇头。“她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到林中空地去,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我们分散开来。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马泰依回到他的加油站去,以免引起怀疑。那天凑巧是星期四 [瑞士小学星期四下午不上课] ,孩子们下午没有课。我忽然想到,葛丽特利·莫赛尔也是在星期四被害的。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天气又热又干燥,蜜蜂、马蜂和别的昆虫到处营营地哼叫着,鸟儿啾啾地啼啭着,从远处传来了斧子砍伐的回声。两点钟时,我们听到了林中教堂的钟声。这时,小姑娘出现了。她就在对面毫不费劲地穿过了灌木丛,蹦着跳着,带着洋娃娃跑到小溪边,坐下来凝视着树林。她很紧张,很专心。眼睛里闪着光,显然是在等什么人。不过她看不见我们,我们都稳妥地躲在树林和灌木丛中呢。这时候马泰依悄悄地踅回来了,斜靠在我附近的一棵树干上,和我一样。
“我想他半个小时以内就会来到。”他耳语道。
我点了点头。
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周密的。我们严密地监视着林中小路与外面的公路会合的地方;我们甚至还带了无线电。我们全都配备有武器。那孩子坐在小溪边上,几乎一动不动,焦虑万分,忧心忡忡,很激动地在等待。她背后是那个垃圾堆,她一会儿晒在太阳光底下,一会儿笼罩在又高又黑的枞树的阴影下面。除了虫子的嗡嗡声和小鸟的啼鸣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倒是那个小姑娘过不了一阵就用她又尖又细的嗓音唱起“玛丽坐在石头上”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是重复那几句歌词。在她坐着的石头四周,生锈的罐子和铁丝散乱地堆成了小山。偶尔,会突然刮来一阵风,通过树林一直刮到林中空地,树叶飞舞起来,窸察作响,然后又是完全寂静无声。我们等待着。除了这个秋天的中了魔法似的树林以及空地上这个红衣服小姑娘外,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等待着捕获凶手,伸张正义,偿还血债,严惩坏人。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事实上已经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等了又等:现在我们自己也象等待了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的马泰依一样了。五点钟了,薄暮悄悄来临,然后是浓浓的暮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所有鲜亮的色彩都消失了。小姑娘匆匆地离去。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连汉齐也没说。
“我们明天还来,”我决定说,“我们就在楚尔过夜,到斯丹因布克旅馆去住。”
就这样,我们星期五、星期六都在那里等待。严格地说,我是应该去取得格劳本顿警察局的支援的。可是这是我们的事。我不想去向别人作解释,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检察官就打电话给我,从愠怒到抗议到威胁,说这完全是胡闹,然后又勃然大怒,坚持要我们回去。我很坚定,拒绝离开,只同意放一名警察先回去。我们等了又等。我们已经不再操心那女孩,也不操心那个凶手;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马泰依。这个人的观点是一定要得到证实的,他的看法是一定要证明是对的,否则的话,就一定会发生不幸。这是我们共同的感觉,包括汉齐在内,汉齐承认他现在也相信马泰依是对的了。星期五夜晚,他坚定地说,这个神秘的杀人犯星期六一定会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那无可辩驳的证据——刺猬,也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事实:小女孩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来,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她在等某一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就站在我们的隐藏处所,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着那女孩,瞧着那些锈铁罐头,那些纠结的铁丝,那个垃圾堆,一面一声不响地抽着烟,彼此也不交谈,听着那没完没了的“玛丽坐在石头上”。到了星期天,我们的情况变得困难了。由于一连几天好天气,树林里突然之间来了许多远足的人。有一回还有个人指挥着一帮五花八门的人踏着步子边走边唱,他们吵吵嚷嚷,汗流满面,光穿着衬衣,排成一行行来到了林中空地。树林里响彻着“磨坊主就爱流浪,流浪”的歌声。幸亏我们并没有穿着制服蹲在树丛里。后来又来了一对情侣,他们也不管那女孩在场就不顾廉耻地干了起来。这些事情发生时,那女孩就那么坐着,苦苦地等待着,耐心之好令人不能理解。她已经等待了一连四个下午。我们也是等着等着。那三个警察已经带着无线电设备回到苏黎世去了。剩下的还有四个人:汉齐、费勒再加上马泰依和我。严格地说,我们无法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认真想一想,便会明白我们真正在等的只有三个下午。因为,正如汉齐所指出的,一到星期天,这儿总是人来人往,凶手是不敢露面的。因此我们星期一也等了一个下午。到星期二早上,汉齐也回到苏黎世去了。不管怎么说,卡塞尔纳街的总部总得有人看家呀。不过汉齐离开时他仍然相信我们是会逮住我们的凶犯的。
我们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们潜伏在树丛里,每一个人都单独行动,因为现在我们人太少,形不成一个包围圈了。费勒藏在林中小路附近的一簇树丛后面,他躺在树荫里,在这秋天里的夏日炎热中打盹,有一回他鼾声如雷,让风一直带到林中空地来了。这一天是星期三。马泰依的岗位是在林中空地对着加油站的那一边;我和他遥遥相对,呆在空地的另一边。我们就这样潜伏着等待,等待那凶手,那刺猬巨人。每逢听到一辆汽车经过大路,我们就惊醒一下,而那个女孩就呆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每天下午她都到空地上来,坐在小溪旁边唱“玛丽坐在石头上”,又执拗又傻,简直令人不能理解。我们开始鄙夷、增厌起这个孩子来了。当然,有时候她也好久不来;她抱着洋娃娃在村子附近转悠。可是她又不敢太靠近村子,因为她是在逃学。我们一点不费事就解决了逃学这个问题。我私下里跟老师谈了一次话,这就免去了学校的调查。我小心地把整个情况作了一点暗示,亮出了我的身分,这就取得了对方战战兢兢的同意。
那孩子常常在树林周围绕来绕去,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她。可是她迟早总是回到林中空地来,除了星期四,这一天真使我们失望,她竟总是呆在加油站的附近。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得希望星期五会有所进展。因此现在我得作出决定了。几天来马泰依连一个字也没说过。第二天那孩子又跳跳蹦蹦地出现时,他正在树干后面他的岗位上。小姑娘抱着洋娃娃,穿着红裙子,象几天前那样又在那地方坐了下来。天气仍然非常好,秋高气爽,到处是鲜艳的色彩,让人心情舒畅,让人在寂寞的冬天来临前心中象蜜一样甜。可是检察官连半个小时也不能容忍了。下午将近五点钟时他来了,和汉齐一起驾车来到。他的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来到我的面前,从一点钟起我就守在我的岗位上,把脚倒来换去休息。他走过来,瞪瞪那个女孩,气得满脸通红。“玛丽坐在石头上”,尖细的女孩声音飘了过来。只是我这时再也受不了这支歌了,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孩子了,再也不想看到那张豁了牙的难看的嘴,那两根细细的象耗子尾巴的发辫,那条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红裙子。我这时候只觉得那小姑娘非常可恶俗气、平庸、愚蠢。为了免得她再唱那只愚蠢无比的“玛丽坐在石头上”,我简直想掐死她,杀掉她,把她撕得粉碎。当时的情况简直要让人发疯。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又是老样子——痴痴呆呆,毫无意义,沉阁不堪——只是枯叶越积越多了,秋风越刮越大了,照射在臭垃圾堆上的日光颜色显得更黄了。这真叫人无法忍受,无法忍受啊——突然检察官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就象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似的大踏步往前走,穿过了矮树丛,一直走到那小姑娘的面前,也不顾自己的脚踝都已经埋在垃圾里了。看到他走上前去,我们也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这件事反正总要有一个收场的时候,还不如马上收场为好。
“你到底在等谁?”检察官向小姑娘咆哮道。
小姑娘坐在石头上,抱紧了洋娃娃,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到底在等谁——回答我呀,听见没有,你这傻丫头!”
这时候我们已全都来到小姑娘身边,团团围拢她。她瞪着我们,充满了恐惧、惊怖和不能理解的神情。
“安妮玛丽,”我说了,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一个星期以前,有人给你巧克力。你记得吗,象刺猬那样的巧克力。是不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送给你那些巧克力的?”
小姑娘没有回答,她仅仅是瞧着我,眼眶里满是泪水。
这时马泰依在小姑娘的面前跪下来,抓住了她的小肩膀。“听我说,安妮玛丽,”他解释道,“你一定得告诉我是谁给你巧克力的。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个什么模样。我以前认得一个小姑娘,”他恳切地说,因为现在是孤注一掷了。“那个小姑娘也穿你这样的一条红裙子,她拿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大个儿给她的巧克力,也就是你吃的那种带刺的小圆球。后来这个小姑娘跟大个儿到树林里去,大个儿用一把刀子杀死了小姑娘。”
他陷入了沉默。姑娘还是不回答。她默不作声地瞪着他,眼睛睁得很大。
“安妮玛丽,”马泰依厉声叫道,“你一定得把事实告诉我。我只不过想看到你平安无事呀。”
“你是在撒谎,”小姑娘轻声地说,“你是在撒谎。”
这时检察官再次发火了。“你这个蠢丫头,”他大吼道,抓住了孩子的胳膊拼命地摇晃她。“你快说你知道些什么,马上说!”我们大家也都对着她毫无意义地乱嚷,因为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控制;我们也都摇晃那小姑娘,并且开始打她,巴掌象下雨似地落在这个倒在罐头与红叶之间的垃圾堆上的小姑娘身上,我们野蛮地、狂怒地揍她,又是尖叫又是大吼。
小姑娘默默地躺着等我们的火头过去,她似乎躺了许久,其实顶多不过几秒钟。可是接着她突然厉声地尖叫起来,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似人类,把我们都吓呆了。“你们胡说,胡说,胡说!”我们惊恐之下,放她走了;她的尖叫让我们清醒了过来,使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与羞耻。
“我们是畜生,真是畜生。”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时候,那孩子正飞奔着穿过空地往树林边缘跑去。“你们胡说,胡说,胡说!”她又厉声叫嚷起来了,那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们都以为她已经疯了。可是她径直地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去了——因为,万分不幸的是,海勒太太正巧在这一瞬间出现在空地上。这下子就什么都齐全了。海勒已经打听到了一切,当她经过学校时,老师把什么都跟她说了;我不用问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那苦命的女人站在那儿,紧紧地把啜泣的孩子贴在自己身上,瞪着我们,那目光和小姑娘方才用来看我们的一模二样。更精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她都认识——费勒、汉齐,还有那个检察官。这局势是既可笑又可悲。我们都窘态毕露,只觉得自己事情做得荒唐。这整件事就象是一出其糟无比的、演砸了的闹剧。“胡说,胡说,胡说!”小姑娘仍旧在不由自主地尖声叫嚷。“胡说,胡说、胡说!”这时,马泰依垂头丧气、不知所措地向娘儿俩面前走去。
“海勒太太,”他彬彬有礼地、实际上是卑躬屈节地说道——这样做其实也是很蠢的,因为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让这整个案子一了百了,把它一笔勾销,再也不提了,永远也不去说它,把我们的怀疑和问题都永远埋葬,不管那个凶手是不是存在。“海勒太太,我发现有个陌生人送巧克力给安妮玛丽吃。我有理由怀疑这就是几个星期前把一个小孩诱进树林去杀死的那个人。”
他的话说得非常精确,用的是那样一本正经的官腔,我几乎要忍俊不禁了。那个女人很平静,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接着她开口了,也和马泰依一样彬彬有礼,一样打着官腔。“马泰依先生,”她轻声说,“你收留安妮玛丽和我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找到这个人呢?”
“我没有别的办法,海勒太太。”马泰依回答道。
“你是一头猪。”那个女人平静地说,连表情都没有改变。她拉着她孩子的手穿过树林往加油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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