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弟开了个喷绘公司。公司在一座立交桥下。那是座俄式的老楼,大概是三四十年代的风格,高举架宽门窗还有刷着红油漆的木地板,甚至有的房间里还保存着当年俄国人的壁橱和锈迹斑斑的浴缸马桶。不,跟你在《悬崖》里看到的周乙他们家不一样,那是独幢,这是公寓式的一幢楼。不知曾有多少往来于这个城市的国际友人在这里停留而后又奔散。
这楼解放后曾是火电公司的家属楼,如今人去楼空又对外出租给各类生意人。靠街的大落地窗都被扒开改成了门。它曾经的风光已经让立交桥和周围拔起的一片高层压制得尽显破败。我弟则完全看中了它的地理位置和进机方便,想把两米来宽的ColorSpan喷绘机运进去而不敲墙不用吊机,也就得这样的门脸儿。这房子是双开门,很宽,格局也很怪异,一间套着一间,分成三个房间,屋之间的隔墙都不厚,我猜应该是一间大房子被分隔成的,也许当年曾是某个白俄老太太的客厅。最尽头的房间外是个门房通往后院,蓝色玻璃房,看起来也是后做的封闭,俄国人肯定没有把自己圈在玻璃箱里的习惯。即使阳光明媚,在这蓝色玻璃房的遮掩下,整个房间也是阴暗不明,雾气蒙蒙。所以公司的大灯是天天打着。
玻璃门房和最里间那间最狭窄的小屋被当成了仓库,中间是办公室兼卧室,最外间放置喷绘机。
在喷绘机吱哇烂叫的忙碌中,我弟的生意还不错,有时打不点儿就让我过去帮着压个膜裁个版。
这一天下了班我又去帮忙。进了屋,看到公司的员工徐峰一人儿在喷绘机前看着机器走墨,也是一副扬了二正昏昏欲睡的样子,多日连续加班赶活儿在广告公司来说是家常便饭,每一个客户都跟商量好的爷一样,要不不找你,找你就拿你当亲孙子,全是急活儿。我问我弟呢,徐峰无精打彩地抬起了手,指了指外面。“买饭去了。。。。”
这批室内写真要求很严,全部需要压高光膜,我们几个人忙乎到了半夜才将第一批膜压好。徐峰去了最里间的库房睡觉,我弟和另一个设计睡在了外面的机器旁,我在中间合衣而卧。不知是因为满是喷绘耗材的刺鼻气味还是几个小时连续的忙碌,让我睡得很累又很不安稳。我在那张小床上翻来覆去,无法睡实。
恍惚间有人走了过来。脚步声很大。是一个男人,似乎是穿着背带裤和不干净的发黄的白衬衣,而他并不是公司的设计员。他在室内慢慢转着圈,一会儿走到墙角,一会儿又踱到我的床前,反反复复地象是在散步,又象是在寻找着什么,最后他在我的床前弯下了腰,钻到了床底。我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在找什么。
我想到了手上的一串念珠,一遍又遍地念着佛号。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动一动,动一动。。。。突然,他从床底钻了上来,我感到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而我却不能转头看他一眼。我清楚地听到他的耳语,“把东西给我,给我吧。。。”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在我的预想之内,我感觉自己竟然跳了起来,跪在床上从身后用手臂勒住了他的脖子,手里不知道从哪儿多出来一把锋利的刀片,然后,我竟然残忍着割着他的脖子,不顾他的挣扎一刀又一刀,我甚至能感觉有粘乎乎的血流在我用力勒着他的胳膊上。。。。。
“姐!姐!”我突然看到眼前白光一闪,一张清晰的脸慢慢浮现出来。我弟在摇着我的胳膊。“咋地了?”
原来他刚才穿过中间这房间去最里间的厕所,他听到我喉咙里发出的咕噜声和用力磨牙的恐怖声音马上过来推醒了我。
我一头冷汗地坐了起来,“恶梦。。。我梦到我杀了一个人。。。”
如果这也算恐怖,那只能说,太与第一个故事相似了,那就没有讲它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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