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句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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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郭老七”的故事。
　　话说文革后期，句容城西大街上，经常出入一位着淡蓝色中山装，紧扣风纪扣，手拄黑漆拐杖，留一绺山羊胡须，面貌亲切慈祥的老者，此人就是郭老七。
　　郭老七具体姓名已少有人知，大家所知道的，他是郭纲琳的七叔，据《句容文史资料》记载，曾经对郭纲琳的革命思想产生过启蒙作用。据传，此人曾任民国时期河南某县县长，也有可能被解放区的人民管制过。不管何须经历，总之，他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回到了句容。
　　郭老七回句容不久，很快便成为从鲜鱼巷口到西关（今葛仙湖南大门附近）一条街上的名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旦出门，他的身边总要围上一群快快乐乐的孩子们，与他追逐逗乐子，什么与小孩子“躲猫猫”啊、让小孩子猜迷“刮鼻子”啊，有时还跟孩子们半真半假地要东西，作为条件，他会唱一段样板戏，或表演一个小节目。他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也许是有意找乐，一段时间他经常去现在一小附近的原“句容饭店”，讨些油条、油饼，或者让人冲一碗酱油汤喝。自然，钱是不会付的，所可以交换的，不过是在服务员和孩子们的起哄下，拍着屁股，舞着拐杖，去扭一段自创的秧歌，或者诙谐地唱几段革命歌曲。当有人让他说一些毂段子的时候，他便会笑盈盈、慢腃腾、很礼貌地鞠个躬，然后在一群孩子们的簇拥下，选择离开。
　　郭老七有一段时间寄居在西大街一所老式院落的一间厢房内，与他厢房相对的另一间厢房，是解放后第一位“民主县长”赵治和发妻的住处，也算“门当户对”。赵妻是个瞎子（因掩护江宁抗日组织致小孩惊吓夭折后急的）。一日，二人不知何事，你来我往竟争吵了许久。看看差不多了，郭突然把身子蹲了下来，用两只手在腰后轻轻地拍打着左右腚，很和蔼地直说：“好喽，我给你赔礼道歉喽，－－－好喽，我给你赔礼道歉喽－－－－”。争吵霎时中止，旁观者却在忍俊不禁。
　　郭老七对家里大概是很严格要求的。自与赵妻争吵不久，便搬出了小院，住到路对面另一所老式院内。有一阵子，河南的两个侄子来看他（都有四十多岁的样子），他硬是要他那两个侄子把他原来住的地方打扫打扫，而且是要如他着装那样地整洁，尽管他有大半年没到他那原住处走一走，看一看了。结果，两个侄子忙活了一天，竟挨了他的骂，理由是，“没见你们衣服是脏的，你们打扫的不用心！”而究竟打扫的效果如何，他到底也没去看看。第二天，两位侄子没办法，再到那间厢房里，干坐了一个上午，然后向邻居讨了些锅底灰，在白背心上抹了些。事后，据那两位侄子说，老头儿很满意。
　　后来，郭老七搬到西门外去了，再后来，这位笑对沧桑的老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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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治和的一件小事
我没见过赵治和，只知道他曾是句容县的爱国民主人士，官至县长或副县长。
听说赵治和出生在郭庄（？），家中富有，但他挺“胎气”，在抗战时曾经多次出钱为新四军提供军火什么的，是个有功人士。
我只听说过赵治和的一件旧事，但印象很深。
有一次，某乡民到街上赶集，买了一口大铁锅。大铁锅很不好拿，他只好将锅底朝上，再用双手反举着顶在头上，慢慢前行。
此时，对面过来一个挑担的乡民。那时，乡下人用的多是桑木扁担，扁担的两头还包着长长的铁角，一是防裂，二是好随时直插在土地上。
由于两个人都不小心，咣当，扁担尖竟戳到到铁锅上，顿时，锅通了。
这一来，举锅的乡民不依了，硬要挑担的乡民赔钱。挑担的乡民当然舍不得，就拼命辩白自己是无过失的一方。于是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劝不开。
此时，赵治和正好从此路过，他听说此事后，和蔼地劝两个人不要吵，然后自己掏出几块钱来，亲自买了一口同样尺寸的大铁锅，递给锅主，算是替挑担的赔他的。这一来，两个吵架的都很不好意思，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赵治和老先生如果还活着，还在担任句容的要职，该是句容人多么荣幸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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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句容大妈们嘘唏的一件旧事
1979年初，南京中山陵。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袖戴黑箍，手捧一大大的镜框，边走，边喃喃而语：“阿英（？），我们又来到中山陵了。你好好的看看啊……”游人顿时被老头的这种行为震惊了。大家都猜想，这老头一定是带着他已故老伴的遗照，来作一次特殊的旅游了。
此人名张云鹏，是原句容县京剧团的一名老演员。
张云鹏本是无锡人，原先在当地的一个私人戏班里当演员。其妻本是当地最红的花旦之一，与姚澄（叶圣陶之儿媳，叶兆言之母）齐名。
1954年许，国家号召艺人下乡，张云鹏所在的那个戏班子的全体人员都积极报名，集体迁入句容，并组成了句容县锡剧队。张云鹏的妻子很快也在句容红了起来，她的名字也被人淡忘了，句容人个个称她“小瘪嘴”。
“小瘪嘴”对句容文艺事业的发展实在功不可灭，别的不说，她能抛名弃利，前来条件甚差的句容，就让今人十分敬佩。
可是“文革”一开始，“小瘪嘴”就被当作句容文艺黑线的“三高”人物（高薪、新待遇、高职称）被打倒了，当地政府曾经对她的特殊照顾，也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其实所谓的特殊待遇，只不过每个月最多比人家多半斤糖、几两肉什么的而己。
后来，锡剧队被强行解散，演员们全被下放至方山茶场等地，改当工人。“小瘪嘴”只能拿一二十元的生活费，还被内部监督劳动。
1978年底，“小瘪嘴”等人才遭大赦，重返句容。
某日，“小瘪嘴”忽接到县文化局的通知，大意是为她恢复名誉，补发所有被扣发的工资。
当晚，“小瘪嘴”捧着通知，时而嚎啕痛哭，时而开怀大笑。是夜，竟突发脑溢血，不治而终。
张云鹏突丧爱妻，自然更是悲痛万分。不久，他就携着妻子被补发的工资，带着妻子的遗像，独自前往“小瘪嘴”生前想往的一些地方。每至一处，他都向好奇的观众痛诉一番爱妻的不幸，惹得观众们泪水涟涟。
如今，张云鹏早己作古，他的那段往事也鲜为人知了。
（补记：张云鹏与“小瘪嘴”婚后未能生育。几年后，张云鹏退休，回了无锡。后来他结识了一个女戏迷，结婚否我就不太记得了。不过这一来又得罪了句容的大妈们，认为他对“小瘪嘴”的感情掺了假。那时的句容老人，对老年人再婚是很反感的，远不像现在这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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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瘪嘴”如有儿子在句容，那就是我记错了，得向他致歉了。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因为张云鹏退休后就回无锡去了。
“小瘪嘴”是不可能有盒带留下来的。你们想想，她死于1978年许，磁带录音机至少在1985年许才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只有钢丝录音带。而那东东价钱很贵，当时全县只有县广播站才有一台。即使县广播站为她录过音，后来谁还敢保存？再说当时的钢丝录音带也很贵，广播站也得反复抹掉声音，重复使用的。
“小瘪嘴”来句容后虽红过一阵子，但好景并不长。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我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多端，先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连饭都没得吃，哪有钱和心思去看戏？后来毛反对在舞台上出现古人和死人，全国不再许演古装戏；再后来遇到“文革”，“小瘪嘴”率先被打倒。
尽管“小瘪嘴”曾与姚澄齐名，但“人离乡贱”啊，她一离开无锡市，就注定她根本无法再能像过去那么红了。句容并非说无锡话的地方，即便有不少老百姓喜欢她，但在南乡，更多的人爱看河南的花鼓戏或豫剧；在北乡，又有更多的人爱看扬剧或淮剧。从这点意义上说，“小瘪嘴”当初选择来句容，或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文革”后，句容先是成立了京剧团，后又恢复成立了锡剧团，再后来解散了京剧团，再后来改锡剧团为黄梅剧团，再后来黄梅剧团也散了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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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庄的故事，
1、句容、溧水、江宁三县交界处，有一口塘，旧时归三县所共有。比如里面的鱼打上来了，三个县的村民都要共分。分得不均，还要打闹一番。
清时有一天，某县有个乡民来到塘边，一看，不得了，里面有个浮尸！此人是被杀还是自杀？谁都说不清，只好报官吧。
县官来了，一看，不高兴了：这口是三县共管的，有鱼都得大家分的吃，如今里面死了个人，凭什么要本县来管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他是自杀，我管了，也得出个棺材钱吧。不干！于是叫地保拿来一根竹竿，将尸体撑到其他县的塘界去了。
其他两个县的县官先后接到当地的乡民报案，也来了。他们心里想的，也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县官想的一样。于是也让当地的地保用竹竿把尸体往其他县的塘界里撑。
可怜那口尸体就在塘里打转转，一直转到烂，也没一个县肯收尸。
如此扯皮事，实在闹得不像话，让知府晓得了。他不得不下了来。
此刻，那尸体还在塘里打转转呢。
知府来火了：“你们三个县，一个也不要扯皮！大家都出点钱，把他给葬了！”
“喳 ！”
此案就这么了决了。
后来知府一想：今后这口塘里要是还出什么事，几个县还得扯皮！得，我就做个主，把这口塘划给江宁县得了。
从此，这口塘就归了江宁。
从此，句容人和溧水人就吃不到这口塘里的鱼，也用不上这口塘里的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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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军即将冲陷天京时，洪秀全一看自己没得戏好唱了，只好在天王府内服了毒，见他的天兄去了，也不管他亲手所建的天国怎么办了。他死后，就葬在南京天王府第一进大殿的左侧。后来被老曾刨出尸来焚后扬了灰。
顺便一说，建国后不知文人们为什么要替他避这个讳，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说他是“病死”的。再顺便一说，有人在上一贴引出中国通史，称张献忠在四川没杀过多少人，其实通史也是在替张献忠粉饰。因为一直有人认为“长毛”、张献忠、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军”，而说农民起义军干坏事，会有“影射”、“污蔑”之嫌。
可怜洪秀全的儿子、小天王洪福什么的当时才十三四岁，在一小班忠臣的的血搏下，勉强逃出天京，路过郭庄镇。他们又饥又渴，忙窜到一户人家，花了点钱，请人家做了一顿饭，填了一下肚子。
据光绪县志事后载，那户人家当时并不知道来者是谁，只知道他们来头不少。其中有许多十三四岁的娃娃，一色打扮。
小天王在郭庄吃过饭后，又往溧水方向逃，后来在安徽境内被捕，再后来全被押回南京或押至北京，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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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

方山海拔209米，是秦淮风光带主要旅游景点。它的历史始于五百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至今山顶尚存火山口遗迹。也正因为这独特的开始，其姿态有别于江南丘陵典型的山林风貌。奇兵突起一般直接从平原拔将出来，孤悬于江宁东南，大约8平方公里的巴掌地盘，却生得法相端严，不但峰顶平直，且不论从任何方向看去，都是那么方正，是故得了“天印山”的雅号。此山历史上久负盛名，不光遗存史迹名胜众多，如仙人棋、石龙池、海慧寺、八卦泉、葛洪炼丹处、秦始皇登临处等，又因达摩祖师曾在此开坛说法，更让方山中的那座定林寺，成为和嵩山少林寺齐名的佛家胜地。

然而由于专业局限的缘故，一向孤陋寡闻，过去不说没注意过方山，连名头都没听过。对我而言反倒是定林寺的斜塔，比方山更知名些，那可是世界第一斜塔，与之相比，比萨和虎丘斜塔斜度能算个球。直到今年狂啃太平天国历史，才对方山有了点基础概念。自从知道忠王李秀成被俘于此，方山便大不相同了，顿成了某种象征。即便早就盘算了想踏勘一下南京城的太平天国遗址，倘若时间和精力不济，什么计划都可以放弃，唯方山必须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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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座荣辱交织的山。
李秀成潜入方山摆脱追兵后，凌晨时分人困马乏，在山中破庙暂息。为宽衣纳凉，随手将绑缚在背上的包袱挂到树上。阖目未久，突遇山民，欲闪避却被众人追上。之前李秀成曾经开簿造册，多次拿私钱发放银米，救济民人。江宁的百姓，尤其是穷人，当初大多受过他的恩惠，去忠王府领过钱粮，所以别个天朝的王爵或许因为常在深宫内院，不曾与民人照面，忠王李秀成却是人人认得。而今天京变做了人间地狱，充斥着抢掠烧杀，即便是声名赫赫的忠王也挡不住国破城亡的来临，连续厮杀征战了一日两夜，这时水米未进，更是憔悴。众人大恸，一齐跪地痛哭。感念忠王平素恩义，拥他下山，要助他乔装逃亡。李秀成感动之下，欲取珠宝馈赠，领众人回山上取包袱，这才发现树上的包袱不翼而飞。至荣至辱，俱在一心，倘若他当时执着于威仪，安然接受山民掩护，离开危境，丝毫不思酬答，也不至为取那些珠宝，即刻又上山去。慈军爱民是李秀成一贯的风格，若无此情结，哪至于耽搁了那宝贵的一天？思之不胜唏嘘，人有情时天无情，天意固不可测，性格也是命运。

那是一座背信弃义的山。
出于对山民的信任，李秀成继续留在了方山上，却不知山民之间已起风波。掩护他的那拨山民寻访获知，忠王失落的珠宝被另外一伙山民拣得，便去讨要，对方言明这是天朝首领的财物，别人肯定没有，既然知道有这东西，还想来分，说明已经执获这财宝的主人，带他就明白存有私心。如此两下争执，走漏了风声。又是一个清晨，李秀成在池边洗漱时与上山砍柴的王小二邂逅。这一次他没有闪避，更不曾戒备，他要躲避的是清军搜捕，而这人看起来同样也是个勤劳的穷苦山民。然而王小二下山后，便向村里的陶大兰透露了忠王行踪。陶大兰是个龙胜帮龙，虎胜帮虎的小人，当初也曾向天国效顺，这时则为了获取意想中必然可观的赏金，打起了新的如意算盘。他叫来了七八个人，在王小二的引领下，上山找到了忠王。李秀成已经与王小二打过照面，对他引来的这群山民没有丝毫怀疑，他以为方山里的山民都是一样的淳朴，不会有害他之心，却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竟会被他所深信的山民骗下了山，绑缚交给了清军。

那是一座能够令人蹈死无悔的山。
李秀成一再被他所信任的人辜负，背弃，乃至最终被他曾倾力保护的人出卖，然而毕其一生却始终没有改悔，甚至对此被人一再利用的仁恕，没有表露出任何遗憾，留下的只有自豪。他在自述终了也没提及出卖者的名字，倒是身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提了一笔。也亏得有了这段记录，才让人得以了解之后的戏剧性结局。陶大兰出卖了李秀成，可并没有在萧浮泗营中得到他想要的赏赐，反被这个更为贪婪的清军将领严刑逼供，以获取可能被这个奸民吞没的忠王财宝。之后更是株连追查他的亲属和同村之人，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清军，方山脚下的那一村人逃了个一干二净。然而故事并没有止于此处，否则就方山的这段历史而言，便只能剩下对英雄辱于伧人之手的扼腕叹息。

李秀成被俘之后，另有山民出于义愤，潜去萧浮泗的营盘。他们把萧浮泗的亲兵杀死，丢在了河里，权当替忠王报仇。曾国藩将此事与降人陈德风给牢笼中的李秀成跪安一事并提，一齐写入奏折，向朝廷阐明不宜献俘，力主速杀的理由：李秀成的军望民心尤在，不杀难保不出乱子。据此可以说，李秀成生于民心也死于民心。他在天朝的威望来自民心，他被天王和同僚猜忌也因为民心，他的被害之源还是在于民心。不过这一点他自己不悔，旁人也就不必多情，生出多余的惋惜感叹来。因为他死后还能被当时民人感念，被后世民人纪念，依然建筑在风雨无蚀的民间口碑基础上。

这个独特的农民起义将领，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卓越军事家被载入各种史册，可至今在民间流传的有关忠王的民谣与事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着重刻画的都是他的仁心而非军略智谋。即以“忠王释鬼”为例，李秀成在苏州拙政园办公期间，下令拆去了一座碑坊，那本是为镇压投湖而死的女鬼而设立，旁人以为不吉不祥，李秀成却道：“生而为人之时定因不幸，所以才会投湖自尽，寻找解脱。死了何苦还镇住她鬼魂，不还其自由。正当酷暑炎热，不如放其出来，也好给个机会透气纳凉。”倘若传说为实，则表明李秀成对他者充满怜悯体恤，无论对人还是对鬼的态度，殊无分别。哪怕仅以传说视之，“忠王释鬼”的含意，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仁者的阐释。

方山是李秀成走向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起点，那一段历程乃是攀往更高的颠峰。任何诋毁和歪曲在此高度下都会变得无比荒谬，毕竟方山是方正的天印，自会用它独特的方式给这段历史打上一个尾戳。

曾国藩以操练湘军在军事方面起家，声名远播，至今其人其言其文其传都是畅销热门的话题，他在近代史的历史地位摆在那里，不容忽视也不可能被忽视。政治立场不同，服务的政权不同，与他其它方面的功业相比，坚持诛杀李秀成倒不算什么十恶不赦的事。然而在与方山相关的部分，关于李秀成的被执，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传说版本，读来颇为耐人寻味。

那个版本的忠王李秀成在城破之后，牵马匹带童子携财宝，逃亡到方山之上，不幸迷路。这时遇见了八个樵夫，忠王便求助于他们，希望他们指明去湖州的途径，许以三万金酬报。八樵夫深知忠王往昔仁义，一口允诺，接下去安排出奔事宜，让他在方山暂避风头。其中一樵夫懦弱而又贪婪，家中有一兄弟在清军里当差。于是他暗中向清军告发了忠王的藏身地点，忠王因此被执。另外那七个樵夫归来发现后，一怒之下杀了那个樵夫，又跑到萧浮泗的营里，杀了那日捉拿李秀成的亲兵给忠王报仇。曾文正公派人查处此事，那七樵夫毫无惧色，对此供认不讳。曾国藩感其高义，不予追究，反赐一百纹银嘉赏，那七樵夫坚辞不纳，绝尘而去。

李秀成被执的那一段故事，在这里变成了充满演义色彩的传奇。传说固然会有夸张，但变异到这样的程度，便不仅仅是个传奇故事了。这个版本久在民间流传，甚至被录入了湖州的地方网站，作为湖州的民间传奇收录。仔细想想，不难从中找出传说背后的意义。

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几乎被视作一代完人。然而文人墨客想要进一步美化他，最终居然要拜托他死敌李秀成的声名，才能完善他某个方面的缺陷，以便和“曾剃头”的绰号对决。另外民间传说最终来源于民，山民也需要完善山民的口碑形象。这个传说中对那七樵夫的拔高渲染，无疑是另外一种平反。

因出现奸民，出卖忠王的历史，仿佛也有将方山之民俱都陷入不义之虞，不如此将历史事件稍作修正，方山百姓便要感到委屈了。于是不义的山民，无论是据当地调查而得知的七八个，还是根据忠王自述所论证的两个，在此统共变成了一个——再少就没人出卖了，总不能说李秀成是自首的。至于那个直接导致忠王藏匿方山走漏风声的民家纷争，在这传说里也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不见了。仗义和疏财必须一体，怎么能有仗义但不疏财的山民呢？何况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些可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现在这传说多好，都是仁人义士，总共只有一个不争气的坏人，连杀了李秀成的曾国藩，都知慕高义而纵樵夫呢。

变来变去，最后反倒叫某些号称史家的，在忠王被俘的这段都寻出了他爱财的证据来，但凡正确的实践都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李秀成没跑了就因为携带了大量的财宝，所以连马都累趴了。那样一来，便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理论对应上了，还能不正确么？

方山无嗔，默默地观望，它才是最忠实的见证者。
想要问津这段历史，岂可不去问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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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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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说法的根据更加可信。洪秀全逝世存在多种因素综合致死的可能。综合分析洪秀全当时的饮食、生理、心理诸方面的状态，诊断其死因，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洪秀全 洪秀全之死
（一）死期之谜
太平天国领袖天王洪秀全在天京陷落前一个月逝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根据两条线索：一是天京战场方面曾国藩的奏报，以及在天京被俘获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的供词；二为江西巡抚沈葆桢在歼灭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洪仁\余部后的奏报，以及在江西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的供词。两条线索都为洪秀全之死提供了重要证据。
曾国藩方面在洪秀全逝世不久很快便得到这一消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泉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廿日）。逆子洪督权实名洪福真云云，已于本月初三（彼中之四月二十四日）接伪位云云，未知确否？[1]
天京陷落后，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公元1864年8月8日的奏折中说：
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终年不用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2]
这说明曾国藩的消息来自于天王府内一个姓黄的宫女，日期确定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即太平天国天历四月十九日、公元1864年6月1日。
在天京陷落后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是这样记述天王死事的：
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侯，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去。[3]
李秀成在这里两次提及“四月二十一日”，即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这样便与曾国藩奏报日期不符，故曾国藩将李秀成原稿的天历“四月二十一日”窜改为阴历的“四月二十七日”。
至于沈葆桢根据江西太平天国被俘诸王供所缮的奏报，则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他在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公元1864年11月11日的奏折里这样奏报：
据供原名洪天贵别称洪天贵福…系洪秀全长子…今岁四月十九日洪秀全伏冥诛，二十四日该逆遂袭伪号，所供日期尚沿伪朔，实则洪秀全死于四月二十九日，该逆窃号于五月五日也。[4]
这份奏稿说明沈葆桢认可了洪天贵福所供天历四月十九日为洪秀全死亡日期，尽管他在把天历推算成阴历时出现错误。
江西太平天国被俘诸王，以幼天王洪天贵福供词对天王死事叙述最详。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一：
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来总未见他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宫来葬的。[5]
在南昌府的供词：
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尸身未用棺木郭 ，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6]
另有在江西的抚衙门供词：
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7]
又有一件他的亲书供词：
老天王是我父亲，于本年四月十九日升天，廿四日众人尊我登基，叫我幼天王。[8]
洪天贵福供词多次指称天王死于四月十九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64年6月1日。
先洪天贵福被俘的干王洪仁\和昭王黄文英，所供与幼天王相同。洪仁\在席宝田军营的亲书供词说：
四月十九日老天王升天，二十四日幼天王继位登基。[9]
另有洪仁\在南昌府亲书供词：
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10]
昭王黄文英的一份在南昌府的供词也提到天王死事：
据黄文英又供：那伪天王洪秀全系今年四月十七日在南京病死，传说因发肿病死的，有的说因为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今年有伍拾贰岁。[11]
只有一位与洪仁\等同时被俘的誉王李瑞生，供词与以上诸王说法有出入。他说：“四月二十日，洪秀全病故”。[12]但此人始终不是太平天国核心领导人物，所供想必为道所途说，故可以忽略。
可见，无论清方奏报还是太平天国诸王供词，几乎都认定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天历四月十九日。但李秀成自述原稿发表后，由于李秀成两次提到天王死于天历四月二十一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元1864年6月3日，而且此处经过曾国藩的窜改。故学界对洪秀全死事引起争议，其缘由盖出于李秀成自述与其他说法不同而致。所以有必要做一番考证。
沈葆桢奏报6月1日是根据幼天王供词。幼天王供词应该可信。作为嗣君，幼天王最有可能且最有理由出现在天王临终时的现场。幼天王不仅多次提及“四月十九日”这一重要日期，而且他还反复提到天王是在四月十日开始卧病不起的细节，以及天王死后的丧葬情况。所以幼天王的供词应该是最直接和最可信的。至于干王洪仁\，洪秀全逝世时他并不在天京，他对天王死事的了解自然来自于从天京逃出的幼天王。昭王黄文英作为幼天王在江西的主要辅政大臣，他的供词也出于幼天王。可见，江西清方官员对洪秀全史事相当重视，分别审讯了幼主等，有的还反复审讯，不仅有口供，而且有笔供。因此，江西方面提供的关于洪秀全逝世的资料应视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不宜轻易否定。
而曾国藩奏报初来自探报的四月二十日，后又出自黄姓宫女的四月十九日。前二者虽有一天出入，但既然来自于探报，所报也算基本准确。黄姓宫女所云是曾国藩奏报的唯一消息来源，而且后来曾国藩正是采黄姓宫女的说法窜改了李秀成自述的日期。这样黄姓宫女的身份是否可信，则成为曾国藩奏报可靠程度的关键。曾国藩说黄姓宫女是道州人，且参与掩埋洪秀全尸体。考道州是太平天国军兴时期经过的一个重要城市，在那里确有大批男女群众加入太平军，所以身为道州人的黄氏成为天王府宫女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幼天王供词也提到天王尸体是女官埋葬的，这说明宫女黄氏有可能参与埋葬洪秀全尸体。所以黄姓宫女的身份是有一定根据的。这样当曾国藩见李秀成自述未提到服毒情节，便依黄姓宫女说法将自述改为“服毒而亡”，同时也把日期一并改过，即把自述的天历“四月二十一日” 改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13]
李秀成自述的“四月二十一日”与幼天王的“四月十九日”差了两天，但忠王自述没有提到他在天王临终时在他身边随待。忠王在自述中多次详细描述了他与天王关系的重要事件，可以设想忠王如果确在天王临终的现场，他不会漏记这一重要时刻。可见忠王更大可能是事后才听说天王死事。幼天王在南昌府供词，对天王死后的权力分配提供了如下信息：
王长兄信王洪仁发、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们就于四月二十四日扶我接位为幼天王。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14]
幼天王的叙述说明忠王李秀成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掌权的四人是洪氏兄弟、幼西王以及一个为洪秀全宠幸的半人半神的沈桂，而洪仁达更控制了财政和官吏任免两项大权。至于让李秀成总管兵权，也无非是洪秀全在位时利用他的愚忠令其守城政策的继续。李秀成自己也说：
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留，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事，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15]
他又说三月底，四月初时，洪秀全“已病甚重”，他则“在东门城上”。看来李秀成未能与重病的洪秀人谋面。
由此可证明，被天王疑忌的李秀成完全有可能被洪氏兄弟等排斥在天王临终的现场，所以他更可能是事后才听说天王死事。他所说的“四月二十一日”自然比幼天王的“四月十九日”可信度要差一些了。
综上所述，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说法的根据更加可信，李秀成的说法看来是事后获悉的，不是第一手的现场目击资料。如果以李秀成的说法否定南京、江西两个渠道的现场目击资料难以成立。

（二）死因剖析
洪秀全究竟是因病逝世还是服毒身亡，史学界也有争议。据赵烈文自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十九日病死”看，曾国藩开始是认为洪秀全因病逝世的。攻破天京后，根据黄姓宫女口供，曾国藩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作为洪秀全死因向朝廷奏报。李秀成自述则说“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去。”沈葆桢没有说具体死因，洪天贵福、洪仁\都说是病故，而黄文英则先说“发肿病死”，又说“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可知在太平天国内部对天王死因也有两种说法。
其实，洪秀全逝世并不是单一因素致死，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首先，因病逝世的说法证明材料很多。幼天王多次说天王生病，洪仁\说天王“卧病二旬升天”，但他们均未说明具体病因。李秀成说“因食甜露病起”。据李秀成自述，天京被合围后发生粮食危机，天王洪秀全带头食“甜露”以解粮荒。而所谓“甜露”无非是“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而且“天王久日宫中俱食此物”，[16]亲自垂范。这样的饮食绝对会有损天王的健康，造成营养不良。黄文英所说“发肿病死”，就很象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更何况天王还有其他不良饮食习惯。幼天王就说他：“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还说洪秀全“不吃猪肉，并不准众人吃酒”。[17]不食荤食不饮酒，饮食结构虽略显单一，可并不为过，但好吃生冷食物和油煎蜈蚣这样的难消化的食物，则决不是良好的饮食习惯。这些和食“甜露”引起的营养不良，都将加剧洪秀全的死亡进程。
其次，服毒自杀的说法也绝非子虚乌有。曾国藩根据黄姓宫女口供所做的“服毒身死”的结论在太平天国史学界影响很大。在太平天国方面，黄文英供词在提到“发肿病死”的同时，也提到“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可能。黄文英在天京陷落时尚在湖州，想必他是听跟随幼天王逃亡到湖州的太平天国官员说的。由此推断，天王死于服毒自杀的说法在天王逝世后就在天京城内流传 。这样黄姓宫女所云“服毒身死”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洪天贵福、洪仁\未提到这样的情节，或许有避父兄讳的可能。
实际上洪秀全面对天京被合围的危局已生绝望心理。李秀成所说“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说明洪秀全对自己的生命态度十分消极。作为一代叱咤风云的农****动领袖，洪秀全以这样消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和天国大业，这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黄文英所说“调兵不动”也是事实。那时太平军各路人马都因天京无粮而不愿援京，洪秀全因此焦虑甚至绝望，也完全合乎情理。
所以，洪秀全逝世存在多种因素综合致死的可能。因饮食杂乱患病中毒、有病不医治不服药、心理焦急绝望，遂走上人生末路。病死，慢性自杀都可解释死因，危城之中，各有说词，形成诸王自述、宫女供词、各方奏报中产生相异的说法，造成史界因采信不一，难有定论。看来，综合分析洪秀全当时的饮食、生理、心理诸方面的状态，诊断其死因，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 洪秀全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天国末期政治军事局面崩溃的缩影。

穿越梅岭

有关太平天囯的话题，本当中止，以留出版面，让逛客和其他网友多写点野史趣事。这两天，咋不动静？
为顶贴的需要，还是说道两句。

1、本人不奉历史虚无主义，但本人对清史的一些记载，确实是不敢苟同的。历朝历代，“官逼民反”成为规律。“官”是谁？正统社会的代表！“民”是谁？据《说文》解释，芒刺扎眼，为民。（尸形为目，七形为刺，为会意字）。历史上，文字是为正统社会“士”人所垄断的，多数时期是为正统社会（这里咱不说统治阶级）服务的。
2、用《中国之友》主笔塔郞脱于1861年发表的报章标题来说，满清王朝此时是《邪恶腐败的中国政府》。太平天囯之所以被史家称为革命的萌芽，主要是起义思想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农民起义，可以说除后期外，它与清政府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它的后期衰败也正是接受了“正统社会”糟粕的结果。太平天囯借用民间“巫术”，崇拜上帝，排斥儒教，焚烧庙宇道观，反对“士人”（文人，通俗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结果是招致了文人们的普遍嫉恨。明清以降，那位霸村姑却谎称遇狐仙的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显学－－“理学”的盛行，自然也诱惑了视“正统”为天理的普通民众站在了太平天囯的对立面。－－尽管这种对立的结果却是“曾剃头”的“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一个站在对立面的记载，可信度多少？不说“诬蔑”，“矫枉过正”也是情理中的。
3、太平天囯史宗师罗尔纲先生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考证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主要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同样是本人上贴英国商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太平军后期的确夹杂了一些清军的降兵和品质不高的游民，而“太平军”对平民的侵害和破坏，绝大部分为此类人等所为（李秀成供状也说，胡乱掠杀的，主要是投降的原清军将领的部队），正规广西部队将领对于乱杀乱抢行为的兵士是处以“枭首”极刑的。而且，太平军所镇压的村民，主要是协从清军作战的村民（练勇？湘军、淮军其实也是由村民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满清文人，一方面讳言胜利者的暴行，一方面又对造反者施以苛责，是哪家的逻辑呢？
4、最近有一“学者”积为曾国藩翻案思潮之大成，洋洋洒洒，陋据几本伪书，写就《太平天囯杂说》，走“影射史学”的路子，以迎合海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趣味，多少使太平天囯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史学观、史学分析方法的争论，本人学浅，不敢诓论。这里，可以说一个现象，以证口口相传之误。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杯水”被多人相传成了“一桶水”，“一个人”后来成了“一营人”，“掩护过新四军”后来都被传成“救过陈毅”－－那些说“长毛”杀人的故事，不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老太爷在世时说：“长毛那会儿，杀得人多唵！”（这时的杀人者并没指向“长毛”，而且谁也不敢说是清军）；爷爷辈就会说：“长毛造反喽，杀的人很多！”（指向也在两可，只是时间概念模糊了），到父亲辈就会说：“长毛杀人累堆喽”，传到孙子辈的印象就是：长毛杀的，真是天昏地暗！
5、在我童年时，老一辈说到“乌饭草”的典故，往往会顺带来一句：“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在劫也难逃！”－－甚至有的老人还会把这个“数”理解为“树”，说某个黄巢朋友为了躲避黄巢的杀戮，藏在了一个大树中，结果还是在黄巢试刀时，给切了。黄巢真杀了八百万？哪个老百姓也不会去考证，不过聊作谈资。但如果以这个传说去坐实“贼”的虐杀无数，岂不贻笑大方？有人曾经依据清朝正史、野史的记载细细地计算过张献忠的杀人数量，结果是：“把全中国的人口都杀净了！”－－可笑吧？　还有，近在眼前的事例也可以帮助判断，国民党也曾发放过《剿匪手册》，也曾说教“P－C共产共妻！”“P－C杀人如麻”－－－是这样的么？而卫立煌在鄂豫皖大造“无人区”，当时的那些正统社会的文人又为啥不去记载，不去指责呢？
　　实际上，一个常识告诉我们，一支弱小力量，如不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势力是难以坐大的。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决定了它的亲民行动。
6、上贴说洪天贵福路过郭庄庙，目前确不敢说是信史，但从太平天囯的宣传方式、天京突围的路线来看，可能性也是有的。可惜，世无陈寅恪，谁也没有论证柳如是那样的本领了。

穿越梅岭

可以设想，当“长毛”将至句容、县官不得不逃遁时，句容就已形成了两派（在任何一次政治大风暴来临时，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会出现如此状况）：
第一派：地方财团组织的自卫组织。这一组织所打的旗号总是“保护地方安宁”，其实是不想让有钱阶级的利益在动荡之中受损；
第二派：乌合派。这一派人多为当地的穷人、含无赖、流氓。他们非常渴望通过那场政治风暴改变自身的命运。但他们的和力量通常不如第一派那么强大，只能借助外力进行造反。
这两派都会在关键之时寻找有力的支撑。
一般来说，乌合派更具社会的破坏性。因为他们没有家业，“无欲则刚”。相反，第一派的破坏性则相对小一些。他们之所以不肯进行过多的破坏，是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产。
地方自卫组织与官府是天生的盟友，乌合之众通常与必须借助外力才能起事。因此，地方自卫组织先要杀乌合派的首领以儆百，乌合派往往逮不到自卫团的首领，只能杀他们的家小报复。于是冤冤相报，全都杀人如麻。
    事后，谁胜利了，便说另一方是“匪”。于是一些文人在官方的授意下，便著书立说，加以证明“匪”的凶残。而另一些文人只好写些笔记，作为野史，留给儿孙。

水烟

闲过信陵饮

穿越梅岭 发表于 2015-7-10 08:42
　说一下“郭老七”的故事。
　　话说文革后期，句容城西大街上，经常出入一位着淡蓝色中山装，紧扣风纪扣 ...

历史给了一个老人身上太多猜测的可以性
这样用笔，极好

闲过信陵饮

穿越梅岭 发表于 2015-7-10 08:43
赵治和的一件小事
我没见过赵治和，只知道他曾是句容县的爱国民主人士，官至县长或副县长。
听说赵治和出 ...

所以，受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并无不好

闲过信陵饮

穿越梅岭 发表于 2015-7-10 08:43
最让句容大妈们嘘唏的一件旧事
1979年初，南京中山陵。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袖戴黑箍，手捧一大大的镜框 ...

十年生死
情之如此
唏嘘而已

闲过信陵饮

穿越梅岭 发表于 2015-7-10 08:44
关于郭庄的故事，
1、句容、溧水、江宁三县交界处，有一口塘，旧时归三县所共有。比如里面的鱼打上来了， ...

这个事儿，好象我看过

穿越梅岭

闲过信陵饮 发表于 2015-7-10 09:23
十年生死
情之如此
唏嘘而已

這個小癟嘴的事是真實的，我們句容我父輩到我們這代，都看過她的戲，老戲骨啊，可惜生不逢時。

无为公子

梅岭老师对句容的文史颇有研究啊，学习了。

无为公子

听先辈人说，我的祖上是为天王扛旗的。

无为公子

南京城破之时，用旗子做成类似风筝的样子，从城楼上跳下逃生的。

青芜

原来句容有如此深厚的历史背景啊

青芜

梅老师真是有心人

穿越梅岭

无为公子 发表于 2015-7-10 14:50
梅岭老师对句容的文史颇有研究啊，学习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穿越梅岭

青芜 发表于 2015-7-12 11:04
原来句容有如此深厚的历史背景啊

句容从西汉时候就开始建县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

穿越梅岭

无为公子 发表于 2015-7-10 14:54
南京城破之时，用旗子做成类似风筝的样子，从城楼上跳下逃生的。

在大動亂的時代，人命如蟻啊。

穿越梅岭

闲过信陵饮 发表于 2015-7-10 09:18
历史给了一个老人身上太多猜测的可以性
这样用笔，极好

這個郭老七是烈士郭綱林的七叔吧。

穿越梅岭

句容有个了不得的“赤山老人”
　　　晚清时，佛门禅宗的四位第一高僧都云集于苏南，他们是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威仪第一），句容宝华山的圣祖（戒行第一），镇江金山寺的大定（禅定第一）、句容赤山的法忍（智慧第一）。
　　　法忍（１８４４～１９０５），东北宣化县人，俗姓郭，名本心。因为他曾经在句容的赤山結茅建寺，使得四方学僧风闻景从，所以佛门都恭称他为“赤山老人”。
　　　　法忍从上私塾起就喜欢拜佛，20岁时在本地的一家寺庙出家。他的师父只把他当作廉价的劳动力，天天逼他在庙田里劳作，从来不让他读经，还不时责骂他偷懒懈怠。法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怨无悔地干了六年粗活。一天，他在寺庙里偶尔找到一本残破的《般若经》，如获至宝，一有空闲就反复读诵，并且恍然有悟，于是立志出外参学。
   同治八年，26岁的法忍来到北京的西域寺受具足戒。他为了能得到一部《法华经》，就把自己的衣裳脱了下来与他人交换。在那里，他遇到了从鎮江金山寺来的常净和尚，并与他结为好友。
   　同治十一年，法忍随常净来到鎮江金山寺，连任了五年西单参头之职。他为了守“禁语戒”，从来不与他人說話。大定任金山寺住持后，升任他為首座。
  光绪年间，法忍来到陝西的终南山修习禅定，往往一连数日不吃不喝，不倚不卧。光緒十三年，法忍从终南山返回南方，途经句容的赤山时，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幽靜，就在山中搭起茅蓬住了下來。由于他此时的名望已经如日中天，国内的许多年轻僧人纷纷前来拜他为师，南京毗卢寺的住持印魁、宁波天童寺的住持八指头陀、常熟兴福寺的住持月霞、佛教滇藏支部的创始人溥常、《名山游方记》一书的作者高鹤年居士、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等等，都曾是他的弟子。由于山中所建构的茅蓬实在容纳不下，法忍就亲自率领着那些僧人，砍树伐木，采石砌墙，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赤山中建成了般若寺（一作真如寺，不过当地老人至今仍依习惯称其为“大茅蓬”、“小茅蓬”）。
  法忍在赤山上奉行佛门的各种清规，坚持做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曾经教导弟子们说：“你们在其他的地方修行，靠的是嘴說，来到赤山，只能抬石鋤土，靠一柄鋤头觅生活。”佛门中人都知道，来赤山修的是“苦行僧”。法忍每年都要在赤山上为众人讲经说法，名为“打七”，来听他讲经者不计其数，他就嘱人煮上一大锅飯，来者饿了就吃，吃了就入座，入座后就静心听讲，全无迎送的客套，大家无不尽力参究研讨，人人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深造。
  法忍博通佛门的各种经文，对《大乘要义》、《楞严经》、《法华经》等，更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还曾多次离开赤山，到湖北等地开讲有关经文，广受僧侣和居士们的欢迎。
  光緒三十一年，法忍在赤山得病，一日忽然当众流下泪来。他的许多弟子惊问他为何如此伤感，他说：“我是在伤感般若寺从此没有人了。”众人不解，纷纷问道：“我们都在这里啊，您为什么说还沒有人呢？”法忍說：“可惜你们都不是我所期待的人。”接着口占一偈：“世間好語佛說盡，何需老僧重說法？我死不生西方去，一念兜率回娑婆。”当晚，法忍圆寂，时年六十有二，著有《楞伽笔记》一书。他的弟子虚云哭道：“有雁悲鸣来北地。无人继席起南方！”

穿越梅岭

请各位瞧瞧，赤山出了个这么了不得的高僧，我们却一无所知，真是可惜啊！建议市宗教局积极筹款，在赤山恢复般若寺，让赤山也恢复为句容的一大名山！
　　赤山脚下的赵庄边，曾有铜泰寺，相传梁武帝曾来此修行过，当地人称，过去得“骑马关山门”呢。
　　山下曾有状元李春芳的衣冠墓。文革时，当地造反派把它给扒了。此墓可恢复之。
　　山下有“大鸡巴岗”（状如男性阴茎）和什么“沟”（状如女阴），是天然的“性博物馆”。听到这名字，小青年不让他来都难呢！

穿越梅岭

赤山老人”的弟子又把佛教传到云南去了耶
　　　光绪三十二年（1906），“赤山老人”法忍的弟子溥常法师，开始在常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和湖北莲溪寺主讲《楞严经》。以后讲经成为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年都要至少一次讲经会。
　　　这一年底，他与同学月霞法师，留学生桂伯华君，往日本讲经，考察各国宗教异同。在日本，他仍然讲演《楞伽经》，扶桑人士听他讲经莫不悦服。回国后，过天童寺，应天童寄禅长老、天台谛闲讲主及江宁李梅庵方伯之邀请，留阅藏经。
　　　不过溥常法师此时也在七塔寺接了慈运法师的法，成为慈老的弟子，取法名宏鉌。
　　　后来溥常住南京持毗卢寺，声望日高，皈依者众。
　　　民国初年，虚云和尚（也是“赤山老人”的弟子）听说溥常的事迹后，邀请他到云南讲经办学。溥常法师在云南住了五六年，创办了僧学校与演说团，成立了佛教滇藏支部，搞得云南佛教有声有色。他还在大理寺观音寺、昆明筇竹寺，举办了传戒活动，收到很好的影响，云南佛教开始变得富有生气。
　　　如此看来，云南的佛教徒，最多只能算是句容“赤山老人”的徒孙辈啊。

穿越梅岭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鱼会（后之点俱同）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杨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杨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斋（选自《广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