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如何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棋子
皇甫一琢 2017-01-03 [url=]投诉[/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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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莫斯科-延安-西安-南京四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他可以自由回国了。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这对情侣就是蒋经国与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蒋经国此时在苏联的金矿,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着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至1936年9月,他的副厂长职务解除。而此时远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已开始酝酿全面侵吞这个民族。 苏联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就高明现实多了。“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其外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蒋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将蒋介石劫持。斯大林想:失去蒋介石,中国将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以和事佬的身份,由延安去西安调停。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介石的心情渐平静,似乎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蒋有所指示,并与蒋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蒋介石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是出了名的。提到经国,蒋才把“板起”的面孔收起,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介石,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延安、西安、南京四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可能只有汉朝的苏武才有此体验。  没事多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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