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对苏关系上曾走过一段弯路。“九一八”前他统治东北，与苏联毗邻。东北“易帜”后，他曾追随蒋介石反苏，挑起中东路事件。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他率部流落关内，对苏态度开始改变，由反苏逐步转为联苏。1933年他下野周游欧洲列国，曾拟赴苏考察未果。
回国率部参加“剿共”受挫后，杜重远建议他稳定西北，打通新疆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然后抗日。建议张学良走联苏抗日道路的，还有他原来的部下马占山、李杜。“九一八”后，马、李在东北武装抗日失败率部退入苏联，受到苏方接待，后又在苏联帮助下辗转返回国内。他们根据自己在苏联的切身体验和观察，认定苏联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建议张学良联苏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经过马占山、李杜的劝说，他知道当年蒋介石得到苏联顾问，送来两船军火补充黄埔军校，才开始北伐。冯玉样也是得到苏联顾问和二百辆汽车军火，才得以五原誓师。”
其实，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张一人，那些与蒋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有的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并因此而与中共接洽，希望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援助。
中共中央1936年10月26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形：
“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但张学良认为，在联苏问题上他比其他人困难可能更大些，因为他曾在蒋介石唆使下1928年挑起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红军直接作过战；后来他又曾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担心自己难以取得苏联的谅解和信任。张学良觉得，他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才能获得苏联的谅解、信任和帮助。
于是，1936年初他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先后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在与中共代表这两次会谈中，他都谈到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问题。张与周恩来会谈时商定，双方派代表去莫斯科，并约定张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经新疆前往。
1936年8月末，张学良派栗又文偕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助。”栗又文9月下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后，会见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他已知栗到新疆的来意，让栗写一份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报告。
栗按其要求写了报告，并在报告中向苏联提出要求援助的建议。这位苏联教官后来对栗又文说：
“你们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立个兵工厂”，并询问那里的电源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下决心走联苏抗日道路，并作了一系列努力。他当时估计，为抗日而对蒋实行兵谏，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支持。这也是促使他作出对蒋实行兵谏决策的一个外部条件。
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从广播中得知苏联报纸社论内容时感到震惊和愤懑。
12月17日，刘鼎奉张学良命用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向其汇报张学良事变以来的情况时说：
“张学良原以为发生兵谏为抗日，可以取得苏联凉解，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适得其反。张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表情是不满的，可能对我党也有怀疑。接你前一天，他还问我：‘听见了吗？’（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仍然是愤懑的表情。应德田也对我说：‘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
总之，苏联对西安事变和张、杨的谴责，不仅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也使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他后来匆忙释放蒋介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苏联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
楼主: 战斗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4-7-28 15:25
显身卡
发表于 2024-7-28 15:32
哈哈，是的，你看到的只是有些书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怎么不想想，既然他如某些书本上说的这样舍己救人、于国有功，那么，他为什么到死也不肯回大陆来呢？ 
蛮可怜的
被耍了。
