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 《流浪金三角》

失败的匈奴

第十一章　谲波诡云
1

    公元1950年秋天，时任李国辉复兴部队参谋长的钱运周从山外押回一群汉人，其中一个瘦高个青年，疑是奸细，严加盘问。不料这一问却引出一个大人物，他就是日后金三角大名鼎鼎的总指挥雷雨田将军。

    刚进金三角，我迫不及待提出要采访雷雨田将军，丰老先生委婉回答：可以转告，但要看雷将军时间安排。我明白这话背后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要看雷将军见不见你。我将一本拙作《大国之魂》交与丰先生，请转交雷将军。

    《大国之魂》是块有份量的敲门砖，扉页和内容刊有关于我家族历史的介绍，我相信雷雨田不会无动于衷。

    关于金三角这位举足轻重的灵魂人物，当地人有许多说法，比如美斯乐村民不称其军职，而称呼“雷公公”。据说雷公公行踪神秘，平时出门带卫兵。他的豪宅更是戒备森严，有人站岗，一般人难以接近。又说他是个派头和官气都很大的人，笑里藏刀，一声令下就要你的命。如今残军虽然归顺政府，难民村都有自治会，但实际上大半个金三角地盘还是雷雨田说了算。事无巨细，比如做生意，比如有外人要居留，盖座房，弄块地来种，安身立命，都得雷公公点头同意。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雷公公用手杖在地上划个圈，表明你就是这块地的主人，否则你就得在三日内离开金三角，不然你就会在某一个白天或者夜里莫名其妙地从地球上消失，蒸发干净。

    还有人说，连雷公公都弄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金钱和财产，有几十亿几百亿也说不清。说这话的人带着满脸的羡慕和愤怒，他说，雷公公在山上修美斯乐丽所，修宾馆和工厂，在清迈和曼谷买楼房办公司，听说他儿子还在台湾香港投资，那些钱堆起来像山一样高。关于雷公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讨伐说：还不是贪污军队的钱！归顺以后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总之当你在美斯乐，在金三角任何一个难民村采访，你都会不时听到人们对你说，雷公公怎么了，雷公公又怎么了。由此可见，这个被称作雷公公的老人的确是统治汉人流亡部落的灵魂和核心，他的权力和意志足以影响到金三角的每个角落。

    钱大宇对雷雨田保持一种古怪的缄默态度，他绝口不提有关雷公公的任何话题，哪怕他父亲曾经关押审问过雷雨田，与雷雨田一道命运沉浮达数十年之久。

    我决心采访雷将军，但是我相信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所以不迫切上门求见，不去雷将军清晨散步的小道上拦截他(别人告诉我老人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也不去“雨田茶馆”磨蹭转悠，这一切小伎俩只会令人厌烦。我抓紧时间工作，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我感觉在我身后有双好奇而且深藏不露的眼睛随时注视我。

    勐萨回来，人困马乏，我们决定休整一天，然后出发去江口、勐杯老机场和猫儿河谷。听说那边情况更复杂，不肯缴枪的坤沙旧部仍在活动，新崛起的毒贩常与军队交火，毒贩间火并频繁。我感到刺激，但是我并不想送命。钱大宇看出我的心思，他说：其实金三角就像一条河，只要你懂规则，熟悉地形，避开旋涡暗礁就安全无恙。我认为他说的很对。

    这天丰老先生突然来到我下榻的旅馆，他用一种很偶然的声调对我说，你想不想去见雷将军？那一瞬间，我的心快乐得几乎停止跳动，这就是说，雷将军终于同意见我了。这个金三角的灵魂人物，活的历史见证人，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同意接受我采访了？钱大宇对我使个眼色，他悄悄在我耳边说：你去见了他，许多事就好办了。

    我当即随同丰先生去了美斯乐丽所，在那间很醒目的“雨田茶馆”里，已经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站起来同我握手，满脸慈祥，亲切而又不失身份，他就是金三角土地上的传奇领袖雷雨田。

    我注意到，丰先生，准确说是患局部中风症的前国民党军人丰师长在距离将军两三米地方，尽管走了很长一段山路气喘不匀，他还是两腿一并，吃力地抬起右臂，手掌碰碰额头，向长官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这个细节令我对军人的职业多了一分敬意。军人是一种烙印，它打在人的精神习惯上。

    深秋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回廊上树影婆娑，有人给我们沏来盖碗茶，我们就着阳光和本地出产的高山茶，开始这次不同寻常的访谈。

    我从背景资料中早已清楚，雷雨田，原名张秉寿，云南曲溪(现建水县)人。1918年生，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宪兵学校，历经抗战八载，任昆明宪兵队长。1950年沿滇缅公路外逃，化名雷雨田，投奔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历任师长、军参谋长、军长、总指挥等职，是目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中资深元老。

    我问雷将军：“您为什么要化名，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您的真名？”

    老人望着远远的天边，好像要竭力看清什么东西。他回答说：“那个时候，害怕累及家人啊，毕竟一人做事一人当……结果弄假成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本来面目。”

    我说：“您回过家乡没有？您的家乡云南建水这些年发展很快。”

    他点点头说：“我回过云南老家，回去两次，是云南省政协邀请我回去的。政协刘主席请我吃饭，现在大家化干戈为玉帛，举杯一笑泯恩仇，都是中国人嘛。”

    我观察面前这位八十岁的老将军，他须发全白，皮肤上起了许多灰色的老年斑，但是精神却好，面色红润，目光有神，看得出是个头脑清醒的老人。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战场上，从1950年残军入缅，谈到几次大败缅军，反攻大陆以及后来江河日下的困境。

    雷将军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开始大骂美国人，骂美帝国主义。我愣住了，不解地望着他。据我所知，美国人应该是国民党的盟友和恩人，支持打内战，派军舰到台湾海峡，而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插手支持。雷将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老人的手有些哆嗦，把茶水碰洒出来。一个小姐赶快送来毛巾给老人擦手，他转向我解释说：“美国人从来不干好事！他们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就是抗战开辟太平洋战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美国佬，到处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在金三角，我一直负责同美军顾问团联络，其中许多内幕黑幕，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有权利作出评价！”

    我紧紧地盯住雷将军，唯恐他就此打住话头。这是独家采访，内幕新闻，珍贵史料，几十年后从当事人口中说出来，不啻上帝的恩赐！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发抖。雷将军仿佛随意地看我一眼，一瞬间，我眼前一亮，突然省悟到他决不是随便或者随口说出这些话来，他是有选择地对我说这些话。

    是因为我的……作家身份？与台湾的家族瓜葛？我在大陆的影响和知名度？他对我有什么期待？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对我是有所期待的。

    有期待正是我所希望的，否则我将一无所获！

失败的匈奴

2

    关于五十年代美国人策反金三角国民党残军，雷将军坦言确有此事。他说，当时美国顾问在国民党军队中大肆活动，向许多掌握实权的高级军官许诺，如果脱离台湾将会给他们更多更好的美国援助。美国军官甚至煽动说，台湾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忠于蒋介石没有出路，如果离开美国保护，台湾一天都存在不了。将来亚洲反共中心要转移到金三角来，等等。

    我问：“他们鼓动反蒋独立，目的是什么？”

    雷将军答：“西藏。他们要我们支援西藏独立。”

    我说：“蒋介石答应吗？他们不怕蒋介石翻脸？”

    雷将军叹口气说：“美国人就是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才敢这样狂妄。”

    我知道这是穷人的尴尬。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事件”，孙立人的冤屈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事实。雷将军很谨慎，对老长官李弥的事情缄口不提，我相信这是一种做人的道德修养，为尊者讳，这使得我对雷将军十分尊敬。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反目成仇，他们主动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政府军，帮助政府军打击国民党残军。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秘密雇佣(收编)国民党残军到越南战场作战，遭坚决拒绝。雷将军对美国人的反感和厌恶情绪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美国驻清迈总领事亲临金三角拜会雷将军，提出“互相帮助”计划，美国政府资助金三角搞建设，兴修水利，作为交换，他们应该帮助美国人“做一些事情”。雷将军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他们自力更生，开掘一条十三公里长的环山水渠，把河水引到美斯乐，解决山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我们谈了一整天。其中一个小插曲，雷将军说着话竟然歪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只睡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涎水从口角淌出来。我没有惊动他，毕竟是老人，年龄不饶人。我耐心等他醒来，他睁开眼睛，歉意地笑笑，接过小姐的热毛巾揩脸，然后继续谈话。

    我无意中提到钱大宇父亲钱运周将军，雷将军没有回答，而是打个哈欠，然后把话岔开了，这给我心里留下一个疑团。我说请问您与坤沙关系如何？他淡淡回答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各走各的道。我说坤沙曾经是您的部下？他又打个哈欠说不是我的部下，是李文焕部下。看来他不想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他不肯交谈的话题，比如坤沙集团，比如护商走私，比如贩运毒品，他都会借打哈欠来岔开。我想其中一定有不肯示人的难言之隐。然而我所关注和意欲揭开的，恰恰正是这些被人们用沉默掩盖起来的黑色秘密！

    雷将军多次提到对邓小平的尊敬。他认为邓是个经邦治世的人材，大陆有邓小平领导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很好的印象，他说：“从前作为军人，看问题是一种立场，一种方式。现在作为华侨，作为平民，看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原先我反对共产党，一心反攻大陆，光复神州，现在我不反对共产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理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就拥护你……(共产党)发现错了，改了就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在雷将军家里看到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我想这就是老人的胸怀。这天雷将军备下一桌饭菜请我这个大陆客人，我在饭桌上又认识了许多其他重要客人，原国民党残军参谋长、军政部长、军需部长、副军长、师长，等等。我的心激动不已，暗暗考虑怎样安排对这些人物进行个人采访，我相信金三角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些人物内心里。这天桌上菜肴居然全部是云南家乡菜，令我大为惊叹：汽锅鸡、炸鸡棕、路南油乳腐、狗街烤鸭、腾冲炒饵块、“大救驾”(一种风味名吃)、宣威火腿、建水豆豉、麂子干巴、过桥米线，西双版纳米酒等等。在远离祖国的金三角，云南美食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被各种话题和采访念头塞得满满的，以致于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听说雷将军自建一座豪华墓葬，我便循迹找去，在半山腰果然见了，为夫妻合葬墓。雷夫人尚未谢世，所以坟墓空着，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状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我拍了照，拿出采访本，将自传录于笔下。

失败的匈奴

3

    1952年，李弥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缅军吃了败仗，却不敢声张，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执政的吴努政府唯恐受到民众舆论和议会反对派攻击，对新闻界实行消息封锁，但是纸哪里包得住火，打败仗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仰光民众首先是仰光大学校园里激起强烈反响。大学生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战场真实战况，使民众看到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入侵和威胁他们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

    议员们感到受了蒙蔽，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其实政府决不是不愿意打败国民党，好在国民心目中提高威望，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年轻的政治家，铁腕人物吴奈温当时只有四十岁，而他独揽军政大权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意味着勇气和野心，同时注定缺少经验和眼光。一般说来，东方国家都不大喜欢民众学生到大街上闹闹嚷嚷，政府把面子看得很重，宁愿事后道歉也决不愿意当众难堪，所以军队接到命令维持秩序。而东方国家又缺少法制传统，政府不讲法律，民众也不讲法律，他们以为民主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欲望无限膨胀，于是许多人乘机砸店铺抢商店强奸妇女发泄私愤。殊不知民主也是一种共同遵守的秩序，无秩序则无民主。缅甸军队即使外战外行，但是对付内乱却是从不手软，于是仰光立刻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镇压。

    李弥对西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出来，立刻就像九级震波一样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政府内部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打不赢就说不起话，实力是政治的基础，于是外交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外交派说，不打仗并不等于放弃主权，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仅仅是一种而不是全部手段，所以军事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就等于给头脑简单的军人上了一课。

    持外交观点的代表人物叫吴丹，他曾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作家和翻译家，到欧洲留过学，长期从事宣传和外交工作。事实证明吴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后来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出任秘书长，连任三届。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缅甸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很快寻找到了许多同盟军。缅甸政府控告国民党军队侵略其领土，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供大量有关证据：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这些如山的铁证使得缅甸代表在联合国讲台上义正词严占据主动，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更是初露头角，成为外交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入侵缅甸事件”在许多中小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重新触动这些国家被侵略和奴役的辛酸历史。联合国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国民党代表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大叔站出来也帮不了忙。

    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撤出缅甸领土，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失败的匈奴

4

    我认为李弥要做“缅甸王”的狂言并非心血来潮。

    一个官至云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封疆大吏，一个官场练达，宦海沉浮几十年的政坛老手，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哪些话当说得，哪些话不当说，怎样遣辞造句，哪些话要惹大祸，他难道不知道？“出言谨慎”、“祸从口出”的古训他难道忘记了？何况外交场合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家里，容不得乱说一气！

    但是他毕竟开口了，发出一个惊世骇俗，令全世界包括台湾为之震动的声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说明他早有预谋，真的打算自立为王？将近五十年后我试图证实这个事实的时候，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都是美国人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我说李弥是不是被策反了？或者说李弥是不是确有此心？老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生气地说：李主席是忠臣！他要是有二心，就不会赴台湾开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记者说做缅甸王的话呢？那不是造反吗？

    老人回答不出。

    于是我又产生第二个问题，李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应召赴台？他不如干脆宣布独立，省去后来一段历史悲剧。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初衷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突发狂言，又为什么落到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惨下场？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律动是时代的脉搏，我从这条脉搏中把握历史的曲折动向。

    钱大宇说，他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伤愈归队不久，就受到总部柳元麟将军格外青睐。外面传说他要升官，连师长李国辉也打电话来问他，他并不是柳元麟的人，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一切仕途的通行证，所以这种从天而降的器重反而让他心里惴惴不安，有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令他惊讶的是，拉牛山大战后，勐萨变成一座大军营，到处建起仓库和营房，到处拉起铁丝网，道路有了，汽车有了，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国民党军人不再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他们换了咔其布美式军服，头戴钢盔，脚登皮鞋，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这种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之后那几年中曾经短暂出现过，然后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我从史料中知道，此时为国民党残军鼎盛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控制区域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七倍之多！队伍剧增至三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和各种汉人，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在金三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为第一真理，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就向所有人展示这个无往不胜的真理力量。

    钱运周当然清楚这一切强盛的根源都在于美国援助，美国佬才是这场大戏的幕后导演。他们将武器装备和各种援助包括美元秘密空运到勐杯机场，骡队马帮将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勐萨，运到金三角各地，就像输血一样，武装和加强着国民党残军。有了这个后台老板，怪不得李弥说话那么气粗。然而美国人越是下本钱，他们对美国依赖就越大，如此下去，不听美国人的摆布行吗？他是情报处长，美国人在背后的间谍活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那个会说中国话的詹金森上尉，公然多次对他策反，说要脱离台湾，宣布独立，李主席态度怎样，李师长态度怎样，等等。他听了也不吭气，藏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透露。这是谋反的大事，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钱大宇说，有一天柳长官将他父亲请去，或者说是“传唤”去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询问。这场询问彻底摧毁了他父亲的做人信念，改变他父亲的立场乃至人生走向，很久以后我明白，这是一个军人悲剧人生的开始。钱大宇强调说，其实不是询问，也不是谈话，而是阴谋。确切地说，这场被称作“阴谋”的询问始于将近五十年前某个普通的傍晚，天空下着雨，地点在金三角勐萨。

    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金三角第二号人物柳元麟。

    《黄埔将帅录》载：柳元麟，浙江慈溪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历任连长、副官、教导大队长，抗战爆发后任总统侍从室警卫团长、少将副主任、副侍卫长等，1949年春任第八军副军长。云云。我们从这段资历排列表上不难判断，这位副总指挥决非等闲之辈，他与李弥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后来又给李弥当副手，应该说与李弥关系很深。与李弥不同的是，柳元麟是浙江慈溪人，蒋介石小同乡，这一点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黄埔毕业，他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做了十四年总统府侍卫官，只是后来因为一不小心得罪某个大人物，被贬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幸逢同学李弥重组第八军，举荐他担任副军长。我以为李弥提携同学很可能不是顾念旧情，而是一种投资眼光，因为柳元麟与南京官场关系极深，盘根错节，这恰恰是作为军人的李弥所缺少的。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冬，李弥一行被卢汉骗至昆明扣押，李弥把老婆龙慧娱和副军长柳元麟作为人质留在昆明，自己得以脱身。这件事虽然后来李弥用任命他当副总指挥予以补偿，但柳元麟内心是否耿耿于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通过后面事件的演变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政治动物的人是怎样为自己牟取利益的。

    钱大宇的父亲，那个注定要倒霉的小小情报处长，一个校官，突然被长官叫去，卫士开了一瓶“绍兴黄酒”，长官亲自同你喝酒说话，你说钱运周能不紧张得背上出汗吗？他当然知道副总指挥的来头，但是作为下级他不大闹得清楚长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一旦说话不慎或者说错话说漏嘴，那么他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就算活到头了。

    几杯酒下肚，柳长官看部下表情僵硬，汗也淌下来，手脚无处放，不像喝酒，倒像受审。他笑笑说：“钱处长，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钱运周连忙立正回答：“报告，确实不知道，请长官指示。”

    柳元麟和蔼地说：“看你紧张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钱运周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柳长官暗示什么，是不是指他与李国辉有某种特殊关系？或者隐瞒什么情报没有汇报？李国辉是金三角元老，因为受排挤，与柳元麟关系不甚融洽，他是李的老部下，处在夹缝中的他就说不清楚。他正要解释，长官把他肩膀按下去说：“不着急，来来，喝酒喝酒。”

    两人一连干了五六杯，柳元麟吩咐再开一瓶。钱运周不敢说不喝，只得硬着头皮往下灌。热辣辣的酒精顺着喉咙一路淌下去，将肠胃里的血液点燃，他觉得脸开始发烧，嘴巴控制不住，话也多起来。柳元麟又像责备又像关怀地说：“钱处长，你很年轻，又有能力，真是前途无量啊。你为什么从来不向我汇报有关美国人的情报？”

    钱运周心里很清醒，他大声回答：“回长官的话，李长官下过命令，对盟军一律开绿灯，不保密。所以没有监视他们。”

    柳元麟没有看他，却把玩手中的酒杯，轻描淡写地说：“钱处长，你是李师长老部下，我知道你们曾经在医院里密谋事情。是不是同美国人有关，啊！？”

    钱运周脑袋“嗡”地一响，像挨了一颗炸弹，差点跌下椅子。密谋造反可是要掉脑袋的。他在医院养伤期间，李国辉来看他，确实悄悄谈起美国人策反李弥和脱台独立的事情。李国辉反对独立，但是不敢反对李弥，所以对金三角前途忧心忡忡。柳元麟居然就知道他们在医院谈话？难道隔墙有耳，还是有人出卖了他？他汗流满面，战战兢兢地分辩说：“长官，那天我、我……你知道，我受了伤，李师长来看我，不是什么密、密谋。”

    柳元麟刀片一样的眼光一下子刺穿部下的心，他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盯着下级躲闪的眼睛说：“钱处长，你搞对外情报，那是打仗用的。我搞内卫情报，什么人的行动都别想瞒过我的眼睛。这一套我比你在行，懂吗年轻人？”

    钱运周终于感到吃不住劲了。他是个小人物，一只蚂蚁，他怎么敢得罪柳长官，这个除李主席外的金三角最高统帅呢？他会像踩死蚂蚁那样把他踩得粉碎。但是他也不愿意背叛李国辉，那是他的人格，他的自尊，他作为人的起码精神信仰，“忠”、“义”、“信”，这些信念是军人的精神灵魂，支撑他的脊梁，使他站着而不是趴在地上做人。

    但是柳长官显然不肯放过他，他温和地俯下身来威胁说：“年轻人，你不替自己前途想想，不替家庭孩子，还有你的土司岳父想想吗？……已经有人告发你，我是为你好。”

    长官的话像一柄重锤，他听见“轰隆”一声，自己的脊梁骨像狗一样折断了。一个人要是中了枪弹，他还可以复原，但是如果人格被摧毁，他就再也没法站起来。这天夜晚，一头小动物被大蟒猎杀，一个小人物的灵魂被吞噬，忠诚与叛卖，信仰与利益，崇高与卑微，道德与耻辱，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钱大宇说，后来他父亲酒气醺天地摸回家里，莫名其妙抱头痛哭，那时候他还呆在母亲肚子里，他听见父亲喃喃地对他说，儿子啊，长大走得远远的，千万不要……当兵。

失败的匈奴

5

    据说李弥要当“缅甸王”的狂言传到台湾，引起诸多非议猜测，一个中心话题是，李弥到底想干什么？

    李弥就是拥兵自重，就是要当“缅甸王”，蒋介石也无能为力，台湾自身难保，对千山万水之外的金三角，对有美国人做后台的李弥，你又能怎样呢？没有资料记载蒋介石对此事如何反应，是否又骂了“娘希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台湾决不会坐视不管。

    李弥讲话过后一个多月，一个化名杨哲惠的台湾木材商人随马帮抵达金三角边缘重镇美塞(夜柿)，等待进入缅甸大其力(勐板)。

    台湾商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年纪，戴副墨镜，所以不大看得清楚他的眼睛。他个子不高，厚嘴唇，脸上多肉，高颧骨，样子不大随和，不大像个会做生意的商人。商人大多油嘴滑舌和气生财，见人三分笑，这个人却始终皱着眉头，好像不会笑，或者即使笑也决不会露在脸上。他给人感觉比较生硬，比较独立，就像一块棱角锋利的大石头，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肃杀之气。他的随行马帮有几十人，个个噤若寒蝉，小心谨慎地跟在后面。

    对面土路上出现一队赶路的骡马牲口，马蹄得得，踏出一溜急急的尘烟来。一个穿便服的汉人男子跌跌撞撞跳下马来，看得出他表情激动热泪盈眶，要不是旁边有人拦住，他准会趴在地上磕起响头来。

    “柳将军，民国二十八年经国回奉化溪口老家奔丧，一晃十五年过去了，真是世事沧桑啊！”木材商人执着中年人的手亲热说道。

    “大公子，元麟真是时时想念您和校长啊。”穿便服的中年人喉咙哽噎，眼泪涌出来。

    中年男人是前总统府副侍卫长，金三角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柳元麟。而貌不惊人的木材商人则是未来的台湾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大公子兼接班人蒋经国！

    这是一个极为秘密和冒险的行动，连李弥也被蒙在鼓里，蒋介石竟然派出蒋经国到金三角视察，我们便不能不联想到，这是对李弥狂言的最敏感反应！

    设想一下，如果李弥有心造反，闻风将蒋经国扣押，当作人质与台湾谈判，台湾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只有乖乖答应李弥条件？退一步说，即使李弥不造反，缅甸政府或当地土司绑架蒋公子，蒋介石也是后悔莫及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蒋介石走出这步险棋，当是一着败招。不料我在美斯乐台湾读书会看到一本书名为《蒋总统与海外赤子》的书，信手翻来，却翻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缘由，无意之间，历史之谜迎刃而解。

    原来蒋经国曾与柳元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死交情，我相信这是台湾决定派蒋经国前往金三角秘密接见柳元麟的主要原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浙江奉化溪口遭日机轰炸，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炸身亡，时为总统府侍卫总队团长的柳元麟奉命护送蒋经国前往老家奔丧。日本人闻到风声，一路飞机跟踪投弹，还有日奸给飞机指示目标，幸好柳元麟一路悉心护卫化险为夷。有两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次车队被炸，还有一次呼啸的炸弹落在前面，柳元麟奋力将蒋经国推到水沟里，自己和卫兵压在上面，结果自己负伤血流不止。当时他们都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容易动感情，柳元麟比蒋公子长两岁，蒋经国当场感动得泣不成声，抱着受伤的柳元麟叫大哥。

    柳元麟很快被晋升为少将警卫旅长。

    柳元麟接台湾密电，当时并不知道什么人物来视察，当然更不会想到小蒋亲自出马。他从电令中那种严厉口气能猜出来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也许是国防部长亲临金三角。直到远远看见桥头上站着一群人，看见那个熟悉而又久违的身影，这才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明白原来生杀予夺的上帝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我相信这次会见决定了李弥的命运。台湾信任柳元麟，柳元麟效忠蒋氏父子，这就等于架空李弥。再说李弥自己躲在曼谷享福，而柳元麟却在勐萨第一线打仗，谁能更快控制部队呢？我不知道柳元麟是否忌恨李弥，我不愿意猜测他的个人品质，但是效忠台湾显然比效忠李弥有更大的好处，也更名正言顺，柳元麟何乐而不为呢？

    蒋经国在大其力一家华侨私人当铺与柳元麟密谈一夜，密谈内容不得而知。钱运周亲自参加布置秘密警戒行动，一连二十四小时不敢合眼。他得到的最高报偿是未来的蒋总统亲自与他握了手，并亲口勉励他“好好跟着柳总指挥干，前途无量”。请注意，是好好跟着柳总指挥，而不是李主席，所以钱运周受宠若惊之余，庆幸自己总算没有站在柳总指挥对立面。

    第二天一早，这个化名叫杨哲惠的台湾木材商人悄悄离开大其力返回泰国，一行人身影过了界桥，登上等候在泰国边境的汽车。汽车发动起来，在夜柿通往曼谷的漫长公路上扬起滚滚尘灰，很快消失在雾气中不见了。

失败的匈奴

6

    关于云南省主席兼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一说，民间有多种版本，台湾官方未见证实。我在金三角采访时，从很多人口中听说这件事。我关心的问题是，李弥是否意识到是个阴谋？他为什么还是要去？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三十年后，晚年的李弥在台湾出版一本《李弥自传》，对这段对于他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一笔带过，称：接台湾国防部急电，要我立刻赴台出席。当时有幕僚劝我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我不允，到台后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再返回金三角。

    这段含含糊糊的话中确有许多隐情。为什么幕僚要劝其……代行出席？为什么“我……不允”？到台后为什么“以身体不好为由”留下？我在勐萨采访那位前幕僚老者，他回答说：“多数人都劝李主席不要去，台湾传说很多，早已有所耳闻，李主席犹豫不决。”

    我说李弥主要顾虑什么？

    他说不去正好给了别人口实，没有的事情也就有了。老头子疑心重，当面解释还要好些。

    我说李弥为什么要说当缅甸王的话，他不想造反吗？

    幕僚回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李主席是想在美国人和台湾之间打张牌，既不能全听美国人的，也不能太受制于台湾。既要更多美国援助，又要更大权力，没想到老总统就使出那一招。

    我恍然大悟，军人注定成不了政治家，这就是李弥的悲剧。我说：在李弥去台湾这个问题上，柳元麟是什么态度？

    幕僚说：柳副总指挥一日之内打来三份电报，力劝李主席成行。

    我明白了，李弥其实还是无辜，他是个忠臣，就像台湾后来评价他“孤臣孽子”一样，他决不是想谋反，只不过想多得一些美国援助，多得一些自主权，把金三角的事业再做大些，做轰轰烈烈些，于是他遭到政治家迫害。

    反之蒋介石又有什么错呢？你在外面闹大了，气粗了，美国人援助给得多了，你要当缅甸王了！“王”是什么？不是跟总统平起平坐吗？政治家嗅出的是闹独立的危险野心。

    柳元麟装着很清白的样子，把李弥顺手推下井里去。他做错什么吗？他不是忠君爱国吗？所以没有人做错事，历史的车轮只不过按照惯性向前滑行。

    雷雨田说，李弥被软禁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弥同太太龙慧娱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台北，李弥把太太安顿在一位朋友家，然后去见一个老长官。没想到那位老长官一见他不由得脸色大变，连连埋怨你太胆大，怎么就敢回来了？上面正要追究你谋反罪呢！

    李弥大吃一惊，等他道出由来，才知道原来小蒋已经微服私访，悄悄去了金三角视察，顿时吓得手脚冰凉。要说他谋反是没有证据的，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不知道？老蒋手段的狠毒他不是没有领教过，许多人头落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老长官提醒他，趁他们还没有来找你，快回去再好自为之吧。

    李弥出了一身冷汗，慌慌张张叫了辆车直奔机场。不凑巧的是，曼谷航班刚刚起飞，还有一架香港航班正在登机。他在机场十万火急给朋友打电话，对方回答李太太同女主人逛商店购物去了。太太龙慧娱是原云南王龙云的侄女，上次在昆明扔下太太，让她做人质吃了不少惊吓，这次倘若又扔下她，他这个丈夫还算人么？

    这个闪念断送了他搭乘香港航班的最后机会。好在晚上还有一次航班是飞往马尼拉的，李弥打定主意，只要离开台湾就行，回去再解释吧。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李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天快黑的时候，太太终于逛完商场回到朋友家。他在电话里什么也没有多说，只吩咐她火速赶来机场。还有半小时登机，这是最后一次国际班机，如果再错过，他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当广播里传来催促旅客登机的通知时，一辆黑色大轿车终于飞驰而来，他快步迎上前，车门打开，他看见下来的人不是太太龙慧娱，而是另外一张秃顶而多油的中年男人笑吟吟的胖脸。他认出此人是台湾总参谋部副总长萧毅肃上将。

    李弥长叹一声，钉在原地再也动弹不了。

    据说蒋经国兴冲冲向父亲报告李弥被软禁的消息，蒋介石没有马上发表意见，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他回来了，就是一只死老虎，也不要急着去打，以免给美国人造成不合作的印象。还是给他一两个闲职养着，像个有功之臣的样子。”

    儿子请示：“金三角方面如何改组？”

    蒋介石说：“那个地方，不要搞太大规模，山高皇帝远，搞不好就成了独立王国，变成自家对头。联合国不是在声讨我们吗？可以公开撤退一些人回来，把李弥的旧部人马全部撤回来，也好给联合国做做姿态。”

    蒋经国建议说：“剩下的队伍，是不是让柳元麟指挥？我看他是个效忠的人。”

    老政治家看了小政治家一眼，没有明确表示赞赏或者反对，只是谆谆告诫他说：“这件事你去做决定。官场之人，无论对谁都不要太相信。你给他权力他就会取代你，所以记住一条，决不能让他们羽翼长丰满。”他满怀希望地鼓励自己接班人说：“你是主子，他们是奴才，该打断他们腿时决不能手软。”

    后来台湾秘密下达最高统帅令，以李弥突然中风为由，解除他云南省主席和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职务，调任台湾国大代表，中央评议委员等职，金三角由柳元麟指挥。根据台湾近年出版的史料，许多亲近李弥的友人回忆说，李弥直到逝世前没有任何中风迹象，身腿自如，可见中风之说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借口。李弥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真正过起退休寓公的平庸日子，直到1973年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2年10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制造车祸暗杀亲美派政要吴国桢，次年吴被迫激流勇退，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赴美讲学定居。

    两年后亲美派将军孙立人被解职。再后来发生所谓“孙立人兵变”事件，孙被囚禁达三十三年，其部下被判刑遭迫害受牵连者达五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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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大撤台
(迫于种种国际舆论，台湾决定撤回金三角的部队。消息传来，广大将士仰天长叹。

    金三角功臣李国辉撤台后，退役当了一名以养鸡为生的农场主。

    李弥的副总指挥柳元麟接到台湾密令，让他出山接管金三角的残余部队。

    国民党残军主力撤走后，金三角汉人部队进入一种半地下的状态。他们与台湾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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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兵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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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前，我在边疆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群十六七岁的男女知青，他们为了献身崇高的世界革命，也为了心中隐秘的浪漫爱情和理想，莽撞地跨过国界，投入金三角莽莽丛林。有人因此成了老虎黑熊口中的美食，有人葬身沼泽密林，有人被蚂蟥吸成一具空壳，还有人被未开化的土著野人掠走，不知做了什么工具。几个月过去了，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只剩下一女两男，他们走啊走，终于走出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当他们看见洒满阳光的第一座山寨，第一缕炊烟时，不禁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当地人惊讶地看见山林中歪歪倒倒钻出来几个衣不遮体的怪物，像传说中的人熊。

    幸存知青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生死磨难：战争、贫困、疾病、毒品、婚姻、家庭，其中两人相继死去，最后一个女知青顽强地生存下来。她不再热衷于激情澎湃的口号，也不再轻信闪光的语言，而是安静地在那片遥远而贫穷的异国土地上扎下根来，做了一个哺育孩子灵魂的山寨女教师。她后来把自已经历写成小说，在台湾一举成名。这个故事多次令我怦然心动。它的教育意义在于，苦难是铺垫，就像鲜血浇灌的花朵，生命撕裂的辉煌。我悄悄崇拜那个幸存的女主人公，把她当成心中偶像。1993年，我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出版获好评，一时间海内外都有反响。这年秋天有封台湾来信，一位署名“曾焰”的读者写了长信来，她开门见山介绍自己曾在云南瑞丽当知青，瑞丽距我当知青的陇川不到百里，这段共同经历立刻把我们的感情距离拉近了。往事如烟，曾焰那些跳动的语言如同洪水开闸，一泻不可收，几次令我唏嘘感叹不已。我想，这个曾焰，是个真性情的人。

    我对读者来信一般不复，不是不想复信，而是复不了那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肯定不是读者热爱的好作家。但是曾焰的信我破例复了，而且写了很多，感情激动。此后我们逐渐熟悉起来，海峡两岸，常有书信问候。后来有了互联网，交谈就更方便。有次我偶然提到前面那个故事，想知道女主人公是不是她。曾焰回答：也许就算吧，不过不全是那样。

    我说是怎样呢？

    她说我们当时年轻，各有想法，有的怀了崇高浪漫的理想，有的不是，仅仅为了一点好奇，想到外国看看，外国给人感觉太神秘，结果一去不复返。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散了，有的没有下落，现在天各一方，续写各自的人生故事。

    曾焰在台湾一家报纸做编辑，业余写作，她已经出版二十多本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在金三角的油灯下写成并发表的，时间是公元1974年。那一年她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1999年秋，曾焰从台北回大陆，我飞往昆明与她见面。

    曾焰个子不高，衣着朴素，属于那种本分、宁静和不肯张扬的女人，她穿一双白色旅游鞋，看上去像个游客，但是她一开口我就认定她是云南人，整整三十年，居然乡音未改。我们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两天。

    曾焰告诉我，李国辉回台后基本上无事可做，生活也不宽裕，就到台北县乡下养鸡。数年前李国辉过世，有一本生前所写自传，可惜没有地方发表。我对此表示强烈兴趣，曾焰答应回台后替我去把这份珍贵史料找一找，然后寄来给我。

    曾焰说，李弥1973年去世，他的老部下来找她，希望由她执笔给老长官写本传记。曾焰答应试试，于是许多老军人纷纷拿起笔来写回忆文章和史料。这些材料她掌握一些，还有一些发表在云南会馆编辑的《云南文选》中。

    金三角老兵撤台后境遇都不好，当时台湾经济尚未发展，他们这些游击队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军中，于是集体复员做老百姓。这就应了留在金三角的那个土匪司令李文焕的话：台湾卵子大的地方，都挤在那里搞哪样？

    事实上握惯枪杆子的手很难适应别的工具，就像你把老虎牙齿磨平也没法让它像牛一样吃草。一段时期大陆籍老兵成为台湾社会一大包袱。后来蒋介石向共产党学习，把台湾偏僻山区和海滩划出来，把老兵迁到那里集体种地，相当于办军垦农场。老兵都很有怨愤和失落感：与其在卵子大的台湾开荒，不如回老家种地，都是做农民，值得离乡背井么？

    这种贫困、压抑和苦闷的状态持续到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老兵才纷纷扔下锄头弃农经商，有人发了财，混出模样，这才有了后来回大陆探亲风光无限的那些场面和故事。我的一个忘年朋友杨先生，就是四川去台老兵，苦熬一辈子终于发了财，为老家捐了几所希望小学，还写了一本书叫《四川轿夫》，我认为写得很真实。

    我问曾焰，台湾舆论对李弥如何评价？

    曾焰想想说：可能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吧。台湾报纸用了四个字，叫做“孤臣孽子”。曾焰认为李弥命运更像宋朝的岳飞，一心要救主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并没有好下场。

    我认为台湾报纸的评语比较矫情，好像李弥受了多大委屈。岳飞对南宋小朝廷的忠诚无可厚非，而作为金三角霸主的李弥则值得怀疑。不过隔着一道海峡，不知道我们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能不能达成比较接近的统一？曾焰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比喻。中国是一座山，台湾和大陆都在此山中，走出这座大山需要几百年，所以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几百年然后才能看清现在的自己。

    曾焰回台后果然给我寄来许多珍贵资料，是山那一边的资料，使我获益匪浅。我努力振动想象的翅膀，渴望使自己变成一只飞鸟，飞越当代历史的重重迷雾，去窥见那座伟大庐山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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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勐萨城外一座小山坡，长着许多灌木和荒草，如果你不是偶尔踢到一块烧黑的砖头，一片生锈的铁皮屋顶，或者铺了石板的房基，你怎么也不会相信这里曾经是一座土司官寨！

    钱大宇一声不吭地领我在山坡上钻来钻去，好像我们是两个寻宝人一样。后来他拨开荒草，在一个隐蔽的洞前站住对我说，你信不信，这个洞从前专门贮藏鸦片和军火，我外公就因为这些东西丢了命。我说是吗？洞里有多大，能藏很多东西吗？他摇摇头说，已经给浮土填起来了。我执意要下去看看，就点燃打火机，里面果然已经没有多少神秘，站不下一个人。

    钱大宇说，这里就是他外公的土司府邸，曾经是整个金三角最显赫的土司府，人丁兴旺，一座山坡都是房子。钱大宇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自豪感，而是像念悼词。应该说我与钱大宇同病相怜，我祖父从前也曾十分显赫，但是我认为做一个没落贵族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好运几百年不变，说明这个社会几百年没有发展。我友好地拍拍他肩膀，对土司的命运表示同情。我开玩笑说你要是继承勐萨土司的话，还叫钱大宇吗？他愣了许久，回答是啊，这个“钱”姓，把我们祖孙几代人都同汉人血脉连在一起分不开。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外公刀土司家族命运的兴衰荣辱大起大落都源于同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外来国民党汉人父亲钱运周。因钱运周而得道，而如日中天，而雄踞金三角土司之首，又因国民党汉人撤退而一落千丈，而崩溃瓦解。我认为这件事映证中国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对他念了一句唐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琢磨一阵，连连说很有意思。

    就在距离我陪同钱大宇抒发怀古之幽情将近半世纪前的一个旱季，钱大宇外公刀土司的官寨都为一个大人物到来而惊慌失措惴惴不安，这位大人物是个矮个子缅甸将军，他正从望远镜里观察前国民党总部勐萨，然后下令部队沿着两年前李弥走过的土路谨慎开进城来。

    我从有限资料中获悉，这位后来很著名的将军是缅甸当代史上一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他拥有许多军队头衔，其中最重要显赫的就是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将军亲自出马，说明政府对这场军事行动的高度重视。这天已是下午，将军先看到一轮浑圆的太阳已经偏西，西斜的太阳宁静地照耀着萨尔温江东岸树林，天高云淡，森林如黛，一头水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啃草，老鹰在空中盘旋，勐萨坝子笼罩一派和平宁静的安详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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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刚刚撤军，缅军立刻兵分多路进攻金三角。

    缅军对当地土司及山民进行了大清洗。神仙打仗，百姓遭殃。许多山寨经历战火后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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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刀锋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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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向导小米、司机小董驱车前往“小金三角(GOLDENTRIANGLE)”。钱大宇有事下曼谷去了，他没有忘记替我安排好下一个行程，遗憾的是他不能陪我同往。有时我会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怀疑他是不是钱大宇，是不是钱运周的儿子？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也许在另外地点场合，他又换个别的什么名字，总之我对这个人疑窦丛生。

    所谓小金三角，就是缅、泰、老三国交界地，美塞河与湄公河在这里相汇，形成一个两河夹峙的三角地带。几世纪来这里都是三国边民贸易口岸，走私集散地，远至中国、曼谷、中东的商人汇聚这里做生意，将鸦片、玉石、毛皮、山货以及珍贵柚木等等经由这里远销世界。而现在这里作为市场已经衰败，我看到穿着打扮各异的男女边民在这里摆着小摊，边防警察海关人员云集，违禁走私商品不见踪影，小贩大多卖的都是当地旅游纪念品，小金三角以风景和旅游胜地著名。

    放眼望去，大河滔滔，山林翠绿，一片风和日丽的美好景象。人们安宁地生活，忙碌地挣钱，阳光下没有硝烟，没有战争，但是在我脑子里却深深刻有另外一幅三角图案，它北起中国云南，南至泰国清迈，东到老挝北部山区，著名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是它的两条边，这个大三角，后因为毒品出了名，成为闻名世界的“魔鬼金三角”。

    我与向导小米登上一条机器船，沿着浑浊的湄公河溯流而上，我在走向一条通往过去那段硝烟岁月的时间隧道。湄公河上游的金三角腹心地带，隐藏一块不起眼的山间平地叫江口坝子，那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仿佛世外桃源。然而在金三角的历史系年表上有段重要时期，国民党大撤台之后，这个鲜为人知的江口就取代勐萨，成为国民党残军主宰金三角的新权力中心。机器船冒着黑烟，在江面上轰隆隆地开了几小时，两岸都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和陡峭峡谷，我从书本上知道，在全球最后仅存的珍贵热带雨林中，两河(萨尔温江、湄公河)流域是其中一处。我惊讶地在江边看见野生猴群攀援跳跃，看见一头亚洲野象慢吞吞地走出树丛，走到江边饮水。这头性情温和的庞然大物看见轮船经过，只是抬起头来注视片刻，丝毫不为人类干扰所动，又埋下头专心饮水。

    再往前走，江面突然开阔起来，水流变得平缓，远远看见江岸边一溜狭长的平地，大榕树下露出尖尖的铁皮屋顶来。小米说，那就是江口寨了。江口寨有百十户人家，从前过着原始野蛮的生活，山民以种大烟为生。从走私商人手里换回布匹、盐巴、煤油和其他物品，这就是说，江口曾经是个毒窝。因为交通不便，至今毒品走私还是十分猖獗。我想起钱大宇说的话，这一带有坤沙残部活动，匪帮割据，形势十分复杂，不禁有些忧心忡忡。

    船靠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凶险莫测的世界。当然我得声明这不是结论，只是主观印象，而且可能是先入为主的错觉。同任何旅游地不同(这不是旅游地)，当地人用一种阴沉沉而不是热情的目光迎接下船客人，尽管客人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跟向导小米两人。他们一群群蹲在自家竹楼前，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空中交织，黑黝黝的脸像粗糙的石头模具里倒出来一样，你根本看不出这样的脸上会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却能感觉他们的目光是不友好的，警觉的，有预谋的。这就让我实实在在感到背上有些不寒而栗。

    如果钱大宇在身边，我也许会感到踏实些。尽管我对他的神秘身份一无所知，但是他经验丰富，在金三角如鱼得水，至少可以替我采访保驾。小米才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所以这天住下的时候，我对小米说：“咱们夜晚睡觉惊醒些，别糊里糊涂让人做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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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此行目的地是江口、国军老机场和猫儿河谷，与勐萨不同，这条路线不通公路，没有汽车，都是山路，就是所谓金三角腹心地带。钱大宇安排我到了江口以后随同一队商业马帮行动，商队老板是个泰国华人，名字叫蒙小业。我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考察采访历史旧地和遗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地区发生过轰动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战争。这场大战彻底改变金三角的力量格局，直接导致鸦片军阀罗星汉、坤沙崛起。二是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有机会获得一些意外收获，比如采访(如果可能的话)贩毒集团首领，实地偷拍一些贩毒照片，跟随贩毒集团作某些实地体验，等等。

    当然我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你是贩毒集团首领，你愿意被曝光么？愿意被人了解内幕么？但是鼓舞和支持我想法的是一部名字叫《金三角鸦片军阀》的纪录电影，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深入金三角拍摄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当时西方极为轰动。美国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说明机会和疏漏还是有的，金三角并不是铁板一块，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决心不惜冒险一试。

    目前就我知道的形势，金三角靠近公路、水路等交通带，贩毒活动极为隐蔽，或者说毒贩已经转移到人烟稀少的深山里。现在我所选定的路线远离交通要道，距离约为一百多公里，是金三角腹心地带，没有人向我担保会与贩毒集团打交道，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里到处走了走，这是个掸族山寨，居民生活可能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见有的竹楼顶上竖起锅盖一样的电视卫星接收天线来。有电视就会有文明，就会少一些愚昧和野蛮，这个景象使我稍稍感到一点欣慰。这里男女老少一律穿掸族服装，他们的皮肤都被亚热带太阳灼黑，看不出谁是汉人的迹象。我猜想他们中间应该有汉人，难道当年国民党残军总部就没有留下几个人来？

    河对岸是老挝领土，山民过河全靠一种俗称“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见人们把骡马牵上竹排去，货物卸下来，人团团蹲下，篙手一声吆喝，两三枝篙同时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对岸撑去。如果雨太大就撑不了。上游暴涨的洪水会将沙滩河岸全都吞没，浊浪滚滚，河面打着屋顶大的旋涡，不时有树木、房屋和淹死的牲口冲下来。好在这天雨不大，我看见到处笼罩在烟云中，一片湿淋淋的景象：山是湿的，树是湿的，寨子和竹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下午无事可干，我与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长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头天小米就悄悄告诉我，老板有两个老婆。我果然注意到，他屋子里有两个掸族女人，年轻那个手中抱着婴儿。我们谈话通过小米翻译。我问他你们寨子，或者江口坝子有汉人吗？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人？老板回答：汉人走光了，汉人把我们寨子也烧光了。

    我说：你指的是不是1961年战争？我想知道战争遗迹在哪里？

    老板声音拉长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像野鸭子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掸族人用于表示惊讶或者愤怒或者感叹。他说：啊嘎嘎，你们汉人，在河边上杀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红了。

    我来了兴趣，我说：到底杀什么人？谁杀谁？怎么杀的？还有你们掸族寨子，又为什么也被烧光了？老板只管摇头，弄得我一团糊涂，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重新盖房子？你是这里人，还是从外面迁来山寨的？

    这里面有个误会，在当地话中，“盖房子”意指娶亲，所以老板停止感叹，自豪地回答：寨子里婆娘多，我用了三匹马换了第一个，又用两匹骡子换了第二个。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这座寨子曾经毁于战火，国民党残军总部遗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附近，也就是说毗邻寨子。当地老人还记得，说那些汉人的房子多得像树林，可惜当年那场战争引起大火，不仅烧掉国民党房子，连同掸族寨子一道遭殃，被烧成平地。

    这天夜幕降临，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江口湿淋淋的土地上。当年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湄公河，但是江口寨子的居民已经换了几茬人，湄公河上有了每周定期开来的机器船。我站在世纪末时间隧道的驿站上回头张望，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许多年前的这片古老土地之上。他是个军人，有一张浙江人的有特点的窄马刀脸，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的军衔是中将。随着历史之轮疾驶，我渐渐看清他肩头上那两颗银亮的星子在灯光下闪耀着暗淡的光辉。我认出他是柳元麟，国民党残军总指挥，金三角第三位叱咤风云的霸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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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撤台后，金三角只剩下六千余人的国民党部队。由于美国援助没有了，台湾的支持也有限，军队经费只能从金三角唯一特产——毒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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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战争，到了六十年代初，国民党残军仍控制着金三角三分之二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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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特别是部队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理想，于是内讧就愈演愈烈。最后国民党残军形成以段希文李文焕领导的三军五军的联盟。

    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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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仰光枪声

  (北京代表团访缅甸，残军派人行刺代表团长周恩来。阴谋败露，杀手们集体自杀。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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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兵车南行
(六十年代初，缅甸政府为除金三角心腹之患，协同友军从两个方向进剿残军。

    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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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湄公河之春”
(残军面对两面夹击，采取了专打缅甸军队的策略。即便如此，战斗也十分惨烈。

    残军以弱胜强的希望就在于炸开湄公河河谷上游湖泊草海子大坝，以水淹七军的招数打垮政府军。

    政府军发现残军企图后，拼命阻止，两军在大坝上以死相搏。

    炸药已经安装，却来不及引爆，残军含恨撤退，缅甸军民则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保家卫国的重大胜利。

    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响，台湾处境尴尬，遂命该部全部撤回台湾。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柳元麟回到台湾，被当作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蒋氏父子把他当作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和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直到本世纪末的1993年8月还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与他在老挝分道扬镖的段、李、钱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台湾虽然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恼怒，但是自家的儿子终归抛撇不下。后经蒋介石秘密下令，又将番号改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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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罂粟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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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知青年代，我们就对毒品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一天有个缅甸山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臭得别人直捂鼻子，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竹背篓，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塑料纸包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林则徐时代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放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有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恶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去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是：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牧师，教父，还是上帝？……

    ……

失败的匈奴

2

    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我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低头不语。最后我说，你有信心戒掉毒瘾吗？她突然抬起头来，我看见那双大眼睛被泪水溢满了，接着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少女说，不，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法呀。你不知道，那个魔鬼……钻进心里啦。她放声大哭：我完啦，没有人救得了我呀！

    花季少女的悲声萦绕在空气中。据介绍，这座戒毒所，未成年人占了一半以上，我的心中像压了一座大山。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棵被毒品蛀空的大树，我们的后代会像枯树那样垮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登记在册的毒品受害者已达××万人(另一说为×××万人)。

    在边境，一间边防武警办公室里，我见到缉毒英雄某队长。因为工作保密的关系，我必须隐去他的姓名。这是个话语不多的年轻军人，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目光尖锐。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从前已见诸报端的各种缉毒事迹。

    采访结束时，我问，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军人回答：是被动。毒贩到处贩毒，防不胜防，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我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毒源，毒贩在那边从容生产毒品，我们却隔着国境鞭长莫及。

    我说，你是不是说，应该主动进攻？

    他沉默不语。

    最后我说，你能告诉我，作为缉毒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站起身来，毅然决然回答：如果上级批准，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彻底消灭金三角毒巢，铲除祸害世界人民的毒瘤。

    我看见军人眼睛里燃烧着正义和责任。

    关于金三角的话题，有次我同台湾作家曾焰讨论：“以你的见解，为什么偏偏是金三角而不是别的地区变成罂粟王国？”

    她回答：“我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相信上帝安排。”

    我说：“为什么上帝偏偏把鸦片安排给金三角？”

    她突然反问我：“你知道金三角之前，世界最大的罂粟王国在哪里吗？”

    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明白，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日本汽车家用电器，符合市场规律，迎合国人消费心理，至此一发不可收，史称“烟祸”。

    中国种植鸦片，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混战，政令废止，纲纪松弛，获利极丰的鸦片生产运动席卷中国西南、华南和西北十数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八千万亩，鸦片产量超过六万吨，为当时金三角鸦片产量的二千倍，为世界各国产量总和十倍以上，吸毒者近一亿之众。中国因此获得三个世界第一称号：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口最多。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第一次逼迫日本天皇签订的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堕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好像被敲断脊梁骨的狗。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失败的匈奴

3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甸克钦山区游荡，寻找伟大的共产党游击队，但是山区没有红旗，没有革命，山林起伏莽莽苍苍，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和开花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深山老林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之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一如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顿时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快乐地向往这种美丽的窒息。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在我面前，花海重重，万紫千红，鲜花澎湃怒放，将美丽生命热烈地绽放在春风里，辉映在阳光下。花海无边，从极远的天边一直铺落到我眼前，仿佛是一匹无与伦比的精美缎子。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淤集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地扑向花海，俯向鲜花大地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谁不为这个美丽得令人窒息的仙境而大哭大笑呢？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颠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它们开放红、白、粉花朵，高傲而妖冶，映衬高高的蓝天白云，迎着温暖的亚热带熏风向人们摇曳。我喜欢这些美丽的鲜花，它们跟世界上所有美丽生命一样，娇弱高贵，一尘不染，它们热烈地诠释生命，开放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生存意义。人们都说罂粟花是魔鬼之花，我认为很不公平，妓女之为妓女，是女人本身的责任么？

    花儿本身没有罪过，魔鬼藏在人们心里。

失败的匈奴

4

    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么罂粟花会唱歌，我从头人阿金的老奶奶阿婆那里听来一个传说。老阿婆据说已经有九十岁，脸皱得像山核桃，一双枯手伸出来抖抖地活像鸡爪子。她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歪在火塘边吹大烟，当地大烟有两种抽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比较考究地用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粘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

    老阿婆用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铜烟具。我常常看见她颤巍巍地挑起一只熟烟泡，凑在灯罩上边转动边吸，嘴唇一鼓一鼓地，像生蛋的鸡屁股，然后不是生出鸡蛋而是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她脸上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慈祥和幸福。当她过足烟瘾，才眨巴着被烟火熏得半瞎的泪眼，向我断断续续讲述下面这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九十九个仙女从天上下凡，九十八个阿姐都找到如意郎君，过上美满幸福生活。惟独最小的阿妹在深山里迷了路，只见狼虫虎豹，不见村寨和人烟。阿妹走不出大山，只好不停地唱歌，最后忧郁而死，化成一片美丽的罂粟花海。老阿婆还说，要是在开花季节，你躲在石头后面，一定会听见仙女唱歌。但是你千万莫要出声，不然要遭大祸呢。

    我当过红卫兵，受过无神论教育，自然不相信关于仙女之类胡说。我故意说：仙女唱什么歌呀，想搞对象吧？老阿婆停止吹烟，她的瞎眼睛里分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金三角，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的原始形态，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个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窜起来映亮低矮黑暗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像火光一样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用“舵把筒”吹大烟，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大嫂去取好东西啦！”

    当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陈旧得变成黑色，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和疑问，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抵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好意落空。当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原先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汤锅里发出阵阵肉香，引得我直咽口水。

    当我在大家注目下品尝第一口鲜汤时，一切疑虑和厌恶立刻烟消云散。天啦，烟籽豆腐！汤不仅鲜美可口，而且汤面上还漂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喉咙里伸出手来，不用说，这是一餐难忘的美味，我贪婪地把一大碗汤全都倒进肚子里。

失败的匈奴

5

    当地人管罂粟叫懒庄稼，意思是不用像种粮食那样操劳，跟种草差不多。但是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丰收，种罂粟有时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我在山上替头人阿金干活，说好只管饭，不给工钱。雨季一过，我就跟着大家去砍山。砍山是男人的工作，你得挥动长刀，将漫山遍野的杂草、灌木清理干净，付之一炬，砍出一面平整的山坡来。然后再用锄头整地，将土疙瘩一一敲碎，最后就轮到妇女上粪。当地脏活都由女人来做，比如上粪，女人头上盘着厚厚的黑头帕，将散发出恶臭的牲畜粪便装进背篓，又将背绳顶在头上，随后佝着腰，头几乎要俯到地上，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秽物背上山去。

    我虽然免费给头人干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学生，是有文化的人。在金三角，有文化的人有权受到尊重，所以头人免除我跟女人一道背粪，使我得以跻身在有优越感的男人堆里袖手旁观。

    接下来播种，锄草，间苗，看青。为防止雀鸟和野兽糟蹋，还得轮流住在山上守夜。那年天旱，雨季早早收了场，太阳把泥土全都烤成粉末，罂粟本属耐旱作物，也都长得又黄又瘦。头人请来巫师捉鬼。巫师打了一个鸡卦，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树鬼山鬼，不要跟人争水，你们去背西边的泉水来浇地吧。

    于是寨子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头人阿金全体出动，人人背一只大竹筒，到西边的泉眼背水抗旱。这个令人感动的团结场面使我想起农场抗旱，不同的是农场知青人人一根扁担，一对大水桶，挑得晃晃悠悠的狼狈样子，把救命水一桶桶浇灌在橡胶苗或者金鸡纳霜小树下。背竹桶对我来说是种陌生体验，无论如何，将背带勒在头顶上，光溜溜的竹桶随着脚步颠簸在脊背上滑来滑去，思想和身体一齐疼痛难忍。我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铁桶或者塑料桶呢？但是我很快明白，金属和塑料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那种时代的脚步距离金三角还很遥远。我们像抢救婴儿一样，把一筒筒救命水浇灌在罪恶的罂粟苗下。

    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和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剽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过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下，或者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中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几万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家手给划了。我因为长期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05—1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失败的匈奴

6

    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货物，那就是一枝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头人阿金眼睛放出光来，像狗一样围着猎枪转来转去。

    这是山寨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欢马叫，连畜生都嗅出过节的气氛，个个摇着尾巴发情一样追来追去。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中国大陆产)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山民蹲在地上，诚实而又宽厚地对待那些狡猾的外来商人。盐巴自然是必需品，一甩生烟可换一小包(大约一市斤)盐巴，一张熊皮换五斤，可见得盐巴贵如黄金。头人阿金是寨子的首富，他奢侈地用一甩鸦片给儿子换了一包冰糖，于是阿金家三个拖着鼻涕的儿子立刻成为山寨孩子崇拜的英雄。孩子们争着趴在地上给英雄当马骑，然后取得舔一舔英雄嘴里甜咝咝滋味的资格，分享到接近吃冰糖的快乐。

    当地人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极少数头人才能拥有一双胶鞋。我看见这些胶鞋都印着中国商标，它们是通过边境贸易流入金三角，然后几经辗转，普通胶鞋的身价就上涨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亲眼所见，又是阿金，以三甩鸦片的天价(约合九斤！)，从商人手中换回一大一小两双中国胶鞋，大的当然归他自己，小的给头人的接班人儿子。更多的人当然只能羡慕，因为头人在寨子里是统领，头人拥有冰糖和胶鞋是天经地义的特权。

    玛青父亲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终于确定交换商品的主要内容，这些物品包括：五斤盐，十斤火药和铁砂，一只煮烂饭的铝锅，两根钢针和一卷洋线，一面化学玻璃镜子，一只敬菩萨的烛台，一壶烈酒，一匹尼龙布，以及一只漂亮的银项圈。这些物品一经换算，立刻耗尽这家人整整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汗水和收成，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焦黑朴实的脸膛上漾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将近两天的交易活动眼看就要结束，商人纷纷收拾驮子，他们留下文明社会的商品，换走一驮驮沉甸甸的鸦片和动物皮毛。这时候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出现了。头人阿金像头狡猾的黑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围着那枝猎枪嗅个不停。精明的商人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稳坐钓鱼台，对阿金的欲擒故纵战术装做视而不见。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而又漫长的斗智斗勇。当商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去，阿金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像一头愤怒而伤心的豹子冲出竹楼，拦住马帮去路。

    “莫非头人要换给我们一个姑娘吗？”商人骑在马上，快活地互相挤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把枪留下！”阿金坚决地说，并且拿袖子抹了抹粘在眼角的眼屎。“……那种两个筒的，子弹……我全要。”

    “嗬嗬！……要很多很多生烟来换的。”商人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激将他，好像他不是寨子里最有地位的头人，而是个穷小子。

    “你要多少？我有！”这回阿金脸上有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表情。

    “三十甩。三十，一甩也不少。”商人一口开出天价。

    “三十？啊嘎……我出十甩，多半甩也不干！”阿金蹲在地上，像遭到抢劫一样呻吟起来。

    这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力赛，也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过来，但是双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山民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公开评论，出谋划策，好像头人的成败关系到大家的集体利益。最后头人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取得成功，猎枪以二十三甩半的价格成交，阿金成为当地第一个使用双筒猎枪而不是传统火铳打狗熊的猎人。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半年后被一头发疯的黑熊咬掉一只胳膊。

    头人阿金喜孜孜地说，马帮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是翩翩起舞的彩蝶，是金三角盛开的罂粟花吸引他们来采蜜，要是山里没有罂粟花，蜜蜂还会再来吗？

失败的匈奴

7

    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竹楼里偶然看见我发自内心敬重的房东，那个又做母亲的年轻妇女金蛮卜抱着粗粗的“舵把筒”，像哺乳小鸟一样，将吸入嘴里的烟雾一口口吐进婴儿口中。当地人早婚，金蛮卜虽为人母，年龄却并不比我大。我始则惊讶，随后像头发怒的公熊一样冲上前去，抢过她的烟筒扔得远远的。

    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生气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乳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珍珠泉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掸邦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唯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唯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海洛英，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章　末路英雄

1

    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入缅前的1949年，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三十七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鸦片产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仅以越南、老挝和泰国为例，这些国家鸦片产量均超过一百吨，可见当时金三角还算得上一片净土。

    六十年代前，也就是国民党残军反攻大陆的“勐萨时代”和柳元麟时代，金三角鸦片生产也无明显变化，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金三角鸦片产量约为六十吨，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

    这期间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一件大事，这件事看似与金三角无关，然而历史表明，它对金三角乃至整个世界禁毒运动都将产生举足轻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性地完成禁毒壮举，中国大陆不再有罂粟遍地烟祸横行的景象。中国政府为全世界做出一个榜样。中国禁毒成功意味着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和市场消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毒贩坐以待毙，市场供需杠杆就是靠利润刺激生产，毒品暴利给不法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培养，可以开辟，只要有人吸毒，毒品就会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被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反而开始兴旺，以迅猛势头快速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十年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4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变化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使然，还是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它们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失败的匈奴

2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当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着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普天下炎黄华胄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勐版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压迫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立刻表示服气，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勐萨郊外的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名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失败的匈奴

  3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炙烤得地面积起厚厚的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明净的空气仿佛融化的玻璃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坚硬的光线像风筝那样飘飞起来，空气中明明白白地增加许多水份，变得浓稠粘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扔在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积蓄了整整一个旱季的积雨云团好像冲破闸门的洪水，汹涌地扑进中南半岛上空，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听闻的巨大爆炸声，于是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就像万吨水压机挤压一张薄铁皮，将它们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山道艰难前行。

    头顶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战场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只好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报一箭之仇和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像猎狗一样扑上来，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暴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默默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演变，这些人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经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走路的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他们没有合法国籍，没有目标，没有精神向往和追求，甚至没有正式番号，他们沦为一个流浪部落，一支类似古代迁徙民族的汉人队伍。他们背负着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像蜗牛，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生存之地。他们身上唯一具有可供辨识的标记，那就是他们是一群汉人，根在中国，与金三角毗邻那个伟大民族共同拥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炎黄祖先。

    参谋长雷雨田和钱运周在前面焦急地等他。钱运周不愿追随柳元麟撤台，遂投奔段希文，因他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被任命为第五军情报处长。他们低声通报，副军长兼前卫师长曾将军病危，曾将军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按说这种伤并不致命，谁知队伍天天行军，天降大雨，结果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

    在一架临时帐篷里，曾将军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军医正向他嘴里喂稀释鸦片水。山风鼓号着从破洞里灌进来，帆布开了裂，滴滴嗒嗒往下漏雨水。曾将军家属都留在大陆，关山阻隔，音讯杳无，剩下这个孤独无助的老军人在异国他乡的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段希文问军医：“……还有针药吗？”

    军医惶恐地摇头。这当然不怪军医，军队早已断了药品。原先药品来源有两条渠道，一是台湾空运，另一个是马帮走私。现在两条渠道都被切断，贮存药品消耗殆尽，许多伤病员皆因无药医治死亡。原先军队有严格纪律不许吸食鸦片，但是到了这种地步，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当地人，以鸦片代替药品治病。

    好像有了某种感应，曾将军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苍白脸上浮起一抹回光返照的红晕，那是生命中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晚霞。他对站在面前的军长说：“看来……我不中用了，人各有命啊！希公，我担心不是自己，是……队伍啊！”

    曾将军眼里溢出泪水，他知道败血症病毒正在侵入自己大脑和心脏，山林外面传来军马凄厉的哀鸣，那是粮食告罄，士兵不得不宰杀忠心耿耿的军马维持生存。军马挣扎的长啸和抗议像刀片一样划破挤压在帐篷里的沉闷空气，让活人心脏为之一颤。

    曾将军急促地说：“希公，别在金三角兜圈子，从前的根据地，是回不去了……换个地方，到南边去吧，让泰国收留队伍……要不然，会像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杜聿明远征军那样，被野人山，活活吃掉。”

    段希文心中大恸。曾将军经历两次印缅大战，两次走过野人山，为一代抗战名将，但是这次他是再也走不出去了。他执着垂危人的手，耳朵凑上去，倾听死神的脚步。老军人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被风带走。

    “……朝南，队伍……冲出去……再来接应……不然……完蛋……”

    病人的手渐渐凉下来，在场人无不神色黯然，他们明白老军人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生存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这天晚上段希文召集紧急会议，全体军官一致赞成放弃夺回原根据地计划，向南转进，甩开敌人，打开一条生路。缅军对汉人军队的突然转向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意识到他们确实要离开缅甸领土，立即表现出大度和宽容的姿态。第五军基本上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顺利进入泰国北部同样是原始森林覆盖的龙帕山脉。

    雨季结束前的一个傍晚，前卫营在一座无名山谷停下来。这里三面环山，森林茂密，站在山顶可俯瞰地平线上像湖泊一样闪亮的大平原。据当地山民讲，马帮到泰国北部清莱府只需走一天，而去到与缅甸大其力一河之隔的泰国边境重镇美寨(又称夜柿)需走两天。

    段希文勒住马，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他看见远处的平原与河流在一层淡淡的暮霭中闪闪发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金三角边缘，平地像魔鬼一样诱惑着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汉人队伍，有人禁不住哭起来。雷雨田后来对我说，他一看见大山外那片宁静富饶的平原，双腿立刻就软下来，再也爬不动大山。他听见段希文的声音从夜色笼罩的山上传来：“就是这里，不走了，打仗也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段希文给这座山谷取个汉泰合一的好听名字，叫美斯乐。“美”，泰语村子，“斯乐”，汉语和平，即和平村之意。

失败的匈奴

4

    刘舟对我说，六十年代李文焕第三军退出老挝，在金三角深山老林与缅军周旋。那时候他老婆古月棋刚出生不久，裹在襁褓里，抱在她母亲也就是他未来的岳母李文焕妹妹怀中，连天大雨和没完没了地行军打仗险些没有要了婴儿的小命。

    刘舟说，这支队伍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情。与第五军不同，第三军主要将领和骨干基本上都是李文焕亲戚和乡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老的血缘联系和家族统治奇迹般地团结着这支汉人军队，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保持坚强的战斗精神。

    我以为刘舟的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在后来的采访中看到，李文焕在第三军威信确实深入人心。许多人并不直接称呼李文焕为军长或者将军，而是按照滇西习惯，称“老表舅”或者“爷叔”。

    同第五军强大实力相比，第三军基本上无法望其项背。五军鼎盛时期达七千之众，而李文焕充其量也就两千余人，经过一番挫折，还剩下不到一千人，包括一百多名妇女儿童。在这个动荡时刻，当地人都悄悄离开队伍各奔前程，那个已经当上独立团长的未来的世界大毒枭坤沙也不例外，他将队伍悄悄拉回当阳老家莱莫山自立山头，成立土司武装“弄亮自卫队”。这就应了“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的老话。李文焕既不肯与五军合并，那样就等于交出队伍，但是他又决不能离开第五军单独行动，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联合起来力量大，这个简单道理谁都明白。所以第三军就不远不近地尾随第五军，拉开一两天距离，若即若离的样子，像头被大熊遗弃的可怜巴巴的小熊。这种情形还造成另一种尴尬，第五军先期经过的寨子，所有粮食都像蝗虫扫荡一样，后来者就得挨饿。但是李文焕有自己的办法。他派出骡马到远处山寨购买粮食，他的队伍少，经费却充足，所以没有断过给养。

    战争毕竟不是游戏，随时都有意外发生。王索公路桥是一座战略要地，第五军通过后，为甩掉追兵就把桥炸断，结果把尾随其后的第三军和缅军都隔在东岸。这就等于先得救的人往水中挣扎的同伴头上踹了一脚。这并不说明第五军一定要借刀杀人，战争法则就是以保存自己为第一要义。

    李文焕与参谋长古少卿一起赶到河边，只见山谷中洪水滔天，那座炸断的钢索桥已经被洪水卷走，剩下几根钢索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李文焕脸色铁青，他觉得自己遭到出卖，段希文拿他和第三军做点心，慰问那些穷追不舍饥肠辘辘的缅甸政府军。重新搭桥显然来不及，另选路线也为时过晚，缅兵随时可能赶来。不到万不得已，应当避免作战，否则等于自杀。我朋友刘舟未来的岳父古少卿将军是个真正的职业军人，黄埔十六期毕业，李文焕虽不是正规军人出身，他倚重的军官却多是黄埔系。李文焕到底不是等闲之辈，他二十岁成为镇康一霸，闯荡金三角二十余年，什么风浪世面没有见过？所以要论在滇缅丛林的生存之道，他恐怕比段希文雷雨田还要高明些。

    李文焕捻着下巴上的鼠须，望着湍急河面沉吟不响，古少卿和担任前卫的第十四师师长杨绍甲焦急万分。这时天空阴沉，河水吼声如雷，上千官兵还有妇女孩子都拥挤在河岸边，人人都意识到形势不妙，眼前洪水拦路，后有追兵逼近，炸断的大桥像一把大锁，锁断他们到达彼岸的希望。

    绝望像恶魔一样扼住人们的喉咙。我仿佛看见诗人刘舟未来的妻子骇怕地把头挤进母亲怀里，母亲哆嗦着抱紧幼小的婴儿。厄运当头，空气结了冰，没有人说话，天地间出奇安静。一群乌鸦在山谷盘旋不去，好像不祥之兆笼罩人们头上，有人说当时李文焕大怒，夺过机枪狠狠扫射一梭子弹，中弹的乌鸦像石头一样跌进河水里转瞬即逝，其余乌鸦立刻哀号着飞远了。李文焕怒气冲冲地扔下枪，他看见那几根孤零零的钢索在峡谷风中不停地晃动，突然激发灵感，转身问杨师长：“你是腾冲人，跟李主席是老乡对不对？”

    杨师长莫名其妙地回答：“是啊，听说梁河乡现在改县，从前归腾冲府管辖。”

    李文焕嗬嗬地笑起来，对大家说：“你们有谁见过溜索？我记得从前腾冲一带就有。”

    溜索是滇西北横断山峡谷的一种古老交通工具：一根粗藤条或者钢索，下面系一只竹筐，载上人或者货物飞快地溜向对岸。这种交通工具至少已经存在几百年。杨绍甲一拍脑袋，大声说：“对对！天无绝人之路，这里不是还有几根现成的钢索吗？”

    我认为农民李文焕具有某种领袖才能。一个人，要想在金三角，在严酷的战场上和国民党内部争斗中站住脚，牢牢控制队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五十年沧桑，李文焕至今仍为金三角领袖之一。我在金三角采访，许多第五军的人都不大看得起李文焕，他们公开指责第三军，嘲笑李文焕是草包、恶霸、土匪和奸商，使我感到这两支患难与共的汉人队伍之间有很深的成见。

    人们从树林里砍来藤条和竹子，只用一天时间就将钢索变成可载人或马的大溜索，紧急渡河由此展开。人和骡马都被吊在半空中，令人眼花缭乱地来回飞动，由于钢索有好几根，所以队伍渡河进展很快，到第四天缅兵赶到河边，第三军已经离去，仅余少量辎重丢弃在河岸。李文焕还是捻着鼠须对杨师长说：“感谢第五军兄弟，他们没有把钢索全部炸断，否则你我就该向孙总理报到了！”

    第三军把剩下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他们在钢索两端绑上炸药，将任何人的渡河希望炸得无影无踪。

    这支顽强的小部队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始终尾随第五军向金三角南部转进，当第五军终于停止长达数月的行军脚步，在美斯乐驻扎下来并建立根据地时，李文焕也选择友军以西安营扎寨。他们驻扎的山谷更加险要，是半山腰一处凹地，当地话叫“塘窝”。“塘”，即石洞，“窝”即猴子，就是有许多猴子和石洞的地方。

失败的匈奴

5

    大树一倒，猢狲的宴席便不得不散，一度称霸金三角达十余年的国民党残军终于像影子一样退出掸邦高原。不愿撤台的官兵多为云南人，除第三、五军较大两股外，其余零散人员各奔前程，或解甲归田，变成当地华侨；或投奔三、五军，背靠大树好乘凉；或拉起队伍自立门户，占山为王，反正成龙上天，成虫钻地。总之在金三角这片广大而古老的土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汉人就像远古时代的迁徙民族，注定要上演无数龙蛇争霸和弱肉强食的人间悲喜剧。

    值得一提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原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吕维英。

    这位在台湾失去靠山的落魄将军，因为一不当心中了柳元麟反间计，虽说依旧挂着副总指挥的头衔，手下却连一个小兵也调不动。将军没有队伍，就连草寇也不如。柳元麟撤台无疑给他一个重新出山的机会，吕将军立即在老部下中进行游说，招兵买马，重拉队伍，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月后终于招集拢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队伍。应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成绩，当年李国辉谭忠打天下，不就一千多个惊魂未定的残兵败将吗？何况这三百人都是精兵强将，武器精良，个个身经百战，他们中间有一批雄心勃勃的优秀军官，其中包括未来金三角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团长张苏泉和参谋长梁中英。

    原来的根据地已经丧失，经过一番深谋远虑，吕将军决定向老挝北部琅南塔省发展。当时老挝政局动荡，革命党左翼在首都万象发动军事政变，但是这个红色政权仅仅只存在四个月就被卷土重来的富米政府军击败，革命党撤往山区打游击。与此同时，许多大国加紧插手老挝事务，他们各自向老挝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援，扶持亲西方或者亲共势力。老挝各派纷纷扩大武装，以便在未来的内战中多捞一席之地。需要说明的是，吕维英是国民党中情局出身，与美国情报局联系密切，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打出“东南亚国际支援纵队”旗号，由美国情报局牵线，投靠富米·诺沙万将军，当起真正的国际雇佣军。从前印度国际军团喋血拉牛山战场，李国辉曾经感叹军人命运如浮萍，他也许对国民党残军的命运有种不祥预感，后来大批国民党军人果然纷纷去做国际雇佣军，这或许是个必然结局。吕将军将三百人编为三个连，称“110特种作战部队”，他亲自出任总指挥，张苏泉任参谋长，对外号称三千大军。

    十多年后已经在坤沙贩毒集团坐稳第二把交椅的张苏泉面对美国记者的镜头侃侃而谈。他说1961年在“110特种部队”作战，本来形势大好，但是中了寮国(老挝)人的诡计，不得已返回金三角。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本来他们决心当好雇佣军，不得已转向贩毒。我认为张苏泉说的实话，这是金三角毒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战争是军人的舞台，内战外乱为这支失去目标的军队找到用武之地。

    梁中英说，“110特种部队”确实英勇善战，上寮一仗，打得寮国反政府武装闻风而逃。吕维英野心勃勃，想趁老挝内乱发展队伍，招兵买马扩大地盘，然后再当一回老挝霸主。不料老挝人对于这些让缅甸政府伤透脑筋的汉人军队理所当然怀有高度戒心，一是利用，二是消灭。一年之后的1962年，老挝成立三方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左中右各派坐在一起握手言欢，三方坐下来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联合消灭国民党雇佣军。

    张苏泉说，那回他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死在寮国人的卑鄙袭击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后来的金三角毒品发展离开张苏泉这个大人物会是一番什么模样？而坤沙集团缺少张苏泉，还会像现在这样如日中天，成为众所周知的世界最大贩毒集团吗？总之历史是一根链条，缺一环不可相连。

    政府军战斗机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迹象的早上突然飞临驻地上空并开始扫射的。飞机俯冲投弹，反复扫射，而随后赶来的大批政府军则像狼群一样凶狠地进攻，包围山头，寮共游击队则封锁湄公河，切断退路。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他们简直被闹糊涂了，许多人至死也没有明白一个简单道理：昨天还是好好的友军，怎么一夜就变成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苏泉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尽管一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好比老虎，一旦拼死相搏还是无人能敌。他们抛下受伤和阵亡的战友，且战且退，在山里与政府军周旋。几天之后，这支伤痕累累的小部队终于突出重围，渡过湄公河回到金三角。当追兵远去，张苏泉清点人数，已经有三分之二官兵做了友军袭击的牺牲品。

    寮国方面大肆宣扬了这场军事胜利，报道国民党入侵者的可耻下场。台湾方面矢口否认这些“侵略者”与国民党有任何瓜葛，声明那只不过是一些当地土匪，与台湾官方无涉。吕维英大干一场东山再起的勃勃雄心再次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变成一条丧家之犬，终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夜晚悄悄离开队伍，独自去了泰国，在异国他乡销声匿迹地生活二十多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古稀之年的吕将军毅然踏上归程，在云南昆明见到日思夜念的亲人和子女。1992年秋天，老先生在昆明溘然仙逝，葬于著名的风景区筇竹寺玉案山，实现叶落归根的人生夙愿。

    吕维英远去，张苏泉成了这支残破不堪的小队伍首领。他带领百十个人，百十条枪，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金三角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先后投奔过段希文和李文焕，皆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重重矛盾，不得已又重返森林，过起野兽一般的流浪生活。他们随时都得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片布满杀机和弱肉强食的土地上，到处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和敌人：缅兵、掸族武装、佤军、反政府游击队、土司兵以及各种土匪。这就好比一头小狼，群狼以数量称霸森林，小狼则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

    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雨云在远处山头上聚集着，这支精疲力竭的小队伍刚刚摆脱缅兵追击，却在一处没有地名的河谷遭遇另一支人数更多的当地武装包围，形势万分危急。枪声响起来，小队伍基本上突围无望，只好拼死抵抗。关键时刻，对方突然有人高喊张苏泉的名字，不是用陌生的缅语或者掸语，而是道地的汉语。我们看到，就像阳光突然穿破云层，这个偶然机遇彻底改变了张苏泉的命运，上帝之手在不经意间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埋下一个苦难的伏笔。张苏泉从此结束作为职业军人的流浪生活，转而走上另一条布满荆棘的地狱之路。

    那支队伍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他从前的部下坤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