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大国之魂》

失败的匈奴

坦克装甲车喷吐火舌，上万名决一死战的中国士兵呐喊着，紧随他们的师长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两军短兵相接，激战一整天，日军被击溃。天黑下来，中国军队留下一千多具不及掩埋的官兵尸体，踏着悲壮的夜色越过战场继续南进。此后两日，他们一连打垮日军多次阻击，终于赶在敌人主力合围前到达温佐，然后一个干净利落的急转弯甩掉追兵，踏上通往印度的道路疾驰而去。

    孙立人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不仅挽救了全师人，也挽救了自己。

    半月后，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锡邦，沿途收容了数以千计的缅甸难民和印度败兵。不料印度守军竟然如临大敌，拒绝该师入境。英国边境官员提出中国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才能进入印度。孙立人换上一身崭新的少将军服前往谈判。当他踏进锡邦镇驻军师部时，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支部队就是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围的英印第一师。大胡子英国师长惊奇地跳起来拥抱他，并连声大呼：“Sorry!Sorry!（抱歉）”

    次日，新三十八师全体官兵经过擦洗车辆整理军容，精神饱满地开进印度。英印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礼炮十响以表欢迎。

    至此，参加缅甸作战的盟军队伍，包括中国远征军三个军，英印缅三个师和五个独立旅，均遭到程度不同的失败。只有新三十八军例外。该师未打一次败仗，紧要关头果断突围，安全撤离，得大于失。

    师长孙立人指挥有方，受到亚洲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高度赞扬，并于戴安澜之后，获得美国国会勋章一枚。

    4

    与新三十八师命运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军的骄子第二百师。

    北撤一开始，第二百师就被赋予担当后卫的重任。师长戴安澜是坚定不移的回国派，全市官兵上下齐心，跟随师长回国。黄埔三期出身的戴安澜与美国留学的孙立人不同，戴氏不懂外语，对外国人不感兴趣。他是委员长嫡系，一直为委员长所倚重，因此他除了效忠委员长和带兵打仗外，别无他求。

    同古战役后，委员长从重庆飞到腊戌布置曼德勒会战。老头子一下飞机就把戴安澜置于左右，留他共进晚餐，寸步不离。最使戴安澜受宠若惊的是，是夜校长竟留他同宿，抵足长谈。有幸领受此种恩宠的人在国民党将领中实属不多。

    关于这一夜蒋介石对戴安澜谈些什么，或有何密示，有何许诺，或者仅仅以示奖赏，别人不得而知。但是委员长对戴氏的这种亲近举动足以给杜长官心头蒙上一片不安的阴影。杜聿明完全有理由把蒋对戴的亲近看作对自己的训斥，看作一种失宠的危险信号，我们则有理由相信他后来坚持要把队伍带向密支那的顽固态度中看到这种失宠心态的折射。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人是在内战和御侮（不是侵略！）的双重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不具有西方军人的荣誉感和对外扩张的激情，却对官场倾轧和权力之道有着更加深刻的领悟和体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富国强兵，却把他们变成一群大大小小的军阀和野心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原因所在。

    腊戌归来，戴安澜对校长倍加感恩戴德，发誓要以肝胆相报。缅甸战局已败，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担任后卫任务以来，该师一直被日军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紧追不舍，饭田司令官在仰光宣称：“此战役须全歼中国远征军，首先要消灭第二百师。”

    五月十日，远征军主力被迫遁入胡康河谷，第二百师被敌人分割开来，与军部失去联系。戴师长毅然决定另辟蹊径，转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伺机进入国境。

失败的匈奴

但是事实很快证明，缅甸不是中国，在缅甸打游击的想法根本是行不通的。

    首先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其次，缅甸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如火如荼。缅甸人仇恨英国佬，自然也仇恨英国佬的盟友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得不到帮助，他们的行踪还处处被告密，因此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中。

    五月十八日，第二百师兵分两路通过细（胞）抹（谷）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伏击。副官报告向导企图逃跑，被当场抓获。

    向导被带到戴安澜面前。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缅甸青年，克钦人打扮。他显然刚刚挨过揍，嘴角挂着血痕，但是他勇敢地站在中国长官面前，一点也不畏缩。

    “我真想宰了你这个奸细！”戴安澜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他手里的马鞭下意识地敲打着自己的马靴。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缅甸义勇军战士，德钦党党员。”奸细眼睛里闪动着自豪的光。

    “你给日本人报信有什么好处？”

    “我为缅甸独立自由而战。”

    “笑话！日本人难道是你们的救世主吗？”中国将军冷笑着说。

    “日本人是缅甸人的朋友，你们不是。”

    “好吧，咱们来谈点别的。”戴安澜放缓口气，“告诉我，前面的日本人有多少？”

    “不知道，反正比你们人多。”

    马鞭一挥，奸细额头上出现一道血痕。他晃了晃，又站稳了。

    “听着，你愿意把我们带出这座山谷吗？”

    “……”

    戴安澜脸色铁青，他拔出手枪，咔嚓顶上膛。

    “再问一句，愿意带路吗？”

    奸细从容地闭上眼睛，沉默得象座雕像。

    碰碰两声枪响，戴安澜头也不回，命令副官，“传我的命令，分散突围，到八莫以北尖高山会合。”

    “师座！”副师长郑庭笈急忙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不是等到夜间再行动？”

    戴安澜猛地转过身来，郑庭笈看到师长竟然满脸泪光。

    “庭笈兄，现在我戴安澜是虎落平阳，不得不闯了。”戴安澜仰天长啸，悲怆欲绝，“想当年关云长败走麦城，也不过这般光景，我堂堂第二百师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天亡我也！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冲锋号吹响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端起刺刀勇敢地冲向公路和山头。日本人的机枪、步枪和炮火织成一道道浓密的火网，灼热的弹雨好像一把巨大的镰刀呼呼作响，把成群的中国士兵拦腰割倒，再也爬不起来。激战一天，第二百师伤亡过半，才从东面山坡撕开一条缺口，残余官兵得以死里逃生。

失败的匈奴

戴安澜在突围时不幸负了重伤，一梭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郑庭笈及时带人赶来救起师长，边打边撤。日落后，第二百师残部终于摆脱敌人的追赶，抬着昏迷不醒的师长，举着弹洞累累的军旗，乘着暮色悲壮地消失在八莫以西的森林和峡谷中。在他们身后的战场上，到处留下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体，日本人屠杀伤兵的野蛮嚎叫声阵阵传来，这些悲惨景象变成一个噩梦永远留在中国士兵的记忆中。

    三天之后，东京电台宣布：战无不胜的帝国皇军在缅甸北部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二百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五千人，俘虏枪械骡马弹药无数，云云。

    五月下旬，分散突围的第二百师官兵陆续到达中缅边境集合地点，全师仅剩不足三千人。这支遍体鳞伤的队伍抬着他们奄奄一息的师长，在缅北大山里同日本人周旋。

    史载：“……全师食粮早已断绝，一位营长向当地村民寻得一碗粥糜，送与戴安澜。他仅仅喝了一口，左顾右盼，潸然泪下。”（《戴安澜列传》）

    五月二十六日，第二百师到达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戴安澜神志突然清醒起来。他嘱部下替他整理衣冠，扶起向北瞭望，并喃喃地说了许多含混话。有人试图告诉他，国境在东方而不是北方，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傍晚，一代抗日名将凋谢在缅甸的荒山丛中。时年仅三十八岁。

    无独有偶，这一天恰好是另一支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安全抵达印度边境的日子。两相对照，命运天壤之别，令人感慨系之。

    此后，第二百师残部始终都抬着师长遗体，历尽千辛万苦，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转来转去，沿途又留下无数死难者的骸骨。一个月后，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雪山进入国境，然后被游击队接应回国。

    戴安澜师长壮烈殉国的事迹在国内激起很大反响。对于执掌权柄的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需要时时给民众注射兴奋剂，使民众振奋情绪，具体地说就是需要树立一些英雄榜样来鼓舞士气，从而激发起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和壮志豪情来。对民众来说，英雄人物是他们抗战的信心和希望所在。于是经过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戴故师长的亡灵就作为抗日英雄的典范受到万民景仰。

    自云南保山起，沿途各区、乡、县直至省城昆明，政府动员了数以千计的人群迎送英雄的灵柩，当地官员一律佩戴黑纱，亲往大路恭候。这样，第二百师的残兵败将也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英雄。这种声势浩大的仪式愈演愈烈，到了安顺、贵阳、柳州、桂林，城市万人空巷，仪仗队越摆越阔气。人们脸上喜气洋洋，全不见半点悲痛的表情。戴师长终至全州厝葬，如愿以偿矣。

    美国政府最先承认戴氏业绩，于当年十月由罗斯福总统向戴氏遗孀颁发国会勋章一枚。戴安澜是本世纪第一个获得这种美国勋章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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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重庆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后方各界均派代表参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亦撰写挽联志哀。

    毛泽东挽诗云：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熊罴威。

    浴血东爪守，驱倭裳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挽词：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蒋介石在追悼大会上训词曰：

    “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重庆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氏由陆军少将追认为陆军中将，准其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市、县忠烈祠。

    5

    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一九七二年旱季我曾到过孟拱，这里便是胡康河谷的入口处。远远望去，只见北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绵延不断的沼泽为高山大壑平添几分险象。由于胡康河谷山大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笼统称为“野人山”。

    五月，远征军长官部偕直属部队遁入野人山数天后，担任前卫阻击的第九十六师也摆脱孟拱之敌，弃车上山。但是他们很快便迷失方向，与长官部失去联络。他们踩着野兽走过的小路在阴暗潮湿的大森林里走了整整十天，后来居然来到一个神话般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只有几户土著，四周都被白皑皑的雪山峡谷包围，天高云淡，仿佛来到世界尽头。地图上查不到地名，同土著语言不通，于是只能猜测他们已经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这支队伍别无选择，只好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住下来，依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原始人生活。

    幸运的是，半个多月后，一架路过的美军飞机偶然在这个世界屋脊的折褶发现了这些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很快，从印度机场起飞的运输机便赶到这里，投下大批食物、药品、帐篷和御寒物。饥肠辘辘的中国官兵抓住天上掉下来的美国罐头和压缩饼干，结果一下子胀死许多人。此后，飞机定期向这里空头食物和补给，有次还投下三名勇敢的美军联络官，他们带来电台和通讯密码，使这支部队始终和总部保持联系。

    后来，这支部队一直靠着空中支援熬过可怕的雨季，然后在藏族向导带领下翻过白马大雪山，经西藏边缘返回国内。

    这样，被困在野人山里听天由命的只有杜副长官极其麾下的大约三万五千名中国官兵了。

    不管怎么说，逃进深山老林总算获得一个喘息之机。日本人被挡在山外，危险暂时消除，现在杜长官可以从容考虑怎样走出这些大山回国了。

    不幸的是，危机频频降临：粮食告罄，药品用光，饥饿开始威胁这支三万多人的队伍。唯一一架电台连同报务员一同坠入深渊，从此他们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但是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向导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野人山有条小路可通印度。雨季尚未来临，如果抓紧赶路，大约一个月可望抵达印度边境。

失败的匈奴

杜长官大发雷霆。

    如果现在投奔印度，当初何必坚持北进？再说蒋委员长会怎样看待他杜聿明呢？杜长官一发怒，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一提“印度”两个字。于是无路可走的中国大军只好徒劳地在野人山里转来转去，企图从魔鬼的宫殿里找到一条缝隙钻出去。

    奇迹始终没有出现。

    开始有人倒毙。粮食恐慌动摇了军心，士兵们为了填饱肚子，纷纷离开队伍去寻找粮食。在一处叫做布帕布姆的山谷里，士兵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土著部落的山寨，他们放枪轰跑了吓得半死的土人，然后鹊巢鸠占，把部落里一切能够下肚的东西吃得精光。许多人为了争夺一口食物而大打出手。

    但是区区小寨如何养得起几万饥饿大军？不出几天，饿得发昏的人们就像沙漠里的蝗虫一样漫山遍野去觅食。

    饥不择食，这是人们对饥饿的最好总结。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乱窜，寻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还有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总之，但凡能够下肚的东西都成为人们寻觅和争夺的对象。

    入夜，天地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在动物出没的树林里，溪水旁，到处都埋伏着幽灵似的憧憧人影。人们端着上膛的步枪，眼睛里闪动着饿兽般的亮光，焦急地期待猎物撞上枪口。开始时，每有收获，人们还兴高采烈地簇拥着猎物下山去。可是不久，就不愿意同寨子里的人分享胜利果实了。因为山上的猎物已越来越少。后来枪声一响，人们就在山上燃起篝火，将血淋淋的猎物分成无数份，然后连皮带肉吞得精光。寨里的人发现不再有兽肉抬下来，就派出许多军官上山，监督并严惩那些敢于擅自私分猎物的士兵。

    弱肉强食和生存竞争的冲突由此迅速升级。

    有时枪声一响，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把猎物藏起来，军官就赶到了。士兵两手空空，眼睁睁看着猎物被抢走，自然不肯罢休。于是山上天天都有冲突发生，互相火并和军官失踪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即使这样的日子也维持不久。更大的不幸很快就要到来。

    六月，当地人谈虎变色的雨季降临了。

    在印度洋高空积聚了整整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象一万艘军舰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的万里晴空。缅甸的太阳顷刻消失了，翻滚的浓云犹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城市和乡村的屋顶。凶猛的暴雨象呼啸的长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被卷走，低洼变成一片汪洋。在胡康河谷，洪水一夜间吞没了所有的山谷和平地，不及逃跑的人畜转眼间就被浊浪席卷而去。雷声象战鼓轰鸣，球形闪电一次又一次轰击古老的原始森林，将千年古木拦腰劈成两段。

    大自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布帕布姆的土著山寨，一幢简陋的竹楼里，杜聿明半卧在火塘边，昏昏欲睡。不到一个月，威风凛凛的杜长官看上去判若两人：形容枯槁，精神萎靡，磨破的衣衫肮脏不堪。在火塘的吊锅里，煨着一碗粗糙的野猪肉和芭蕉根。潮湿的柴草不时腾起浓烟，呛得长官虚弱的肺部爆发出一阵阵猛咳。

    他患了可怕的回归热。

    雨季一到，凶恶的疟蚊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向人类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一连数日，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着这位长官，时而如熬炎夏，时而如坠冰窟。他不吃不喝，并开始出现谵语和昏迷。医官们全都焦急万分束手无策，部下们唯一能够表达忠诚的方式是：让长官面前那口吊锅里始终煨着最好的食物。

    现在，大难临头的杜长官只好听天由命。他喘息着，同病魔苦苦搏斗。他感到世界末日快要到来了。

    也许所有的活人都要变成僵尸，然后在森林里悄悄腐烂，消失得无影无踪。

    暴风雨还在猛烈地摇撼着这幢简陋的竹楼，仿佛要把它连根拔起。雷声隆隆，闪电撕裂夜空，空气中弥漫着雷电撞击的火药味。

失败的匈奴

突然“轰隆隆“一阵巨响，外面传来许多乱糟糟的奔走和喊叫声，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杜聿明蓦然一惊，清醒过来。

    卫队长常恩国水淋淋地奔进来，报告说医院竹楼倒坍，压死许多伤病员。杜聿明听了，黯然神伤，吩咐把伤员搬进自己的竹楼来。

    常队长面有难色，劝阻道：“长官，那些伤员有好几百，再说您自己的病也不轻哪。”

    参谋长和医官也纷纷劝阻。杜聿明神色凄凉，仰天长叹：

    “莫非我第五军注定要葬身这蛮荒之地么？”语罢大哭。

    常队长捧起那只碗，小心翼翼地劝道：“长官，请您务必保重身体，还是吃一口东西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派出去的人同那边联系上……”

    “我不吃，不吃！”杜长官猛一抬手打翻了碗，恨恨地咆哮道：“那个美国佬巴不得我死了，好吧你们都拉到印度去听他指挥！——我偏不去！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去！！”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那碗野猪肉在火堆里烧着了，散发出一阵阵焦糊的香味。

    杜聿明又发起高烧来。

    他恍惚中梦见自己回到广州那所著名的军校。当时的校长还没有现在这般威风，他执着自己的手说：“光亭为人精明，惟有始终不渝，方能前程远大。”此后他遂下决心效忠校长，矢志不渝。

    大革命时期，腥风血雨的武汉，他被起义的士兵抓起来。士兵宣布说，只要喊一声“打到蒋介石”就可或释放。但是他坚持一声不吭，后来险遭枪毙。

    广西全州。委员长满面笑容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挂在自己胸前，称自己“青年精华”。那年他荣升国民党最精锐的第五军中将军长，只有三十四岁。

    他是怎样从一个倒霉的军需上士迅速升迁到如今炙手可热的中将高位？又怎样大起大落在官场上几度失意几度起死回生？这里的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始终守定一条信念：死心塌地跟随委员长，绝不三心二意。

    如今，他又回到缅甸的土地上。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迫走一条下坡路。

    在他通往权利的道路上迎面挡着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日本人拔刀相向，欲置他于死地。美国人则高叫：交出指挥权来！他觉得这两个人对他的威胁都一样，于是不得不两面作战。然而野人山是个大陷阱，他感到自己正在渐渐沉下去，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军官们焦急地围在昏迷不醒的杜长官身边。

    参谋长问军医：“还能找到什么药品吗？”

    军医摇头：“奎宁早没有了，连最后一针镇静剂也给长官注射了。”

    参谋长：“难道无法可想了吗？”

    军医：“办法倒有一个，可是危险很大……放血！”

    参谋长看一眼骨瘦如柴的杜长官，毅然决定道：“干吧，只好试一试——天命难违啊。”

    军医给病人手腕割开一条口，放出许多污血，然后又从别人身上抽出健康血液源源输进病人血管。这种换血的方法果然起了作用，暂时延缓了杜长官的性命。两天后，当他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时，那位忠心耿耿的常队长却因为抽血后不幸染上败血症，猝然死亡。

    雨季给孤立无援的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失败的匈奴

滂沱大雨使天地改变了模样，到处山洪暴发，道路断绝。动物都躲起来，鸟兽绝迹，人们只好天天躲在山洞里，靠着剥树皮挖草根填塞肚皮。雨季不仅使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而且使得各种森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等迅速传播开来。有的人一觉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有的人误食剧毒的野果和菌类，不及叫出声来就栽倒咽了气。还有的人是怀着绝望走进大森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每天都有人倒毙，死亡和失踪人数直线上升。魔鬼慢慢扼住了中国人的喉咙，要把他们化为一滩血水。

    四十年后，我在南方一座小城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面对面坐着。老人用一种近乎淡漠的声调，同我回忆这段非人的惨痛经历时说：

    “……其实打仗并不可怕，死人也不可怕。见多了，自然就不怪。什么最可怕？……我恐怕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有一种事情使我永生忘不了，就是……人吃人。活人吃死人，还有活人吃活人。就象大饥馑年代那样……”

    他忽然急促地笑笑，把目光移向远方破碎的山影，过了好一阵才平静地说：

    “告诉你吧，我也吃过……人。”

    6

    一个短暂的晴天，幸运之神无意中将目光投向困在野人山的受难者。

    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于是天黑之前，一队美军运输机急急忙忙飞到布帕布姆山投下许多降落伞。这些物品中不仅有食物和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一架电台。受尽磨难的人们绝处逢生，这天晚上，这支失踪已久的孤旅终于同外界取得了联系。

    重庆。

    委员长正在陪宋氏姐妹打麻将。委员长手气不错，兴致勃勃地把象牙骨牌碰得哗啦啦响。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悄悄进来，附耳低语：“委座，杜聿明找到了。”

    委员长无动于衷。他摸起一只“东”刚要出，突然又缩回手来。宋美龄叫道：

    “大令，打的牌可不许赖呀！”

    委员长呵呵大笑，把牌推倒：

    “我搁牌了。三元会——满贯。你们不信？”

    他转向钱大钧，不耐烦地说：

    “叫他到印度去。告诉他，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埋在缅甸。”

    灰色的大军终于又开始移动起来。但这次不是朝北而是向西。

    一阵阵凄厉的军号象喇嘛招魂一样将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从四面八方的山洞和树林里召唤出来。他们全部半死不活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但是他们还是听从了来自重庆的命令，顶着暴风雨踏上通往印度的苦难历程。

    美国飞机的出现无疑改变了中国军队的命运。每逢天空短暂放晴或者云层稀薄的时候，大批美国运输机就循着电台指引蜂拥而至。地面的人们好像大海里的溺水者，只有牢牢抓住空中抛下的救生圈才不会淹死。有次飞机还投下几名具有牺牲精神的美国军医，他们也加入徒步行军的队列，并且有效地帮助中国官兵打退疾病的猖狂进攻。

    然而形式并未见乐观。

失败的匈奴

对行军者来说，雨季翻越凶险无比的野人山是件冒险的事。没有道路，队伍劈路前进，日行二三英里；洪水阻道，有时一连数日皆不能行。行军极大地消耗人们的体力，磨蚀他们的意志，有些身体虚弱的士兵往路边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

    死亡的阴影依然紧紧追逐中国人。

    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不无沉痛地写道：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当时队伍里流传着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军部某卫士班，散宿于林中，次日晨起，皆不见归队。连长觉得不妙，急忙派人寻找，只找到白骨若干。原来一班人皆成过路巨蚁之肉俎。巨蚁是热带丛林的灾星。食肉，性凶猛，猛兽蛇蝎皆避之唯恐不及。

    机枪兵许某，腹痛，遁入草丛大便，半日不出。同乡者呼之，不应。急往草丛视之，赫然看见许某枯缩于地，已被蚂蟥吸干多时。

    某工兵排，奉命搭桥，皆无踪影。营长闻讯大惊，亲往查看。原来工兵排误入沼泽，蚂蟥翻涌，成千上万，工兵尽成骷髅。热带蚂蟥为世界所罕见，体长盈尺，粗若棒槌，附于牛马之躯，一次可吸血斤许。

    相传杜聿明为林中瘴气熏倒，昏迷不醒，全军官兵因此延误行军二日。“瘴气”并非气体，而是由亿万细小毒蚊组成的灰黑雾阵，远看如烟，如霭，常麕集于水洼潮湿之地，遇有人畜惊动，便群起攻之。后来有人发明采集野艾扎制的火把驱蚊，队伍才免遭更大的伤害。

    同年底，日本东京大本营收到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的战场报告，饭田将军怀着不安的心情证实了中国军队在野人山创造的这一起死回生的奇迹。他指出：

    ……被切断归途的中国军，徘徊于缅甸北部，最后被迫突破胡康河谷逃往印度北部阿萨姆邦的利多。补给断绝，极度疲劳的

    官兵，在退却途中死者继出不断，胡康河谷也变成名符其实的“死亡之谷”。

    最初涌向胡康河谷的军人及难民共约六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勉强突破成功，多数人死于途中。从死亡中逃脱出来的难民和中

    国军队吃光途中土著部落的粮食，还掠夺了土人贮存的食物，后来一度被大雨困在布帕布姆山下束手待毙。

    美国空军及时解救了这些穷途末路的中国人。他们向胡康河谷和木加温谷地空投了大批粮食和物品，才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免

    于覆灭。另一只中国军队第九十六师得以实现突破横断山脉，完成向中国境内大转进的奇迹，也是由于得到美国空军支援的缘故。

    据估计，自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至少有一百三十二吨粮食和物品被空投在中国军队的行军路线上……

    ——日本防卫厅《缅甸作战》

    当最后一名东倒西歪的中国士兵在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亚热带太阳照耀下走出丛林，走出苦难的胡康河谷和野人山，走进和平宁静的印度小镇利多时，历时半年的缅甸之战才以盟军免遭覆灭和胜利撤退宣告结束。陆续抵达印度的远征军计有军直属部队五个团和新二十二师，总人数不及一万。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新三十八师一起改称中国驻印军，留在印度中北部的兰姆伽基地接受整训。杜聿明奉命回国述职。坐了半年的冷板凳，然后重新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昆明。

    跟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为十万人，伤亡总数为六万一千余人，其中至少有五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和失踪的。盟军伤亡和被俘约一万五千人。日本政府公布日军阵亡名单（含失踪）比较保守，为两千四百三十一人。

失败的匈奴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

    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草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站在一间名为“老草房”的会客厅窗前。他到剪双手，面色沉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将他瘦削的脸膛勾勒出一幅冷色调的剪影来。

    委员长威严地沉默着。他没有如通常出席重要会议那样身着戎装，而是穿一件普通青布长衫，着府绸灯笼长裤，蹬一双浅口绒面布鞋，这身朴素的装束虽然藏起了军人统治者的威势，却更显出中国政治家深藏不露，狡诈诡谲的风格。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崇禧，还有林蔚、陈诚、陈布雷、余飞鹏、商震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尔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领袖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委员长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委员长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丘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委员长偏偏为此丢尽了脸面。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日本人打进昆明。以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委员长始料不及的。

    但是委员长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弄政治阴谋。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沦陷半壁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委员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同商震讨论日本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委员长没有回过头去，他好像一尊冷漠的雕像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滑下去。

    以民国政府的军政大员而论，恐怕没有人比委员长更了解他们的对手日本人了。委员长青年时代曾三次东渡日本海，就读于东京振武军校炮科和士官学校，悉心研究过日本的政治、军事和历史。他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亚洲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国家，中国若要强盛，则非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不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西洋药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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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中国需要集权，需要独裁和枪杆子。中国有中国的真理。

    以眼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而论，中国若要取胜，唯一正确的策略不是“打”而是“抗”，即抗到美国人的飞机大炮迫使日本人投降为止。中国是一个靠实力划分天下的国家，中国每省每县乃至每个区乡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委员长。如果拿中央军和日本人火并，其结果只能叫共产党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地方军阀坐收渔利。领袖和政治家的目光绝不能不看到将来，看到中国战后重建势力范围的前途和大格局。

    几乎与腊戌失守同时，日本人发动中原、浙赣和华南作战。侵华日军以五十万的兵力从南方数省同时大举进攻，意在打通浙赣路，收缩包围圈，一举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或者和谈。

    雕像微微一动，改变了姿势。委员长佝起腰，手指不知不觉绞在一起。他仿佛要用这种姿势抗拒来自窗外敌人的无形压力。

    委员长从不反对和谈。但是和谈的前提是决不能导致中国出现第二个满洲国傀儡皇帝。在“珍珠港事件”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国民政府几经迁都，多次濒临绝境，委员长也顶住压力坚持不肯与日本人和谈。倒不是委员长要保全什么民族气节或者为信仰而战，而是日本人的胃口太大，太贪婪，欺人太甚。中国是委员长的中国，只有委员长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任何人试图瓜分或者强行剥夺他的权力都是他所不允许的。

    否则委员长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在战争把中国人的贫弱之躯同西方列强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既然美国人已经参战，他还有什么必要考虑同日本人单独媾和呢？

    除非有人逼迫他打这张牌！

    委员长慢慢拭去额角渗出的汗珠，从窗外收回目光，然后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他以他那浓重的奉化口音呼唤他的表兄俞飞鹏，“你说说看，你现在每月还能给我运来多少东西？”

    俞飞鹏悚然望着比他高出一头的表弟，不知所措。委员长明明对缅甸失守后的物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当众叫他难堪呢？莫非哪里又出了岔子叫他捉住把柄？委员长面无表情，目光冷淡，于是这位身材矮胖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滇缅公路物资运输总处主任惶恐地垂下目光，嗫嚅着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你是说不上来呢，还是要叫我替你说？”委员长背着手，不紧不慢地问道。

    表格额头淌汗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恐怕……就几十吨吧。”

    “恐怕没有这些吧，咹，到底多少吨？”委员长皱起眉头望着这位窝囊的表哥，厉声说。

    “是！报告委员长，五月份一共运进物资二十一吨。”

    “混蛋！娘希匹！你五月份以前都干什么去了？！”委员长突然雷霆震怒，把一份文件啪地摔在俞飞鹏面前。交通部长站得笔挺，汗如雨下。委员长丝毫不理会表哥的窘态，继续声色俱厉地呵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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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念一念！要大声念。你们都听一听，这就是他的成绩！”

    这是一份东京电台公布的战报，战报对第五十六师团在滇缅公路追击战中缴获战利品统计如下：

    在中国边境的畹町，缴获汽油共1，570桶，机油1，000桶，米500袋，盐280贯（每贯3·2公斤）。在遮放缴获汽油310桶，机油1，100桶。

    另在芒市缴获汽车轮胎900条，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在龙陵缴获汽油550桶，柴油1，100桶，轮胎250条，米700袋，水泥10，000袋。其他还有大量铜、铁、锌板、钨等金属材料。

    加上在腊戌和仰光缴获的美援物资，累计总数在十万吨以上，其中仅汽油一项就达二万余桶……（见《缅甸作战》）

    委员长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期间伴随着一阵阵尖声詈骂和歇斯底里。

    “……日本人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们的胜利，宣传他们又缴获多少多少美国物资，还列出了清单。娘希匹！丢人到家了！美国人听见会怎么想？他们把东西送给你，给你运到家门口，你们这群废物却把它统统丢给了日本人！我这个委员长在美国人面前还说得起话吗？咹？！”

    众皆无语。沉默。只有委员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何应钦小心翼翼劝道：“委座息怒。盛夏溽暑，勿要伤了身体。依我看，缅战失利责任主要在英国人，这一点美国人不会不知道。”

    委员长不理会何应钦。他的表情变化有如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安全达到随心所欲和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声调一转，缓缓环顾众人，哀伤地说：“你们中间，咹，还有谁能替我，替党国多分担一些责任？抗战的局面，照这样下去能坚持得住吗？”他指着俞飞鹏：“你们要是都跟他一样，我就只好打起白旗下山去投降了。”

    山上传来日机空袭警报。委员长颓然坐下，飞机马达声自远而近，空气沉重地压迫着客厅里的每一个人。幸好这天日本飞机只是飞临重庆侦查，没有扫射投弹，因此天空的马达声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你出去！我不要见你，从今天起，我撤你的职！”委员长又尖叫起来。他厌恶地挥挥手，将那位哭丧着脸的表哥赶出门去。

    随着交通部长的消失，屋子里仿佛消除了一个危险的热点，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掏出手帕来揩汗。

    委员长对失职的表哥处理比较含糊，俞飞鹏将军的主要职务有两个，即交通部长和运输总处主任，委员长究竟要撤消他哪个职务却没有讲明白。事实上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运输总处便已名存实亡。有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都明白委员长不过雷声大雨点小，目的仍在于震慑他人罢了。

    委员长朝何应钦微微颌首，说：

    “敬之，你把美国人那份东西给他们念一念。”

    被委员长称之为“东西”的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外交信件。白宫那位权力很大的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函委员长，除了重申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一贯态度外，还通知委员长，总统准备紧急调遣一百架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物资，以弥补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损失。信件最后说，有关援助的具体事宜已经授权史迪威将军来华处理。

    白宫的态度十分明确，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因失败而丧失信心，因此决定增加飞机运输的昂贵代价来鼓舞抗战士气。问题出在白宫将大权授予一个过分自信的美国将军，这就使得委员长的心情变得郁郁不乐。因为史迪威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外国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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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予，你把子文的电报念给他们听听。”蒋介石又指着靠在门边的商震说。商震将军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

    “宋外长二日从华盛顿来电称：缅甸失利影响甚大，白宫和五角大楼俱感震惊。美国公众对我抗战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考虑到美国国会不久将通过对华援助修正案和对华贷款计划，我国政府应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另据悉史迪威已拟就反攻缅甸计划，具体情况不详。”

    “都说说，咹，有什么看法？”蒋介石一一扫视众人问。

    “莫非史迪威还要组织一次远征军不成？”军政部次长陈诚问。远征军组建之初，总司令一职一直由陈诚兼任，幸好后来因故未到任，才改派罗卓英。他至今暗自庆幸。

    “仗总得要打嘛，不然人家美国人为啥那么大方地给你运装备来？”何应钦看了他的死对头一眼，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再说中国有的是人，只要美国人肯出钱，出枪炮，多装备几个军，到时候怎么打，大打小打，真打假打，就由不得他史迪威了。”

    “何部长信不信，史迪威会拿飞机大炮同委员长作一笔交易？”人称“小诸葛”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冷笑着插言。

    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介石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

    “白部长，你认为史迪威会提出对正面战场的要求吗？”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问。

    白崇禧略一迟疑，立即恭敬地回答：“依我看，史迪威未必有那么大的胃口。”

    陈成接口道：“怎么不敢有那么大的胃口？不信你把中央军都交给他试试，美国人巴不得把中国都接过去哩。你端人家的碗，就受人家管嘛。”

    最末一句话刺激了蒋介石，他不满地瞪了陈诚一眼，厉声说：“辞修怎么说这种话？咹！前些年抗战，没有美国人的枪炮，我们不是也打过来了吗？我们现在不光是为中国打仗，也是为美国打仗嘛，他们就不该多出一些枪炮吗？”

    何应钦又不失时机地踢了对方一脚。

    “委座之言极是。依我看，我们有美国饭吃当然好，但是受不受制于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古时候还有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嘛。你如果不想受制于人，自然有办法对付，哪能就被别人牵了鼻子走？比如这次在缅甸，罗卓英一败涂地，就该好好追究他的责任才对。”

    罗卓英明摆着是陈诚的人，而杜聿明却是何应钦的干将。陈诚好像被马蜂蛰了，脸红筋胀，要与何应钦论个明白，却被蒋介石制止了。

    “我说过，要精诚团结嘛！国难当头，你们还这样吵来吵去，传出去成何体统，岂不叫国人失望吗？！”蒋介石再次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其实他对手下人的派系活动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打算消除派系。中国是个派系林立的国家，无宗派即无中国。越是高明的政治家，就越要制造各种派系，并且控制和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为自己服务。

    “我还要讲，你们都要牢牢记住。第一，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夷制夷’，这是我们老祖宗总结的御侮之道。以美国之夷治日本之夷，日夷岂有不治之理？第二，我早就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才是最要紧的东西。你们不要忘了，将来同我们争夺天下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委员长端起茶杯很响地漱了一口，转向商震说：“你再讲讲史迪威的个人情况。这个美国人，以后我们要集中精力对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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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史迪威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物。”外事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材料，边翻阅边说，“你们都知道，他有过三次来华任职的经历，对中国比较熟悉。他同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私交甚密，并且很受美国总统的信任。但是在史迪威的军事生涯中，他最多只有带领一团人打仗的经历，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我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位美国中将非常渴望有机会率领大兵团作战，做个麦克阿瑟或者蒙哥马利那样的统帅。

    “还有情报表明，史迪威与陈纳德有较大矛盾，并且有激化趋势。陈纳德是个自命不凡的退役军人，作战勇敢，独断专行，喜欢受人崇拜。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物，尤其干涉他亲手创建的航空自愿队。但是史迪威将军是总统任命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毫无疑问要指挥陈纳德，并且把陈纳德的独立王国接管过来。我还要补充一点，史迪威此次来华手握物资分配大权，他将会提出对将来反攻缅甸的军队拥有绝对指挥权，这一点几乎是明摆着的。”

    蒋介石沉吟不语。高参林蔚建议同美国人摊牌，明确协议用多少师换多少装备。何应钦狡黠一笑，说：“依本人之见，让美国人自以为是总司令不是更好些吗？比如这次缅甸作战，杜聿明的第五军就让史迪威知道，别人的军队到底是养不家的嘛。”

    蒋介石眉梢一动，若有所悟。他抬起头问：“杜聿明到印度了吗？”

    何应钦摇摇头。

    蒋介石突然大发感慨，赞叹不已：

    “杜光亭誓死效忠党国，精神可嘉。身为长官，与士兵生死与共，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我们党国已经不多见了。”

    白崇禧插言：

    “请委座明示，罗卓英已经到了印度。委座要他回国还是留在那里？”

    蒋介石略一思忖，断然说：

    “叫他去听史迪威指挥。反正装备也丢光了，回来两手空空。还有那个孙立人，我不放心。”

    一架古色古香的镶花木座钟清脆地敲了十一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报告美国客人已经到了山脚下。委员长让大家都到门外去等候，只把商震留下来。

    “启予，今后主要由你同这些美国人打交道。”委员长低声嘱咐道，“你要记住，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谋略的。中国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打败敌人固然可贵，但是兵不血刃就取胜更加不易，这才是军事家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不是军事，是政治。中国是个没有民主的大国，内乱外战不断，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要靠枪杆子做后盾的。我的中央军既不能送给美国人，更不能送给日本人，它们是我将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本钱。你明白吗？”

    外事局长频频点头，他完全为领袖的智慧和胸怀所折服。领袖之所以为领袖，就在于他们具有通常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商震出去后，“老草房”经过片刻宁静，山道上有了汽车开近的沙沙声。委员长从窗户里看到，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一前一后驶近，在石阶下面停住。车门打开，美国大使高斯和史迪威钻出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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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叩击声。宋美龄仿佛踩着钟点节拍一样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客厅门口。这对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夫妻相视一笑，男的伸出胳膊，女的亲热地挽住他，然后一同款款地迎出门去。

    这一天，黄山别墅的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但是在此后进行的会谈中，委员长遇到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中美谈判几近破裂。

    2

    小时候，父母对我们子女管教甚严，有时严厉近乎苛刻。我们家有许多规矩，比如吃饭不许说话，不许挑挑拣拣，不许弄出响声；见了长辈要请安，走路要脚尖落地，大人说话不许插嘴，不许翻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等。我不知道别人家里是不是也有许多规矩，对我来说，自从有了这些规矩，我的好奇心就越发强烈了。

    比如有意将饭碗弄出响声，比如蹦蹦跳跳地走路，比如偷偷溜出大门而不得到大人的批准。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母亲的柜子。

    母亲屋里有一只香樟木大衣柜，据说那是外婆的外婆留下来的。衣柜里有许多方格子，还有许多抽屉，跟同仁堂中药铺里的药柜差不多。母亲总把柜子锁得紧紧的，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好多秘密。

    有一次柜子忘了锁，我在柜子里果然找到了许多玲珑剔透的小玩艺儿，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我知道那都很值钱。后来，我在一只抽屉里翻出许多旧照片，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其中有一张，上面站着一对男女，都很年轻，女的笑得很开心，男的穿军装，很威武的样子。中间有个小女孩，我认出那是我母亲。

    我因此狠狠挨了一顿打。

    隔了许多年，当我已经考上大学而我的苦难的一家也结束流放重新团聚时，母亲才解开照片之谜。母亲说，那个军人名字叫蒋纬国，女的名字叫石静宜，照片摄于四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付之一炬。

    一九八七年，一位亲戚从美国探亲归来，带回一摞珍贵的照片，其中有石静宜夫妇及蒋氏家人在台湾生活照若干。后来我在写作这部书稿时心血来潮，想把照片弄出来与小说一道发表，结果吓得那位亲戚从此对我退避三舍怒目而视。

    由于我的家族同中国政治经济曾有过密切关系，因此我和我的一家在后来漫长的生活岁月中经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磨难。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我对待历史的积极态度。

    我将以超越个人恩怨和公正、冷静、客观的态度评价那个同我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时代，以及主宰那个时代和构成那个时代社会政治核心的蒋氏家族。

    公元一九四二年秋，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作为委员长的私人特使首次出访美国，引起美国朝野普遍关注。

    在本世纪上半叶，交通尚不发达，飞越太平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家，因此这次国事活动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何况来访的主角还是一位夫人。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贵宾的包机在华盛顿机场徐徐降落。机场铺了红地毯，等候已久的人们朝飞机涌去，数十名新闻记者立刻把照相机对准了机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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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门缓缓启开，一位带着矜持微笑的夫人出现在舷梯旁。所有在场的美国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镜头前的中国第一夫人并不是想象中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而是一位气质高贵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

    夫人现场接受新闻采访。

    夫人面对记者的包围，操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对答如流。《纽约时报》记者抢先询问夫人此行有何使命，夫人略一思忖，自豪地说：

    “IhavecomeheretoseekthefriendshipbetweentheChinesepeopleandAmericans.IamsureevenGodcouldneveLetthetwogreatnationsestrangedfromeachother.

    （我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两个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

    其实夫人的话只道出了一半意思，她的另一个使命是到美国治疗神经性皮炎。但是夫人的回答已经赢得人们满堂喝彩，第二天美国许多大报都引用这句话作为新闻标题。

    《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及夫人的信仰，夫人答：“我愿意向各位透露一个私人秘密，我和我的丈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家都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亲爱的美国朋友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话，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许多年前，我父亲曾在你们国家做过美以美会牧师。”

    记者们飞快地记下了这条轰动新闻。中国第一夫人的父亲原来是个受人尊敬的美以美会牧师。

    哥伦比亚广播电台记者请夫人对听众谈谈访美的心情和感想。夫人接过麦克风，用一种略带忧伤和动情的声音对成千上万守候在收音机旁的美国人娓娓倾诉：

    “……也许我应当说，我是一个最有资格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的中国人，因为我从小在这个民主友好的伟大国家长大成人。在佐治亚州，我至今仍然清楚地牢记着那里的一切：美丽的查塔胡奇河，奥尔巴尼的森林，哈迪维尔的阳光和海滩。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还在那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我有过许多要好的美国朋友，珍妮特、玛丽、黛莉思……亲爱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我还要说，我应当感谢美国，是这个伟大的民族教育培养了我，是我能够将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带到我的国家，改变那个国家的贫穷、愚昧和落后……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对此行充满信心。我相信我的访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因为我了解美国，就像美国也将了解她的最可靠的朋友中国一样。谢谢。”

    夫人的初次亮相在华盛顿引起轰动。

    中国夫人的出现无疑在感情奔放和容易冲动的美国人心目中唤起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和怀旧感，她使人联想到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重返娘家。连罗斯福总统看过当天的报道，也禁不住啧啧称赞：“这位夫人真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只有瘦高个霍普金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吭哧吭哧地咳嗽着说：“恐、恐怕是个有、有天才的阴谋家。”

    从此，蒋夫人开始了她个人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的美国之行。她频频抛头于美国政界和社交界，出入于白宫和参众两院，所到之处无不激起一片片热烈赞扬与欢呼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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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头一周，夫人应邀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在夫人的所有外事安排中，这是其中最关键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一项活动，因为演讲结果将直接影响援华物资修正案和贷款计划的顺利通过。

    那天，中国夫人身着端庄的黑丝绒旗袍出现在国会山庄讲坛上。在柔和的华灯照耀下，她看上去是那样高贵华丽，优雅大方，宛如一座东方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尊敬的议员先生们——”

    雕像微启玉齿，演讲开始了。

    “……请记住，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乞讨或者博取某种廉价的同情，我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向另一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支持的，不论这种支持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资上的，都将使我感到满足和欣慰。我还要告诉诸位先生：我的国家正在遭受一个野蛮民族的残酷侵略，并且这种侵略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而那个野蛮民族不久前又悍然袭击了你们伟大的国家，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把我们两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夫人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和中国抗战的艰辛，讲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国会一片肃静。议员们全都被夫人的风采和演讲打动了，许多议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真了不起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哈利·S·杜鲁门议员评论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演讲。蒋夫人使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演讲结束，几百名议员全体起立，鼓掌达数分钟。

    蒋夫人刮起的旋风震撼了国会山庄。

    “美国人正以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注意力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时代》周刊语）

    “……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倾听一位世界伟人的演讲。”（《巴尔的摩太阳报》语）

    “国会被……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生活》周刊语）

    而一位叫卡尔·桑德伯格的记者则怀着赞叹的心情在《旧金山快讯》上写道：

    “……她所要表达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在地球上生活的全人类。”

    蒋夫人的出现无疑使美国公众感到熟悉和亲切，他们把这位回娘家的黄皮肤女儿当作中国的缩影，觉得中国并不遥远，也不隔膜，彼此早就是亲戚，从而激发起一种想要表达友谊和支持的强烈愿望。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蒋夫人与议员威尔基同台演讲，两万听众欢声雷动；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专程赶来听夫人演讲的听众达六、七万人，创下当地演讲史上的奇迹。夫人还在美国到处募捐旅行，在各大广播公司的专题节目中频频露面。

    蒋夫人成为那一年美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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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有影响的三家杂志都将夫人的照片登在封面上，并连续发表专访报道。夫人每天还要收到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和礼物，有时一天多达数百件。有一次，一位名叫卡塞林·奎因的夫人从新泽西州的东奥林奇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张一九三七年的新闻照片和三美元的汇票。照片拍摄的是上海遭受日机轰炸后孤零零的小女孩坐在铁轨上哭泣的情景。奎因夫人恳请蒋夫人收下汇票并激动地写道：“这三美元是我三个女儿捐献给照片上这个中国小女孩的，希望她已经找到了父母。”

    美国舆论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要求和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宫和国会，它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促使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提供贷款和增加对华援助的决定。这种情形使美国的另一个欧洲盟国深感不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勋爵忧虑地向伦敦报告说：目前美国国会在公众激情浪潮的冲击下，有向华府作出难以实现的承诺的危险。

    蒋夫人的美国之行获得极大成功。

    与美国公众的欢声雷动相反的是，中国夫人在白宫的美好形象正在遭到难以挽回的破坏。

    蒋夫人赴美之初，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曾亲往宾馆探视。总统夫人觉得中国的第一夫人是那么年轻，又是那么娇嫩和弱小，以至于这位有六个孙子的美国祖母产生了想要帮助她并把她当作女儿来照顾的愿望。于是一周以后，中国夫人带着她的全部随从和两名美国护士住进了白宫。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同时也最富有的宋氏家族成员和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很快又向人们显示了她的性格和本质中的另外一个侧面。

    毫无疑问，夫人的生活是极为优越的，并且是中国帝王式的优越。他的生活用品全都从国内随机运来。她的衣物之多，令总统夫人瞠目，埃莉诺私下只好把她同古埃及皇后相提并论。夫人卧室的丝绸床单每日一换，如午睡则要换两次；地毯窗帘的色彩图案依脾气和情绪而定，时常都要换来换去，这在战争期间的白宫被看作是一种相当奢侈的铺排和浪费。夫人不喜欢到餐厅用餐，而是更愿意待在寝室里让人侍候。她饮食十分挑剔，常常面对一大堆精美的食品发火。夫人的随从有专人在全国各地采购食品，有的东西则需要飞机专程从中国运来。

    白宫每间房屋都装有电话和电铃，但是夫人偏偏讨厌按电铃，她喜欢用击掌或叫喊的方式使唤下人，并且稍不如意就把顺手的东西，比如茶杯花瓶或者饭碗汤盘砸在下人脸上。有次一位白宫服务员不幸领受了夫人的坏脾气，结果激起了全体白宫服务员的愤慨，他们宣布集体罢工一天并向美国总统提出抗议。

    蒋夫人每次外出都有许多讲究和排场，白宫特工部为了她的安全不得不大动干戈。但是夫人又偏偏喜欢随心所欲地改变计划，常常弄得警卫们无所适从。特工部一位将军坦率向夫人指出，请她今后不要再随意改变活动日程。夫人却勃然大怒，马上给总统打电话要求撤掉这个将军的职务。

    中国夫人由于颐使气指，骄奢无度，因而很快暴露出自己那根藏匿不佳的封建主义尾巴。她后来成为白宫历史上最不受欢迎和声名狼藉的客人。

    对中国第一夫人的观察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白宫那位行动不便却头脑清醒的男主人——罗斯福总统了。总统从蒋夫人身上嗅出一种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腐朽气息，而这种气息正是与夫人的华贵外表，优雅谈吐和富有同情心的演讲格格不入的。

    据《白宫文件》载：某日，宾主共进晚餐。席间罗斯福就美国工运领袖约翰·L·刘易斯发起的工潮事件询问蒋夫人，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遇到类似棘手的事情会怎么办？

    蒋夫人正在啃一只鸡翅。她停止咀嚼，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优雅地做了一个砍头姿势，然后轻松地说：

    “喏，先生，就这样办。”

    总统瞠目，与自己夫人面面相觑。后来总统同人谈起这件事曾厌恶地表示：难道这样的领袖能把自己的国家引向真正的民主吗？

失败的匈奴

然而，中国夫人的访美之行毕竟获得了圆满成功。次年五月，夫人满载而归。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特使，宋美龄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才能为中国抗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为中国政府和她自己带回了大批美国礼物，其中包括战争急需的许多武器装备和一笔五亿美元的战争贷款。另外同样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宋女士一下飞机就投入到抢购美国债券的狂潮中。美国国会批准的战争贷款以债券形式在中国发行，头三天就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包揽五分之三。宋美龄与其胞姐宋蔼龄各购进五千万美元的债券，宋子文购进三千万。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九七三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截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宋子文在美国大众和花旗银行一共存入七千万美元，宋蔼龄八千万美元，宋美龄不愧是第一夫人，她以个人名义存入的美元高达一亿五千万元。

    3

    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再次以坚韧不拔的牛仔精神往返于印度和重庆的空中航线上。

    过去一周，他同委员长的伙伴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委员长夫妇的款待和拉拢没有使他放弃改组中国军队的决心，相反，他坚持认为缅甸失败和中国战局一再恶化的责任在于中国政府。中国士兵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机智、灵活，吃苦耐劳，毫无怨言”，“问题出在那些贻误战机，胆怯，贪得无厌和临阵脱逃的军官身上”。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进行“换血”。史迪威在一份呈交委员长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四点建议，作为美国保证紧急空运的交换条件：

    一、枪毙张轸（第六十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六军军长），追究所有渎职军官的刑事责任。

    二、空运八至十个师到印度，组建X军；在云南境内改编和训练三十个师，组建Y军。一九四三年雨季结束后反攻缅甸。

    三、上述部队由美国负责提供全部经费和作战装备。

    四、团以上指挥官全都由美国军官担任。

    上述建议遭到委员长愤怒拒绝。

    委员长完全无法容忍美国人的插手和干涉内政。史迪威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长，是客人，但是这位客人却要来清洗主人的军队，这在中国委员长看来简直与造反无异。军队是中国政治角逐中最重要的砝码，是中流砥柱，谁要是动一动军队，就等于要了委员长的命。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军队是国家的同义语。而美国人史迪威并未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也许只从中日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军队，理解军队的职能和任务，这就等于无意中往委员长最敏感的部位猛击一拳，难怪委员长作出的反应是那样强烈和怒不可遏。

    政治家罗斯福出面调解这个僵局。他慷慨许诺把对中国的空运物资由每月一千五百吨提高到每月六千吨，以此换取委员长对史迪威将军反攻缅甸的计划的让步和支持。

    总统只字不提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这就给以后的中美危机埋下了一个伏笔。委员长认真考虑了美国总统的建议。第十天，会议重新举行，双方代表就上述建议的前三项达成协议。委员长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宣布对张轸、甘丽初撤职，并将其余二十七名团以上军官送交军事法庭审判。驻印军（X军）以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当时尚在胡康河谷艰难跋涉的第五军为基干，再从国内空运四至五师组建，指挥权归史迪威掌握。但是在云南境内组建Y军的计划要等委员长亲眼看到每月空运六千吨的诺言兑现后才能付诸实施。史迪威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宣布在X军和Y军中设立美军参谋顾问团制度，美军顾问的权限与同级军官相等。

失败的匈奴

蒋史矛盾暂时得到缓和。

    协议一经达成，史迪威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把物资运进中国的安全空中航线。

    六月上旬，就在中国委员长和他的美国参谋长为了各自对战争的理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远离重庆数千英里的太平洋中部海面上，在一个叫做中途岛的波涛汹涌的海域附近，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在悄悄集结。飞机加满油箱，鱼雷轰炸机腹下挂满沉甸甸的鱼雷炸弹，好像孵卵的老母鸡。海军陆战队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登陆。山本大将决心一举夺取中途岛，进攻夏威夷，将美国人从太平洋赶出去。

    但是，这一次精明的日本人失算了，美国人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本土和夏威夷紧急开来的航空母舰已经在小岛另一侧游弋了整整一周。

    美国人决心遏止日本人的野心。他们要报珍珠港一箭之仇。

    这场海空大战持续了两天。中途岛大海战以日本联合舰队惨败而告终，日方损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和四百三十多架舰载飞机，实力大损，不得不退回本土。美国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从此，日军攻势渐颓，太平洋战场主动权逐渐转移到盟军方面。

    六月中旬，中途岛大海战的胜利消息传来，备尝失败艰辛的亚洲盟军一扫心头阴霾，精神大振。中国战区，日军攻势有所减缓，大批骨干师团陆续南调，投入南太平洋战场。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对峙局面。

    六月，非洲战场却频频告急。

    首先是德国北非兵团在隆美尔指挥下一举歼灭英军装甲兵团，接着德国坦克又攻陷布鲁克城要塞并越过利比亚，乘胜进入埃及。不到半个月，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都处在德军炮火控制下，中东岌岌可危。埃及一旦失守，德军坦克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越过中东直捣印度，那时腹背受敌的盟军就再也无法阻止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大会师了。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北非的严重局势作出反应。

    六月二十二日，总统下令已经启程的美国船队中途改道，将运往中国、苏联和土耳其的部分飞机和重型武器改运中东。

    月底，美国总统再次下令，将飞往中国的运输机群改飞中东，以挽救频临崩溃的英国埃及兵团。

    但是刚刚作出让步的中国委员长却不管这些理由，他被美国人不守诺言的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他立即派人召来美国大使高斯，还有史迪威和陈纳德，冲他们大叫大嚷，怒不可遏。

    三个美国人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向委员长申辩。

    老奸巨滑的外交官高斯大使娴熟地玩弄外交辞令，阐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国际义务。史迪威以军人的直率向委员长指出国际战场一盘棋的道理。

    陈纳德上校则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向委员长暗示：只要他的飞虎队拥有足够的飞机，就一定能在半年甚至三个月内从空中打败日本人。

    史迪威理所当然成为委员长发泄怒火的对象。

失败的匈奴

罗斯福总统为了消除误会，亲自写信向委员长解释中东吃紧的原因，并保证今后逐月提高空运量。为了表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和提高该战区的地位和规格，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批准将非官方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即飞虎队）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序列，半年后又升格为独立的第十四航空队（师），司令官克莱尔·陈纳德上校也因此如愿以偿，接连晋升两级，成为陈纳德空军少将。

    美国总统的安抚政策并未消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敌视和成见。相反，总统的退让却使国民党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握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一旦吃紧，中国人就成为日本人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一旦把握住美国人担心日中和谈的敏感心里，就开始玩起了日美中三角战略的政治游戏。这样，史迪威的军事使命就势必逐渐为政治斗争所代替，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角逐场上的牺牲品。

    委员长为了达到排挤史迪威的目的，还有意将陈纳德抬出来与史迪威做对，企图以陈纳德来取代史迪威的地位。后来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公开化，这其中除了并不复杂的个人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国民党人插手和委员长“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

    七月的昆明，大雨滂沱，偶有晴天，太阳便憋足了劲，将地面的一切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飞机跑道烤得直冒烟。

    南郊巫家坝飞机场，史迪威将军在陈纳德司令官陪同下视察航空志愿队。巫家坝原来是滇池边上一片荒凉的滩涂，由于战争需要，政府动员十万民工在这里建起一座简易机场，后来扩建成大型军用机场，陈纳德的总部就设在机场外面的一排平房里。

    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在中国战场上大名鼎鼎的美国“飞虎队”其实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只有几十架老式的P—38战斗机和“马丁式”轰炸机，飞行员全都是退役的兵油子和民航驾驶员，各个纪律涣散，风头主义十足。一群打扑克的飞行员明明看到长官走过来，却不马上起立敬礼；一个酗酒的上尉衣冠不整，醉醺醺地作怪相。还有的军人公然搂着中国妓女在军营里招摇过市。

    这里的一切使史迪威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陈纳德结结巴巴地向将军解释：因为没有战斗任务，所以飞行员都愿意自由自在地乐一乐。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史迪威冷冷地盯着陈纳德，他对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没有好感。陈纳德和他的部下在美国没有市场，因此跑到中国来寻求刺激，以满足廉价的权力欲和虚荣心。史迪威觉得他们和一群无赖差不多。“就差把妓院和醒酒所开进机场了，对不对？从明天起，我给你派一个管勤务和军纪的副队长，还有一连宪兵。由他直接向我报告机场的管理情况。”

    “是，长官。”陈纳德遵命，内心很不乐意，他认为史迪威在寻机剥夺他的权力。

    一名少校向陈纳德报告：第二轰炸机中队准备完毕，半小时后将起飞轰炸怒江西岸。

    “将军，愿意同我们一道去兜兜风吗？”陈纳德殷勤地邀请史迪威。他并非要讨好这位上司而是想让史迪威改变一下对他部下的坏印象。

    “我同意。”史迪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样把炸弹扔到日本人头上的。”

失败的匈奴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结果原定的这次小规模的轰炸变成“飞虎队”全体出动。陈纳德将一切可以上天的飞机都开动起来，摆出浩浩荡荡的阵势，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地向西飞去。史迪威满意地看到，被他斥为兵油子和无赖的飞行员勇敢地擦着山尖和树梢，把一串串炸弹燃烧弹扔进怒江西岸敌人的阵地和碉堡群；战斗机象一群灵巧的鹞子，沿着公路四处追逐日本人的军车和步兵，把敌人车队打得到处都在起火。

    “飞虎队”大获全胜。据地面观察哨初步统计：美军飞机至少摧毁了一个日军指挥部，三座碉堡群，二十辆军车装甲车，还消灭一处炮兵阵地和一百多名日军。

    更大的胜利在于增强了美国将军的信心。

    史迪威破例在当晚的庆功会上向“飞虎队”表示祝贺。将军称赞飞行员都是好样的，并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事实面前已经纠正了偏见。

    狂热的飞行员拥抱了将军，并把他向空中接连抛了三次。

    头脑发胀的陈纳德受到胜利的鼓舞，于是开始大言不惭地鼓吹“空军制胜”的理论。陈纳德不大看得起陆军，他认为陆军在战场上只是跑堂的角色，这种情形同史迪威不大相信空军的作用有相似之处。

    “伙计们，你们让将军亲眼看到了，咱们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地面的敌人——就跟踩死蚂蚁一样，对不对？”

    飞行员欢呼，砸碎了许多酒瓶。

    “要是让总统也坐上飞机兜一圈，他就会相信，咱们这群志愿兵决不是到中国来度假的。咱们是同敌人战斗，真正的战斗。”

    陈纳德眼眶红了，噙着热泪。公平而论，野心勃勃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的确是位勇敢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空中英雄。他在美国空军中郁郁不得志，于是提前退役来到中国寻找用武之地，帮助中国政府抗战。他决心亲手创建一支航空部队，以实现做一名空军统帅的夙愿。不论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位大出风头和争名夺利的空军英雄如何褒贬不一，但是陈纳德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抹杀的。

    “伙计们，我向面前这位长官保证：要是我能够得到五百架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我们就一定能在半年内至多一年打败日本人，把那座小岛和他们的天皇一起炸沉到海底去！”

    接下来一片狂呼乱叫，飞行员们跺着脚打口哨，唱《星条旗永不落》，仿佛他们已经把日本天皇炸沉到海底去了。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理论不感兴趣，当晚离开机场回到城里的美军司令部。陈纳德的狂妄自大屡屡败坏了他的胃口，是他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一点信任和好感一扫而光。

    但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却受到委员长的重视和欢迎。对委员长来说，如果不动用中国部队而只靠美国飞机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抗战以来，中国人饱受日机轰炸之苦，从这一点讲，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比美国的战略家们更懂得飞机的巨大威力。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敦促史迪威满足陈纳德的要求，并在陈纳德和史迪威分庭抗礼时公开支持陈纳德。

    后来，事实证明陈纳德的理论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在亚洲投入的总兵力约有五百万人，军舰两千余艘，其中包括九十艘航空母舰，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共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最后还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才取得胜利。

    战争是整体实力的较量，“实力”一词的含义绝不仅仅指五百架飞机。

    就在美蒋关系频频出现裂痕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出现在美国人身边。

失败的匈奴

十月，在外交部国庆招待会上，一位中等身材眉毛浓黑的中国将军被人介绍给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叫周恩来，身份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

    历史在这里似乎踌躇了一下。

    “哈罗，将军，认识你非常荣幸。”周恩来将军不卑不亢地说。

    两位将军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本世纪历史中值得记载的瞬间，它仿佛一个定格镜头，将这个历史时刻凝固了大约十秒钟，然后这两只大手又彼此分离了将近三分之一世纪才重新握在一起。

    “周将军能给我谈点什么呢？我对贵军的情况早有所耳闻。”史迪威颇感兴趣地打量面前这位朴素的共产党将军。

    “如果史迪威将军真感兴趣的话，我们欢迎你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到延安看一看。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是吗？”

    史迪威只考虑了半分钟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的邀请。他并非象后来杜勒斯等人指责的那样，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者有意识形态倾向，他只是怀着军人的严谨态度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盟友，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人和结束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因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们又在一次外交集会上相遇。周将军无意中提醒史迪威，蒋介石会把美国提供的租偕物资转用来打内战。这个警告无疑给史迪威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使他本来就对国民党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戒备重重。集会结束时，周将军半开玩笑地说：

    “要是共产党军队能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作战，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可惜周将军的建议未被美国将军放在心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依旧吸自己的烟斗。要是他知道讲这句话的人几年后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许会认真考虑周将军的这个建议的。

    中美历史失之交臂。

    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自然没能逃过委员长的眼睛。委员长对共产党的乘隙而入极为恼火，他指示戴笠派人阻挠美国人在一切场合同共产党接触。后来他把同史迪威的矛盾部分地归咎于这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共产党人的短暂出现最终成为导致蒋史矛盾公开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公元一九八七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一篇题为《驼峰航线血凝成》的通讯。通讯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驼峰飞行协会”访华团一行四十八人飞抵北京，与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战友欢聚一堂，共同缅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岁月，畅叙用鲜血凝成的中美友谊。

    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国际通道完全被日寇切断。为了打开局面，美国空运总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开辟了一条空中航线，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被形象地取名为“驼峰”航线。数以千计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飞机从这条航线上频繁飞越，夜以继日运送战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日寇飞机截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盟军共损失飞机数百架，一千多名优秀飞行员葬身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峰和原始森林里。

    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人，前“驼峰”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了“驼峰飞行员学会”，收集有关“驼峰”空运纪念品，出版了两卷著作《中国·驼峰空运》。该书首次向人们公开了这个被称为“航空史上的奇迹”的战争创举。“驼协”还负责联络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和失踪者的亲属，协助寻找死者遗骨，等等。

失败的匈奴

访华团的索·柏格先生和瓦茨·格鲁尔先生珍藏着一张四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上尉军官叫吴冬梅（译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柏格和格鲁尔先生驾驶的飞机坠毁，机组四人弃机跳伞，降落在怒江西岸的大山里。吴冬梅上尉领导的游击队找到他们，并经历许多惊险，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昆明。柏格先生说，不知吴冬梅先生是否健在？他希望能见到他。

    六十五岁的舒维肯女士此次随团来华是为了祭奠她的哥哥帕克少尉。帕克少尉当年是B24轰炸机的报务员，飞机在从印度往汉中运送汽油时不幸失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下落。三年前，舒维肯女士的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通知，人们在四川著名的风景区峨眉山的后山峡谷中发现了她哥哥那架轰炸机的残骸。当地政府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以志纪念。此次舒维肯女士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就是为了在哥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长眠地下的亲人英魂。

    关于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缅印边陲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故事，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陈迹。历史自然陈旧，宛如一艘陈列的古船。更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似乎更愿意性急地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除了受到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前景的强烈诱惑外，对于自身同中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基本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亢奋浮躁的精神状态表示隐隐的忧虑。

    这或许正是我们民族久久徘徊在山坳里的一个佐证？

    自从日本人占领缅甸全境和怒江以西地区之后，腊戌和密支那机场就变成埋伏在印中航线上两座阴险的空中暗礁。大批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分昼夜在缅北高空巡航，拦截和攻击每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盟军飞机，其中重点攻击那些满载货物的运输机。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一共只有三中队P—51“野马式”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更是主要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部分地为运输机群提供护航，因此完全无法同进驻缅甸的日军第五航空师团正面对抗。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驻印度汀江机场的美军空运司令部第二运输大队奉命执行空运任务。这个大队共有十四架DC—130运输机，它们在十二架战斗机护送下，途经缅北高原往中国昆明运送汽油、棉纱和航空炮弹。四十二十分，机群飞越横断山脉以西原始森林上空时，突然遭到三十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机凭借高度和数量优势，从三个方向向运输机群扑来。

    空战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除一架运输机在护航飞机掩护下得以逃脱外，其余十三架均被击落或撞山，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此后，盟军运输机群不断遭到日机伏击，损失惨重，于是缅北高原这块突入喜马拉雅山脉的三角地带就变成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死亡陷阱”。

    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盟军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人员便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因为被日本人俘获，那么在集中营里也许还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生还。而在缅北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大多数只能永远消失在那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里。美军司令部往缅北山区派出许多营救分队，这些分队往往在执行几周任务后空手而返，他们的搜寻犹如在大海里捞针，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大树上发现一顶降落伞，有时在山洞里找到美国人弃下的遗物，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活人。找到的只是在附近不远处早已被猛兽、蚂蟥和巨蚁啮空的白骨。

    战后美国军方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称：“……在印中航线上被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失事的机组人员中，生还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失败的匈奴

换句话说，平均每百名跳伞人员中，有九十八名将成为热带大森林和日本集中营里的牺牲者。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因此，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新的印中航线，确保飞机运输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这是战争摆在史迪威极其美军空运司令部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在现代遥感遥测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地球卫星和其他航测手段获取精度很高的气象、导航和地层地表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航空事业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飞越地球上每一座高山，而且还能驾驶航天飞机和火箭到太空建立宇宙空间站。但是仅仅半个世纪前，人类航空技术还停留在老式发动机阶段，人类对于地球表层和大气层的认识还受到相当局限。高山大壑不仅阻挡人们飞行，也阻挡人们的视线，成为人类探索大自然奥妙的禁区。这样，人类如果试图征服这些禁区和跨越地理障碍，他们就不能不为此付出许多沉重的代价。

    飞越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征服精神的冒险尝试。

    在印度北面的阿萨姆邦和中国西藏之间，横亘着一条直插云天的巨大冰川带，地理学家们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确定它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形象地称为“世界屋脊”。绵延千里的世界屋脊好像一座巍峨的高墙阻断了印度通往中国的一切道路交通，把南亚次大陆同欧亚板块横隔开来。现代资料表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两万英尺，超过两万五千英尺的山峰多达七十余座。这些山峰的任何一座都足以雄踞世界陆地，成为除亚洲外任何一个大洲的最高峰。

    在这座气势宏伟景象壮丽的世界屋脊上，除了到处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冰峰和迷宫一样的雪谷外，气候条件也异常复杂险恶。对喷气式时代以前的飞行员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危险比恶劣气候更加使人胆战心惊了。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常常淤集着大量来自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冷湿云团。这些云团受到从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强大挤压，就会生成瞬息万变的暴风雪、雷暴、飓风或者高强气流。暴风雪是飞机的灾星，它能使飞行员迷失方向而撞向冰峰。高强气流和飓风却能轻易折断飞机的翅膀。最具毁灭性也最可怕的要数雷暴，因为雷暴能在一瞬间将飞机劈成碎片。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恶劣气候和复杂地形，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它还是人类飞行的最大禁区之一。四十年代，人类制造的飞行器爬高极限只能到达两万英尺，如果载重飞行还要下降五千英尺到一万英尺，这就意味着飞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绕来绕去，没有飞行图纸，没有导航资料，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气象预报。一切都是空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冒险事业，它的意义同哥伦布环绕地球的伟大航海一样，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无数壮举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壮丽的事业往往不是成功，而是毁灭。

    一九四二年八月。成都。

    四川盆地闷热的三伏酷暑使得太平寺机场的所有美国人精神倦怠大汗如雨，室外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机场的水泥跑道被太阳猛烈地炙烤着，到处泛起一片颤动的热浪。

    空运副大队长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副手正蹲在机舱里排除仪表故障。

    罗伯特·D·斯科特上校是一名老资格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中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的为数不多的空中英雄之一。上校是个富有和放荡不羁的美国人，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因此花钱如流水，并酷爱各种冒险活动。一九四0年夏季，他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英国空军那场著名的“黑色行动”，同英国人一道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去轰炸柏林。他还参加了一九四一年经北极圈往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冬季飞行，并经历过五次空中失事都大难不死，这个纪录为他赢得了“空中冒险家”的美誉。上校能够熟练驾驶各种飞机，能在各种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下飞行，因此常常被派去执行最艰苦的任务。那次在缅甸甘蔗园迫降企图营救史迪威就是其中一次。斯科特上校性情乐观，富有幽默感，他除了喜欢把冒险的赌注押在飞机上，还常常押在纸牌和女人身上。

失败的匈奴

现在，上校和他的副手正在全神贯注地排除故障，因为这架编号为“3—317”的美国运输机将要执行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任务。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在空运司令比尔斯少将和刚刚晋级的陈纳德少将陪同下登上了飞机，他一眼就认出面前这个大名鼎鼎的空中冒险家。

    “上校，咱们又见面了。你大概以为我这个顽固老头已经埋在缅甸的山沟里了，对吗？”将军愉快地对飞行员说。

    上校抹去脸上的汗珠，快活地吹一声口哨，站起来同将军们一一握手。“感谢上帝，我很钦佩您坚持走路的决心，司令官先生。”斯科特遗憾地摊开双手：“但愿下次我能荣幸地为您驾驶飞机，以弥补上次您不肯赏光而失去的机会。”

    “咱们说好了，一言为定。”史迪威大声说。他凭着一个老军人的直觉，对选中斯科特十分满意。

    “上校，你的任务将十分艰巨，对于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史迪威离开飞机前叮嘱，“我希望你取得成功，但是我更希望看到你。明天一早，我将在塔台为你们送行。”

    天色未明，成都平原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中。太平寺机场灯火彻夜通明，车来车往，一片忙碌景象。

    一架C—47中型运输机高昂机头，两台大功率涡轮式发动机在宽大的机翼下嗡嗡地响着，机身发出微微震颤。

    这是美国空军“3—317”号飞机，代号“兀鹰”。机组只有两人，机长斯科特上校，副驾驶兼领航员本奇·杰克逊上尉。他们在等待塔台的起飞命令。

    C—47是美国一九四一年才投入服役的新型机种，它的爬高极限是两万英尺，为同类型机种之最，续航能力三千英里，能够抵抗一般复杂气候的干扰，是当时美军大中型飞机中最先进的全天候机种之一。

    斯科特上校坐在驾驶舱里，嘴角叼着一支雪茄烟，正在同副驾驶争论昨天收音机里的那场马球赛。

    六点三十五分，指挥台发出信号。

    “塔台、塔台，‘兀鹰’请求起飞。”

    “‘兀鹰’，准许起飞。”

    斯科特吐掉雪茄，做个暂停手势。

    “杰克，”他对副驾驶说，“回来继续。”

    “3—317”在跑道上徐徐滑动起来。飞机好像一只张开双翅的钢铁大鸟，沿着空旷的大地自由自在地跳跃。它欢唱着，怒吼着，带着人类对长空的渴望在八月的熏风中尽情扑击。一刹那，大鸟腾空了。大鸟挣脱地力的束缚，挟风裹电，直上九霄。当涡轮发动机的怒吼还在人们耳际回荡时，飞机已经再次呼啸着掠过地面，掠过机场、河流和田野，在微熹的黎明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然后像流星一样朝着西方的天际迅疾地射去，很快就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

    塔台的人们开始了整整一天的紧张等待。

    从地图上看，在中国的后方机场中，离印度最近的基地只有两座，一座在昆明，另一座在成都。它们相互的位置犹如一只等边三角形，端点在印度汀江机场，一条直线经西藏到成都，另一条直线则经过缅甸到昆明。

    由于缅甸航线时刻处在日本飞机的威胁之下，因此美军司令部被迫把通航的希望寄托在西藏航线的开辟上。

    缅甸航线的危险来自敌人，西藏航线的敌人却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的飞越“世界屋脊”的勇敢尝试。

失败的匈奴

塔台话务员每隔三分钟和“兀鹰”联系一次，绘图参谋用一支铅笔在航空地图上不断绘出一条向西延伸的座标红线来。比尔斯和陈纳德走来走去，时而小声交谈。参谋军官不停报出各种数据，导航员不时冲着话筒高声叫嚷，还有电台发出的脉冲讯号忽高忽低，嘈杂刺耳。

    这一切似乎都与史迪威无关。老头稳稳地坐在角落里，把一只乌黑的大烟斗抽得吱吱响。他的目光不时地盯住那条在地图上不断延伸的弯弯曲曲的红线。他觉得这条红线很像放气球：气球远走高飞，线头还牵在手里。

    他放出的气球会不会被碰得粉碎呢？

    五十分钟后，“兀鹰”报告，他们已经顺利越过康定大雪山，前面就是号称“川西第一峰”的贡嘎雪山。

    “‘兀鹰’注意，你的位置应该在贡嘎山以北十五英里，座标45—24，从折多山口绕过去。”地面导航员大声呼叫。

    “‘兀鹰’明白。‘兀鹰’明白。”

    贡嘎雪山海拔二万五千英尺，它仅仅是青藏高原的外围屏障。自从人类创造了上天翱翔的奇迹以来，贡嘎雪山一直是飞机西行的临界线，人类的激情和勇气到此为止。

    红线又开始移动。它先向南迂回，然后紧贴着折多山口银白的狭缝钻过去。塔台里起了一阵小小的激动。人们吁出一口大气，相互庆幸。史迪威的烟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他划着火柴吸了一阵，又站起身来向窗外眺望。

    跑道一端，停着另外两架随时准备出动的C—47运输机，还有一排涂得花花绿绿的单座战斗机。到八月为止，空运司令部在缅甸上空一共损失了一百一十架运输机，剩下可供使用的飞机只有二十架，这就是他，美军总司令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全部本钱。如果美国飞机再不避开那个该死的“死亡陷阱”，如果他不能马上开辟出一条安全近捷的新航线，那么要不了多久，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就会让他连一吨东西也无法运进中国来。尽管美国总统已经下令重新向中国调运飞机，但是日本人的陷阱是填不满的，一旦运输中止，那时候谁也无法预料中国形势会怎样变化，而史迪威只好困守在地面接受上帝意志的裁判了。

    那只气球系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正在艰难地一点点向禁区延伸。

    时间就是希望。时间就是胜利。盟军一定要坚持下来，斯科特也要坚持下来，奇迹就一定能够出现。

    过了半个小时，斯科特报告：

    “塔台，‘兀鹰’呼叫，我已经进入他念他翁山口。我的方位在昌都以南九十英里，座标74—45.”

    斯科特飞进了西藏，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导航员连忙呼叫：

    “‘兀鹰’，‘兀鹰’请回答。你的右前方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两万一千英尺，左前方是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是两万三千英尺。你的高度是多少？”

    “塔台，我的高度一万七千英尺，航速两百英里。”

    “请随时保持联系，如果无法飞过山口，请立即返航。”

    “喂塔台，”斯科特突然兴奋地叫道，“我看见了一块平地，好像是湖泊。……见鬼，能见度不大好……没错，是条河流！我将沿着山谷往北飞，看看能不能想法转到南边去。”

失败的匈奴

塔台活跃起来。这就是说，精明的斯科特上校正在巍峨的世界屋脊下面寻找希望。如果上帝赐给他好运气，那么他也许能在耸立的冰峰雪谷中找到一条小小的通道，然后顺着河谷把飞机开到印度去。

    “上校，我是史迪威。”史迪威拿起话筒，他觉得自己声音有些走调。“我只想说一句，我希望在印度亲手给你挂上一枚国会勋章。”

    “那么你算挂定了，将军。”斯科特回答。

    耳机里突然传来很强的电磁场干扰声，斯科特的声音也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屏住呼吸。飞机可能遇上风暴，也可能遇上球形闪电，但是只过了几分钟，通讯联络又恢复正常。

    “‘兀鹰’，你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跟成都的天气一样好。”

    “能见度如何，请回答？”

    “‘兀鹰’回答，我看见了上帝的屁股。”

    塔台里的人都轰然一笑，气氛轻松了不少。

    但是一刻钟过去了，飞机始终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上空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

    “塔台，我的燃料还有两小时，我决定离开河谷往南飞。”

    “‘兀鹰’，你现在的方位在昌都以西一百英里，你的东南方向是上察隅，山峰高度平均为二万二千英尺。”

    “‘兀鹰’明白。”

    “重复一遍，如果飞越困难，请立即返航。”

    “塔台，我请求继续升高，高度二万英尺。”

    两万英尺！这是C—47的爬高极限。“空中冒险家”决心玩命了。

    “‘兀鹰’，同意升高，请务必注意飞机状况。”

    如果说人类的意志往往通过少数人的勇气来实现，那么可悲的是上帝并不把全人类的运气都赐给少数人。

    斯科特每一秒钟都面临着机毁人亡的危险。

    红线在世界屋脊赤褐色山体间艰难地绕行，谁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大山沉重地压迫空气，也压迫塔台里的每一个人。参谋蹑手蹑足，报务员把声音压低到耳语程度。史迪威忘了往烟斗里填烟草，他隐隐觉得胸闷。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耳机里响起副驾驶杰克逊的惊呼。

    “‘兀鹰’，你那里发生了什么？”

    “塔台，我遇上强气流。飞机正缓慢后退。”斯科特镇定地回答。

    飞机后退？！简直不可思议！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兀鹰’注意，”比尔斯抢过话筒，“向下避开气流，避开气流。”

    过了几分钟，耳机里传来回答：

    “塔台，气流减弱，我降到一万二千英尺。”

    “还能飞起来吗？”

    “我正在努力……好像有希望，我再试试……不好，前方出现雷暴！”

    “‘兀鹰’，我命令你立即返航！”

    但是晚了，仅仅过了几秒钟，耳机里“噼啪”一声炸裂，地面同飞机失去联系。

    红线不再移动。它颓然冻僵在世界屋脊的冰峰雪谷里。

    塔台一片死寂。只有报务员在徒劳地呼叫“兀鹰”。

    一小时过去了，印度导航台通报，未发现飞机踪影。又过了一小时，飞机仍然下落不明。中午和下午就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悄悄溜走了。

失败的匈奴

按照计算，斯科特上校的油料早在几小时前已经耗完。上帝注定不会在这群不走运的人面前显示奇迹了。

    气球破碎了。

    空气凝固了。

    白昼同希望一同逝去，绝望和黑暗悄悄爬出大地，啃啮人们的心灵。

    史迪威困难地站起来，揉揉酸疼的腰腿，然后一步步走下塔台。他走得很慢，很吃力，仿佛浑身每个关节都长满锈。有人试图搀扶他，被将军生硬地拒绝了。他就这样一直蹒跚着，直到隐没在浓重的夜幕里。

    公元一九八三年，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在西藏察隅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冈察冰川发现一架美国四十年代生产的C—47运输机残骸。这架飞机的大部分机身已经破碎并被冰雪覆盖，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机尾插在冰缝里，翘首向天，从卫星看下去，好像湛蓝夜空里一只银光闪烁的金属座标。

    人造卫星拍回的照片经过高精度电子仪器扫描辨析，确认机尾水平翼上的编号是“3—317”。这架飞机距离印度汀江机场只剩下不到半小时路程。

    开辟西藏航线失败后半年多时间，浓重的阴影一直紧紧追随着美军空运司令部。在他们顽强寻找一条安全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的过程中，至少又有一百六十名飞行员和六十架飞机陆续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在中国战区作战伤亡的飞行员人数。日本飞机依然截击和消灭美国运输机，中国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空运任务刻不容缓。美国人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之后，只好把力量重新投入到缅甸方向，另辟蹊径。

    这样，“驼峰”航线诞生了。

    “驼峰”航线，顾名思义，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航程。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一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由于运输机不得不躲开缅北三角地带和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巡航半径，因此这条“驼峰航线”就比从前的直线距离拉长了将近一倍。

    绕过缅甸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恶劣气候和险峻地形的挑战。“驼峰”航线要横穿青藏高原东南部和云贵高原，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一万三千英尺以上。这些地区大多属高寒无人区，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闪电雷暴，时而飓风骤起，因而飞机失事率非常高。尤其随着美国空运飞机的增多，运输量增大，失事率也随之上升。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平均每月达一十三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白宫文件》）

    报载，抗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为中国内地空运各类战争物资达六十五万吨。美国飞机每向中国运进一加仑汽油，自己也要消耗一加仑汽油；为了能使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向日本人投下一吨炸弹，需要从海上、陆地和空中运进十八吨保障物资到中国。

    【资料】

    “一九四三年，美国经济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高峰。原煤产量五亿九千万吨，钢产量八千零六十万吨，发电量二千六百七十五亿千瓦，工业总产量比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军火生产量超过法西斯轴心国军工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生产飞机八万五千九百架，坦克二万五千九百辆，大炮一万六千七百门，各种舰船总排水量达二千一百八十万吨，武装部队人数达七百万人。美国军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主要战场作战，美国政府继续把各种租借物资，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粮食乃至各种日用品

    通过商船、铁路和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同盟军国家，以支持和帮助他们将反法西斯侵略的艰苦斗争进行下去。”（摘自《世界现代史大事记》）

失败的匈奴

第三部 无字碑 第九章 迷雾人生
1

    一九七三年，我结束流浪生活回到连队不久，收到家里一封来信。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川西北一个叫龙门镇的地方工作，母亲和弟妹亦一同迁出城市。他们都很想念我，等等。

    这天晚上，我在地图上查找许久，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偏僻陌生的地名。

    又过了一年，我获准回家探亲。经过十几天风尘仆仆的旅行，汽车终于在嘉陵江上游一个荒凉破败的小站外面停下来。

    我从车窗里看见了久别的父亲。

    父亲微佝着背，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站在父亲身边，显得那么娇小和弱不禁风。他们紧紧挽在一起，任凭公路上滚滚尘土落满全身，望眼欲穿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从远方归来。

    我猛然鼻根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记得文革前，母亲常常自豪地对我们说，她和父亲都是在教会的摇篮里长大的。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产物。学校主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兼及传播社会文化和基督教义。由于教会学校考试严格，收费昂贵，加上男女同校，授受不亲，不大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往往只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和勤奋上进的学生能够入学深造并且不致中途辍学。

    我的父母亲就是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从幼稚园一直唱到大学毕业。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精明、专制、野心勃勃和不屈不挠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完成了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并且从一个讨饭的八岁小流浪汉奇迹般成长为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工业巨头，创立了号称“中国四大财团”之一的“武汉裕大华纺织公司（集团）”。

    我父亲在他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以想象力丰富和不安分著称，因此没少挨老太爷的拐杖，常常被揪出来示众。但是，要将功折过取得老太爷宽恕并不困难，那就是好好读书，分数挂帅。老太爷从未进过学堂，相当鄙薄妇女，但是却推崇圣贤，迷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孔孟之道。因此聪明过人的父亲便常常篡改出一些奇迹般的高分数捧回家来报功，才避免了被撵出家门做流浪汉的可耻下场。

    汉口沦陷，全家人偕工厂搬往重庆。我父亲考取一所名叫“博学（ERUDITE）”的教会学校念初中，地址在江北区的黄角垭。他从窍角沱的裕华纱厂去上学，每天都要翻两座山坡，走很远的山路。

失败的匈奴

黄角垭位于长江北岸的山坡下，与繁华的市中心隔江相望，那幢著名的黄山别墅就坐落在黄角垭镇外的山坡上。学校后门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山，但是山上有别短枪的警卫站岗，因此学生们只能登上半山腰远远地张望一阵，望见树林间隐隐绰绰的灰屋顶。

    盛夏暑热，有时大人物不喜坐车，就乘滑竿从小路下山，一前一后，跟了七八个随从。总是女的在前，悠悠扬扬；男的殿后，穿青布长衫，兴致勃勃的样子。抗战时候，国家领袖在民众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虽然这种威望主要来自老百姓对国家权力的敬畏和崇拜。委员长似乎并不十分惧怕老百姓谋刺，所经之处也不戒严，行人远远瞻仰，也不会受到鞭笞或者驱赶。因此有一天，一个读初中的少年人突然壮起胆子拉住滑竿，要同大人物讲一句话，大人物竟然同意了。

    “你说吧，我听着。”大人物的声音听上去一点也不亲切。

    少年人开始胆怯了。他涨红脸，结结巴巴问：“我想知道，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原来的家去？”

    “你原来的家在哪里？”

    “在汉口。”

    “重庆不好吗？”

    大人物皱起眉头。少年人觉得大人物的表情同生气一样难看。

    前面的夫人也停下来。她向少年人招手，让少年人走到她跟前。

    “你的话我听见了。”夫人温柔地说，“你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吗？”

    “我们都是。”少年人指着那些站得远远的同学回答。

    “让我来告诉你，你们都会回到原来的家去的，我保证。”

    少年人呆呆地望着夫人，他觉得夫人的面孔生动极了，皮肤透明，泛着柔和的光泽，就跟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一样。他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突然心脏大跳，连告别的话也忘记说，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此后一连几天，他在课堂上神不守舍，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老师怀疑这个学生是不是在偷偷早恋。

    这个喜欢幻想和不安分的少年人后来就成为我的父亲。几十年后，父亲应我的要求把他的记忆日积月累整理成册，并且编上号码，指定由我来继承。

    于是我父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正在写作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主人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